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或EcoArt)是一种由关注当地和全球环境状况的艺术家创造的环境艺术形式，这个快速生长的新艺术领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艺术家，由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对“生态艺术”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资料表明，在西方语境中，生态艺术这个词出现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指用艺术方法处理与自然生态相关的问题，另一个则涉及形式、政治、历史或社会问题，如社会公正、非暴力和基层民主等。[1]限于篇幅和学力局限，本文所说的生态艺术概念没有这样宽泛，而是基于下面的简单定义：

　　艺术家或普通民众出于艺术创作目的或审美需求，应用原生态媒材或能与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良性互动的人造媒材，在自然系统中创造的具有良好生态功能、有利于治理污染环境并具有公共美学内涵的视觉艺术形式。

　　这样的艺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以人类自我表现为目标的行为，它是以自然元素和自然动力为基本条件，完成的作品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1)可持续的。即具有一定生态机能，可再生或可循环利用的。(2)节能的。即非消耗性的，其工作系统可以自我设计并不断衍生的。(3)有“在地性”。即能呈现地方风土生态特色，具有地方自发性与认同感的。

　　生态艺术的演变过程

　　自然永远是艺术创造的灵感之源，东方艺术家对此似乎尤为敏感。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丝绸和瓷器图案，都能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亲近之情;盆景技艺、园林设计和风水理论则从生命伦理角度表达着人们对自然本质的深刻理解。古人在与自然交往时产生了对超乎人力亿万倍的自然力量的无上尊崇，这是承载神话故事和迷信思想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基础。

　　西方研究者认为生态艺术的早期形态是那些再现性的风景画作品，当艺术家在现场写生时，他们通过仔细观察与周边环境与气候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将这些环境信息仔细记录于他们的画布上。所以“约翰·康斯太勃尔的绘画最密切地表现出天空的性质”。[2]莫奈的“伦敦系列”也表明了艺术家与环境的联系，“对我来说，一个景观不会凭借自身力量产生变化，它的变化出现在每一瞬间，是周围的环境使它产生活力，空气和光线，持续作用于我们的视觉，正是包围着的空气，赋予景物以真正的主体价值。”[3]这样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生态艺术的起源，提供了一种颇具历史感的眼光。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欧洲风景画家无不热衷于精确描绘自然形貌，此后的印象主义画家追求新的表达方式，通过对野外条件下瞬间光线的捕捉，使自然界成为艺术研究的主要对象。

　　美洲大陆有野蛮而壮观的原始生态面貌，刺激着艺术家对自然界的敏感程度，最早到达美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凭借天性描绘他们所见到的奇景。德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在当时被达尔文称为“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旅行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用画笔记录了他在中美洲的旅程;墨西哥画家乔斯·玛丽亚·维拉斯科(Jose Maria Velasco，1840-1912年)以油彩绘制有国家地理特征的山谷和火山;德国画家约翰·莫里茨·鲁根达斯(Johan Moritz Rugendas，1802-1858年)以美洲风景和民族志图像为创作主题，描绘了阿根廷的南美大草原;法国画家吉恩·巴普蒂斯特·德布瑞特(Jean Baptiste Debret，1768-1848年)创作了描述沙滩和里约热内卢的风景的石版画。还有更为知名的哈德逊河画派，不但以准舞台布景方式再现神秘的自然景观，更在文化领域塑造出美国的田园观念;此后一些画家出现在南美洲，描绘马格达莱纳河和热带丛林，这是人类第一次将目光聚焦于这个巨大而美丽的大陆。

