“当我们翻开一个人，会看见风景，当翻开我自己，会看见海滩。所有凝视大海的男人，都不想回家，他们都是尤利西斯。” —瓦尔达

　　在“阔别”中国55年后，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回到了这里。与55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瓦尔达带来了她穿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 每当翻开一个艺术家的履历，不免会生出“人生绚丽短暂”的感叹。作品是艺术家在生活中的“奇遇”，是用多年的智慧和情感凝结成的，等待进入未来的时空。对于八十几岁卓有建树的瓦尔达来说，她的作品好像永远在等待进入未来的时空。

　　“可爱又有活力”是瓦尔达给人的第一印象。她那保持了五六十年的娃娃头，眼睛仍旧清澈而炯炯有神，话语中充满了对艺术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和温柔。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用一种难得的幽默感和年轻心态在对待变化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知又经历了多少个轮回，饱经沧桑的瓦尔达却仿佛一直初心未改。

　　静止与动态的影像

　　阿涅斯·瓦尔达出生于1928年，她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法国人，“二战”时全家人曾避难到法国南方。问起瓦尔达的童年，她并没有谈论太多，她说她的记忆渐渐在消散，不过，“我的‘疯狂’几乎全部来自于童年。” 瓦尔达从小就热爱读书，并且她青少年时期的阅读经验对她后来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瓦尔达被大多数人所熟悉，是因为她的电影，这也是“新浪潮之母”的来源。然而，瓦尔达是一位在许多其他领域也富有成就的艺术家。摄影和装置艺术分别是瓦尔达生命历程的早期和近期所专注的领域。瓦尔达近些年来所创作的装置作品，有融会贯通的气势，融合了她过去所有的艺术创作门类和主题。

　　战争的影响也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瓦尔达对于这段记忆选择避而不谈。“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压抑彷徨的社会氛围中，年轻人开始反抗，开始寻找新的路途。瓦尔达就是在“二战”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一员。从某个角度来说，她是幸运的一员，因为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青年电影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群体就出现在法国，就是所谓的“法国电影新浪潮”。狭义上说，“新浪潮”是以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这些年轻导演为首的，以颠覆的、自创的电影语言和现代主义的手法掀起的电影改革运动。而从更广的社会意义上来说，是整个社会热血沸腾的改革和自由的思潮。这些年轻人并非什么大牌导演，但历史证明，他们当时掀起的这股浪潮是艺术史上的浓重的一笔。

　　电影《短岬情事》拍摄完毕的1955年，瓦尔达刚刚27岁。这部电影早于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大部分电影，更重要的是，瓦尔达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为自己的电影方式命名—“电影书写”(Cinécriture)。用书写的方式去拍电影，用剪辑、摄影机角度、运动节奏，取代文学的字、句、章节。电影不是一个程式、一个套路，它跟情感有关，而且最终归于某种情感感受。这种情感的形状，应该动用一切拍摄的手段去实现，去烘托，而不仅仅限于某种设定的 “电影语言”。这部电影，成为整个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开端，也是瓦尔达艺术之旅的真正开始。

　　1957年，29岁的瓦尔达作为独立摄影师跟随一个考察团从巴黎出发，一路经过布拉格、莫斯科、乌兰巴托，来到遥远的北京。东西方世界的强烈对比把瓦尔达惊呆了。这次中国巡展的重头戏，便是那年瓦达尔在中国所拍摄的作品，以及她在当地所做的私人收集。进入展览，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座“大红门”，红门上镶着的几张大照片，是瓦尔达自己那年在中国的奇遇，她说她忘不了当年的那些孩子，她说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感觉自己跟他们是心灵相通的。她说虽然今天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但不应为感觉的消失而感到遗憾。“中国回忆厅” 展出了瓦尔达1957年中国之行的摄影作品。 瓦尔达说， 其实当年站在中国土地上，心中就已经梦想着有一天作品能在中国展览的情景，没想到过了半个多世纪，它真的实现了，就像是一个正在实现的梦。 她说在记忆消失之前要将它们全部带回中国。 除了瓦尔达的纪实摄影作品外，还有当年瓦尔达一路收集的小玩意儿—布老虎、旧年画、戏剧脸谱，甚至是一些古书和各式玩具。她说当年她看到皮影戏的时候，“简直惊呆了”。 瓦尔达收藏的物品大多是关于儿童的，我们看到她的童心，而实际上，她的这份童心直到现在都没有消失。 面对中国观众，瓦尔达不禁道出她并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会在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些照片，带领瓦尔达又回到了自己的记忆中。

