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没上小学前就知道，天安门旁边有一个“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听我妈妈说，那时她总带我和姐姐去玩儿。尤其是在“五一”、“十一”期间，那儿格外热闹。我对那儿最深的印象也就是“游园会”和“书展”了。我不知是何时，大家把“劳动人民文化宫”叫“太庙”了。我父亲告诉我这地方原来就叫“太庙”，是过去皇帝祭祖的地方。我对这个地点的兴趣开始浓了起来，我后来了解到：“太庙”自溥仪搬出宫后，就再也没有了原来的用途。我知道这是一个有关“父子之间关系”的重要地方，而父子关系在中国又不简单，它也是社会中某些关系的折射和反映，权力的至高无上也一直渗透到了今天。我经常去“太庙”，我知道这个地点在用商业和娱乐改变着它的属性。我看到在太庙大殿前跳交际舞的场面;我看到在这儿有汽车展示会和时装表演;我在这儿看到过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我还在太庙里看过包括博于斯的作品在内的德国当代艺术展，我在1990年曾有一张叫《踢毽儿》的油画儿在里面展过，我记不得那个“中国油画展”中的其他作品了。我的这张画也被连骗带蒙地用600元的低价买走，连个照片儿也没留下。我后来总想将“父子关系”的想法实施在太庙，但其场地租金昂贵无法承受。我直到1998年的一天，冷林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他策划的一个叫“是我”的当代艺术展的时候，我的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我和大家都知道“是我”展的作品都做好了，政府有关部门就是没让开门，我和大家在太庙门外的雪地上等到了天黑，展览还是没展成，这样才有了芝加哥Smart艺术博物馆巫鸿教授策划的名为“取消”的关于展览的展览，我知道我不能将太庙的建筑搬到芝加哥，我做了一个《父子·太庙(偷梁换柱版)》呈现在了芝加哥。这也是《父子·太庙》装置唯一一次与公众见面。我和父亲的影像印在了书的封面上，父亲很高兴，作品给了父亲另一种价值感，父亲将有着我们肖像的展览海报装上镜框悬挂在他的客厅了。

　　1998年的北京为了1999年的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拆大建，很多家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居住几代人的老屋，移居到了郊外。原来四合院中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被公寓所瓦解。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年我在12个不同的地点(我在西四胡同的家中、四合院内、院门口前、胡同里、正在大拆大建的平安大街、后海旁、景山旅游点、天安门前、正在修建的白塔寺山门前、二环路、居民楼、我姐姐与我父母居住的单元房中)，拍摄我的家庭成员(我父亲、我母亲、我姐姐、我姐夫、我外甥女、我妻子和我)等待拍照的录相。实施时是一个照相馆的形式，将此录相投射在墙面上，与真人等大。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我的家庭成员进行选择，并站在其位置，使其影像投射在他身上，两个形象重叠成为新形象，我在现场给观众免费拍照留念，并将照片邮寄给被拍者。观众以此方式进入我的家庭，与我的家进行交流，用特殊的方法合影。他们就成为我家庭成员中的的一员。当时的参与者有百余人。我的家庭成员由原来的7人成为了现在的百余人，我的家庭由一个血缘的四口之家、三口之家和两口之家转换成为非血缘关系的多个四口之家、三口之家和两口之家。随着作品的发展和延续，会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继续加入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成员会不断地增加，我的家庭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庭。

　　12年后的2011，父母都已离去，但他们在艺术中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父亲在2002年离世，那时我的女儿还在我妻子的腹中，父亲知道我将要有孩子，但遗憾未见成面。我们在2011年的大年三十，全家人与父母又在作品《家庭成员照相馆》中团聚，拍摄了一张真正的全家福，一家八口人，以后当我和我姐姐的孩子们结婚生子，这个全家福还会不断地增加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