　　20世纪以来自然环境被重新定义，其出现在人类眼中的形象不再是青山绿水而是濒临绝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克服自然灾害和警示环境污染成为艺术创作的新主题，创作者不再去描绘理想化的自然景观，而是致力于揭示毁灭中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威胁。随着环境保护机构和法规的出现(空气净化法案(Clear Air Act)出现在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基金(Th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成立于1969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 Peace)成立于1970年，等等)，西方艺术家也开始投身于使地球环境长存永续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作为一种快速生长的当代艺术运动，真正的生态艺术始于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在《艺术和艺术家的泰晤士河和哈德逊字典》(The Thames and Hudson Dictionary of Art and Artists)的Ecological Art(生态艺术)词条中，指出该词汇首次出现在1968年。而那时的生态艺术与一般户外雕塑相像，特别是“定点艺术”(Site-specific art)、大地艺术(Land art)和贫穷艺术(Arte povera)都是使用非传统雕塑材料构造外部环境的工作，也是从那时起，常见的传统雕塑形式开始被认为是过时的及潜在地与自然环境不相容的事物，进而遭受不断升级的否定性批评。

　　1968年10月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1938-1973年)在纽约曙光画廊(Dawn Gallery)组织了一次题名为“大地作品”(Earthworks)的装置作品展览：一堆类似建筑工地垃圾的泥土、碎石、钢筋、毡布和沥青的混合物堆在展厅中央，还有按大小比例依次排列的一排木箱，里边盛装着来自工地的碎石和泥土，墙上镜框中是记录工作现场的照片。观众在这里只能看到作品的原材料—泥土碎石等，而修建于荒郊野外的“大地作品”因为体量超大而难以成为画廊陈列品和商家收藏之物。[4]有研究者认为，该展览为艺术家逃离艺术品市场和现代艺术理论束缚，以完美的姿态远离都市进入野外环境开创先例，是当代生态艺术的最早开端。1969年2月，另一个艺术家和策展人维尔卢比·沙帕(Willoughby Sharp，1936-2008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博物馆(Andrew Dickson White Museum)策划“大地艺术”(Earth Art)展览，其中有展示地球历史的系列录像和众多大地艺术家的作品，展览时住在当地的艺术家戈登·玛塔·克拉克(Gordon Matta Clark)被沙帕邀请帮助参展艺术家在现场完成他们的作品。这些展览开辟了艺术创作的新空间和新的展览方式，所展示物品成为现场工作和观念创意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挑战了艺术市场中的收藏体系。

　　1980年后在德国环境艺术家赫尔曼·普里甘(Herman Prigann，1942-2008年)的推动下，生态景观艺术开始成为城市环境建设中的重要项目。如同西部沙漠中生长出的大地艺术脱离了西方风景画概念，走向生态艺术的城市景观设计也突破了传统的仅仅从视觉角度考虑环境的局限性，激励艺术家去从事延伸到视知觉边界甚至扩展到某个地理区域的综合性艺术创造，这促进了艺术家和观赏者们对生态认识的急速觉醒。同时受到原住民文化保护运动的影响，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生态艺术媒介去理解自然，不但能够产生视觉上的愉悦感，还能获得观赏自然界动态演变过程的独特趣味。1982年美国建筑师、设计师、雕塑家、摄影家、画家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1900-1985年)创造磨溪峡谷工程(Mill Creek Canyon Earthworks)，这是通过工业技术将艺术与生态建设联结在一起的一个二次开垦工程，位于美国西雅图郊外的肯特城，是在96英亩城市公园中占地2.5英亩的景观设计，主要功能是预防洪水侵袭城市，设有一个用于雨季和旱季的储水层。[5]静谧幽深的林木和溪水、形式简洁的蓄水工房和移步换景的路径节点，使之成为结合工业技术与自然生命统一感的精致作品，能唤起人的审美情感与经验。这样的作品似乎表明，生态艺术家不仅希望能在现实中取得实际功效和观众认可，也希望作品本身能够符合艺术自身的意义和目的。

　　从上述发展脉络看，我们可以把生态艺术分为纸上谈兵的“架上”和真刀真枪的“工程”两个阶段，还可以初步判定，传统社会条件下描绘自然景观的架上绘画作品，与现代工业技术条件下的生态艺术工程不是一码事，两者价值取向有不同：传统风景画创作是以人类为中心，视自然生态为创作素材，再现此种生态现象的目的是为表达审美理想;当代生态艺术是以自然为中心，视未曾破坏的生态系统成为最高等级的摹本，艺术活动只是为了更接近该摹本的各项指标，大部分的生态艺术甚至只是为了去除自然环境中的未达标现象。