　　在梦中穿梭的电影和装置艺术家

　　在瓦尔达一路高歌的电影生涯中，她创作出了大量具有反思性的作品。瓦尔达成长的年代，也正是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瓦尔达以她的艺术作品为武器，全身心参与其中。瓦尔达的电影，始终关注女性，关注边缘人群。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永远属于新浪潮中的左岸派，永远与贫困者、受害者站在一起。正是这样的立场，让瓦尔达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像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她感性、独立、乐观，永远对艺术探索怀着好奇心，不愿意盲从主流。

　　然而瓦尔达的创作历程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她也会有“边缘处境”的担忧。从1970年代末开始，瓦尔达开始探索一种更为开放的艺术表达方式—装置艺术。然而因为她不愿与博物馆和画廊交流，她的创作渐渐荒废殆尽。直到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为她带来了转机。装置这个对她来说似乎是完全未曾涉及过的领域，实际上为瓦尔达融会贯通自己一生的作品，带来了无限广阔和自由的创作空间。瓦尔达分别运用她早期的摄影术、动态的电影，以及装置艺术中的静物等，创作出了一系列有趣的跨界作品，这些作品，包含和浓缩了她一生对艺术和对生活的挚爱，而且仿佛回归般地，带我们回到了瓦尔达童年的世界、内心的世界。

　　瓦尔达本人十分偏爱一组叫做《乌托邦之薯》的作品，她常常会追问现场的观众作品让他们想到了什么。心形土豆的原型来自于她的电影《拾荒者》，影片中有心形土豆的段落，瓦尔达不仅拍了捡拾这些土豆的过程，也拍了自己照料它们，让它们好好老去的过程。 电影拍完后，瓦尔达不舍得扔掉这些老土豆，她觉得它们顽强地又生出新芽，是不该轻易被毁掉的。

　　于是瓦尔达便再次动用这些老土豆完成了这件她珍爱的作品。 她用了三块大屏幕的形式，呈现心形土豆的照片和土豆正在发芽和老去的照片。而展览现场也有真正的土豆被运到现场展示，观众会看到那些土豆在发芽。也许瓦尔达想表现的，正是芸芸众生像土豆般顽强生存，但却毫无意义。瓦尔达总是用看似轻松和童趣的方式抵达生命的核心。

　　瓦尔达是有海滩情结的。“海滩” 的意向在她的电影和装置作品中不断出现。在名为《海滩》的装置作品里，她尝试图片、影像、实物三者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竖立在展馆里的是一张巨幅的大海的照片，图片下方的地平面是一个录像装置，内容是海浪正在冲刷沙滩的录像，而影像中的海浪冲刷到底正是被运到展馆内的真正的沙子。装置作品《海滩》里地面上放映的海浪录像部分本身是一个电影，是瓦尔达拿着摄影机在海边拍下的海浪运动形式。瓦尔达说：“当我们翻开一个人，会看见风景，当翻开我自己，会看见海滩。所有凝视大海的男人，都不想回家，他们都是尤利西斯。” 瓦尔达的最新电影《阿涅斯的海滩》，更是一部跟随自己的童年回忆拍摄的纪录片。海滩一直是她内心的故乡，在她的装置作品—《海边》、《乒乓、人字拖与露营的营地》中也可以看到瓦尔达对海的挚爱。

　　《努尔穆捷的寡妇》则是关于爱和孤独的。 14位寡妇的采访式纪录片组合成为一面由14段录像组成的影像墙，分别讲述她们的丈夫离世后的所思所想。瓦尔达说这种展示方式带来挑战，因为很少有观众会有耐心把所有的录像看完。“而这不重要，我喜欢挑战。这就是艺术有意思的地方。你跟现实玩耍，现实也会变得可爱一些。”

　　瓦尔达常常说她已经老了，时间会把她带走，而时间会继续前进，然而她说这并不可怕，也没什么遗憾。她也不掩饰她对她的丈夫著名导演雅克·德米的想念。她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想念，来自于对方的“特别之处”(uniqueness)，那些只有当事人自己懂得而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事物，而那些事物超越了爱情和性，烙在时间上向前流淌。她说在那组关于寡妇的作品中，寡妇们说得再多也并不足以表达她们的想念，然而，瓦尔达尽力记录下这些。她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艺术家，我做不了别的什么，只能拍摄。我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些什么。”

　　在年迈的瓦尔达身上，仿佛感受不到任何矛盾了，而是对超越的坚贞不渝。一切变得通透而又天真，这就是瓦尔达。她说：“你就是你自己，不必崇拜我，而我则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找到我自己。在记忆消失之前，我也许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可以记录，我可以跟现实玩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