　　生态艺术的重要案例

　　生态艺术与其它艺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创作目标是恢复自然状态而并非表现人的意志，但早期以土木工程完成的作品，极容易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如罗伯特·史密森在创作《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1969年)时使用一台推土机去刮切湖底，就被认为对自然界造成了相当大的永久性损坏。欧洲艺术家克里斯多和珍妮·克劳德夫妇(Christo and Jeanne-Claude)在澳大利亚悉尼南部的小海湾包裹海岸线作品(Wrapped Coast，1969年)也遭致严厉批评，地方保护主义者认为该作品是对当地环境的一次破坏，尤其是将许多悬崖上的鸟儿套进包裹中更是不道德行为，对此有抱怨的当地居民还剪开织物解救了被困的几个企鹅和一只海豹。随着人们对生态艺术理解程度的加深，此后生态艺术吸取教训，将保护自然原生态环境作为艺术创作的前提，下面一些案例就是其中较成功的作品：

　　桑菲斯特的“原生林”

　　阿伦·桑菲斯特(Alan Sonfist)是上世纪60年代大地艺术运动创始者之一，他的早期景观雕塑始于1965年，其中最出名的《时间风景》(Time Landscape，1965~1978年)位于纽约西休斯顿街角和格林威治村的拉瓜地尔广场的转角处，占地8000平方英尺。艺术家在这个原本覆盖水泥的都市心脏中种植了一片殖民开垦前的树种，为了重塑300年前欧洲人未来此地之前的曼哈顿原始生态面貌，他耗费10年以上的时间进行研究，去南美洲寻找原生树种，复育旧有土壤，填回原有的海拔高度，安置昆虫、石头样本，栽种不同阶段的植物演替等，这一生态艺术项目得到了城市规划人员与社区议会的支持，动员当地居民和学校协助种植，在这一地区产生热烈反响。此举连接了社会、文化、自然和历史，不但有让自然回归都市环境的意义，更有从历史学角度探索自然变迁的新的思考维度，成为城市森林的开创者，也成为这座城市的自然历史纪念碑。

　　克里斯·德鲁里的“巫医之轮”

　　英国环境艺术家克里斯·德鲁里(Chris Drury)的《巫医之轮》(Medicine Wheel)是一个圆形的墙壁雕塑，以向心式放射状线条按不同时区和方位划分格区，如“避难所和篮子”、 “运动变化的节奏”、“发现时间和空间的石刻”、“地球树木之物”等。每个格子中包含一种对应物图像，有自然景观、自然物体和原始工具等，共有365幅图像，每一个图像对应着一年中的一天，相互联系成为能指示时间、周期、季节和地区的紧密构造，如同一个既准确又翔实的年度周期表。他说：“我试图去联结世界上的不同现象。特别是在自然和文化，内部和外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过去25年我的全部工作是关于这些联结，它促使我全力以赴地工作。”

　　理查德德·朗的“短暂”雕塑

　　理查德德·朗(Richard Long)是著名的英国环境艺术家，数十年来他在世界各地旅行，使用在地性的无用的自然材料制作临时性的户外雕塑作品，如岩石、泥和树枝等，因不在自然环境里添加任何人工材料，所以不会产生挥之不去的危害性影响。如《南岸圈》(South Bank Circle，1991年)，就是采用德拉博尔石板在地上铺设了一个圆圈，虽然圆形是一个强制性人工结构，但每一块平直的未经雕琢的石板在表达着质朴的自然精神。另一件《埃文河浮木》(River Avon Driftwood，1976年)也是体现自然秩序的作品，他在河岸上搜集的浮木块按逆时针漩涡状组合，表达河水作用于物体而创造出的自然规则形式。他的创作主题与材料都源于自然，意在表现时空的变化，即使最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毫不在意。

　　斯坦·赫德的“农作物图像”

　　斯坦·赫德(Stan Herd)是创造作物图像(Crop Art)和大地艺术的美国艺术家，他的作品有时候被称为“生活雕塑”(Living sculpture)。他设计好图纸之后，通过种植、收割、燃烧或犁耕完成他的作品，最初的两个作品是160英亩的萨坦塔印第安部落酋长肖像(1981年)和滑稽演员维尔·罗杰斯(Will Rogers)肖像(1983年)。1997年他制作了一幅纪念美国第一个单独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阿米莉亚•玛丽•埃尔哈特(Amelia Mary Earhart)100周年诞辰的农作物图像，安置于堪萨斯的乡村风景中。

　　约翰·戴维斯的“树片”

　　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1936~1999年)是澳大利亚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倡导者，在1970年代早期米拉卓雕塑三年展中，他创造出“在地艺术”(Site-specific Art)新风格。他的大部分作品被称为《树片》(Tree Piece)，是使用厚纸、烂泥，橡胶，绳子，塑料薄膜，集束树枝等，将墨累河河岸上一些树的树干轮换着包扎起来，并任由这些非永久性作品风化和腐烂。他的作品灵感来自澳洲土著艺术，其后期创作更多使用脆弱的如细枝嫩叶等自然材料装配而成，意在凸显自然生命的脆弱。他说：“事实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历程，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众多作品或捐献物会以某种方式相互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高兹沃斯的“脆弱”材料

　　安迪·高兹沃斯(Andy Goldsworthy)是英国雕塑家、摄影师、环保人士，在自然和城市环境中创造定点雕塑和大地艺术，还被看成是现代岩石平衡艺术(Rock Balancing Art)的创始人。使用的材料通常包括色彩鲜明的艺术花、冰柱、树叶、泥土、松果、雪、石材、树枝和蒺藜等。他举例说：“我认为使用花朵、树叶和花瓣开展工作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敢，但是我必须：在工作中不能改变所使用的自然原料，我这样慎重是为了在工作中将自然还原为一个整体。”[6]他通常只使用自己的双手和牙齿以及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工具材料从事创作，不过在他的永久性雕塑中，如《屋顶》( Roof)、《石头河》( Stone River)、《三个石冢》( Three Cairns)、《月光小路》( Moonlit Path)、《石灰石》(Chalk Stones)等，他也雇佣了机械工具和专业石工来完成。他的一个较晚近作品是在旧金山的青年博物馆庭院的入口处，被称为《疲惫的石头》(Drawn Stone，2005年)，是对旧金山时常出现的地震及其影响的反映：几个有巨大裂缝的石头放置在有小裂缝的路面上，这些有裂纹的石灰石成了参观者的长凳，而裂缝是用一把锤子制造出来的，这增加了视觉形式上的不可预测性。使用本地曾经被损害过的固有植被创造生态艺术，也是高兹沃斯的常用创作手法，这样可使更多的人了解植物对栖息地的敏感性。

　　加西亚的河水“染色”

　　阿根廷艺术家尼古拉斯·加西亚·乌里布鲁(Nicolas Garcia Uriburu)在1968年威尼斯双年展中，使用一种在水里合成的微生物色素染绿了威尼斯运河，以此提醒人们警惕海洋污染。此后他在纽约的东江、巴黎的塞纳河以及阿根廷南部的里亚丘埃洛河[7]进行这种染色活动，成为大地艺术创始人之一。1970年他创造了一个在照片上用彩色粉笔着色的摄影蒙太奇作品，通过无限量的摄影方式提高人们对全世界范围内水质安全意识。他还通过绘画为那些濒临灭绝物种和正在消失的栖息地画像，并由此获得1975年东京双年展大奖。1981年他在卡塞尔文献展上用色素染莱茵河，1982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栽种了50000棵树，并与绿色和平组织一起抗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增无减的降解产业对里亚丘埃洛河道的污染。

　　其它案例

　　罗莎莉·加斯科因(Rosalie Gascoigne，1917-1999年)是澳大利亚雕刻家，曾作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性艺术家参加1982年威尼斯双年展，其平静风格的雕塑来自城市垃圾和农村的废弃物。她早期受到传统花卉栽培技术的启发，后来向有严格艺术形式的日本插花技艺学习，通过装配自然物创造艺术，取得很大成就。当代瑞士画家和雕塑家帕特里克·斯代里斯特(Patrice Stellest，1953-)使用废旧物品创造了巨大的装置作品，他通过互动的、直接面对公众的雕塑创造“反式自然艺术”(Trans Nature Art)用以保护自然和环境。约翰·沃尔斯利(John Wolseley，1938-)在偏僻地区徒步旅行，搜集视觉和科学资料后，制作出一个包含复杂视觉和其它信息的巨幅纸质作品。华盛顿特区的玻璃雕塑家欧文·提莫斯(Erwin Timmers)和艾莉森·希格斯(Alison Sigethy)制作环境艺术和绿色艺术，使用不回收的建筑材料和玻璃器皿，以表现挽救工业环境的主题。而20世纪后期最著名的生态公共艺术范例当属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7000棵橡树》(7000 Oak Trees，1982-1986年)，这个动态生长的植树计划出现在1982年的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博伊斯希望通过种植活动来联结人心，并对逐渐远离自然并且缺乏自由想象的都市生活提出警告。

　　生态艺术的当代使命

　　世界范围内生态艺术的蓬勃兴起与当今社会危机有关，当权势、财富和技术成为此时代的主宰力量后，对物质的贪欲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愈演愈烈，乃至造成人性的泯灭和审美能力的丧失。钢筋水泥森林呈现着工业的威严，高速公路和铁路提升了流通速率，无所不在的商业交易原则让人文关爱荡然无存，这样的都市环境不但难以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反而会以强大的异己力量压迫着每一个栖身其中的普通人。正是在这样冷漠和威压的社会背景下，生态艺术才成为人类抵御外部环境恶化的一种文化努力，从形式上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

　　1、通过环境改造项目以解决自然生态系统中出现的环境破坏问题，如将工业废地转换成再生之地，重新规划因人类破坏而失去生态平衡的生存区域等，都是对危机四伏的环境危象的补救措施。这是生态艺术的主流形式，其担纲者通常不会是所谓的“艺术家”而是景观设计师和区域规划专家，他们是生态艺术创作中最给力的实践者。如理查德德·哈格(Richard Haag)在西雅图所作的燃气工程公园活化再生(Gaswork Park)项目，占地19.1英亩(77000平米)，将废置石油工厂整修活化，再利用，成为多彩多姿的公园。这个公园除了达到清理原有污染土地之外，也在社会发展方面结合在地居民合作参与，强调通过艺术创作手段让受污染废弃工厂周边社区再活化，因此其创造的环境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均超过传统的城市美化活动。此外还有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再发展，旧金山湾的海岸复育，西雅图废弃铁路的“铁路小道”(A Rail to Trail)[8]，乔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在旧金山湾垃圾掩埋场再利用而成为地景艺术公园，[9]以及以“绿色奥运”(Green Olympic)为主题的2000年和2004年奥运会，也在强调垃圾掩埋场及河川污染的治理，并且更进一步带向海岸、河川再利用的永续思想。

　　2、通过影像、绘画、雕塑, 多媒体装置、表演等艺术形式，来表达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理解与担忧。这种作品多由视觉艺术家完成，其工作性质虽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生态环境，但也具有传播生态观念、强化社会生态意识的舆论价值。如圣地亚哥艺术家牛顿·哈里森和海伦·哈里森夫妇(Newton and Helen Harrison)研究南斯拉夫的萨瓦河谷环境问题，他们通过请教植物学家、鸟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综合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湿地植物吸收临近农业化肥的污染，打造无污染的湿地长廊的建议，并且通过地图、照片、雕塑、诗歌和表演艺术进一步陈述其主题《景观再造的集体文化想象—我们如何看待水道、森林和自然界》。这件生态艺术作品包括了艺术描述和科学建议两个部分，引发了市政管理机构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对话及此后的实际补救行动。

　　伊恩·麦克哈格(Ian L. McHarg)[10]指出21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创作主题是“修愈受伤的地球”， 提出要对受伤的地球给予关爱与补偿，合理利用或重复使用资源，对遭到破坏的从微小的生活用品到广阔的地形地貌进行恢复与疗伤，标识出公共艺术从塑造都市环境到修复生态环境的革命化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后，景观建筑师们将大地作为创作园地，使用挖土机和推土机作为修复地景的工具，用艺术方式修复和补修矿区地景的“修复艺术”(Reclamation Art)成为一时风气。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修复景观的创作已经超越单纯环境保护的技术层面，而是通过景观转化逐渐与大众生活空间相结合，其尺度之大，范围之广已涵盖相当广泛的景观生态系统。在小规模层面，艺术家们用废弃材料回收再利用作为创作媒材，也被广义视为一种生态化的艺术创作活动。

　　从将美好的原生态景观作为审美对象开始，到致力于修复满目疮痍的现实环境，公共艺术越来越成为救治现实生活创伤作用大于审美欣赏作用的文化偏方。对人类社会而言，生态艺术在人与自然与环境的交互运动中不断改变自身的方向，历经从锦上添花的审美欣赏到雪中送炭的险象治疗的功能转换，以人类精神图像下跌线的方式嘲笑着当今世界的荒诞和无奈。生态艺术的核心理念是强调自然本身是最美的杰作，而人类是脆弱的和易受伤害的。但是目前可以看见和预见的，是攫取自然资源的贪婪行为愈演愈烈，旱灾、水灾、风灾、雨雪灾害日益频发，可再生性资源日渐稀少，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不断涌现。这让一切景观建筑师、环境美化师和关心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艺术家们发现，环境恶化的实际速度远过于我们的想象，在现时代中没有什么超然的人工力量和美学情调能在日渐恶化的生存环境之外独善其身。事实上，有良知的当代艺术家已经无法像传统艺术家那样将艺术创作视为单一的个人表现手段，地球环境不容乐观，人类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因此，无论是与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有更多对话可能的生态艺术，还是在改造环境、修复地球创伤中能尽微薄之力的大地景观艺术，都必然要在困境中勉力支撑，以期让绿地、净水和蓝天重返人间。

　　注释：

　　[1] Maja Fowkes and Reuben Fowkes：Principles of Sustainability in Contemporary Art.2006.Praesens:central European contemporary art review.1，P.5-12。

　　[2] John E. Thornes：A Rough Guide to Environmental Art.Annu Rev Environ，Resour.33，2008，p.395。

　　[3] J. House，Monet：Nature into Art. London，Yale Univ.Press，1986，P.221。

　　[4] Jeffrey Kastner and Brian Wallis, Land and Environmental Art，London：Phaidon Press，1998，P.23。

　　[5] John Beardsley，Earthworks and Beyond，New York：Abbeville Press，1998，P.94。

　　[6] Sooke，Alastair：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London：The Daily Telegraph，2007-03-24。

　　[7] 阿根廷Riachuelo盆地相当于一个污染物的排水沟，建在河岸边的工厂超过3500家，周围分布着13个贫民窟、大量非法的排污管道以及42个开放的垃圾场。

　　[8]“铁路小道”是指将废弃的铁路改造成多用途的共享步道，通常为步行、骑车和骑马之用。

　　[9] 乔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环境美化设计师，主要设计作品有悉尼2000年奥运会规划，西雅图的布赖特沃特废水处理设备，华盛顿和辛辛那提大学总体规划。哈格里夫斯强调“对那些令人类痛苦的地点来说，不管是抛弃，污染，忽视，或三者兼有，都是21世纪的噩梦”。

　　[10] 伊恩·麦克哈格(Ian L. McHarg，1920-2001年)，环境设计师和区域规划专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景观建筑系创始人。1969年撰写《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提出前卫的生态规划理论，还完成了一系列在景观建筑和土地利用规划方面影响广泛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