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摹本《女史箴图卷》有小楷题记八则，存二百余字。此卷不知何时前部散佚，损题记四则约百余字。这些小楷题记的书法气韵淡雅，结体古拙，多用侧锋，保留了较多的晋人风韵和唐人笔法，特别是与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经、写本文书的风骨，较为接近，从而为本卷绘画作品的复制年代提供了参照。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摹本《女史箴图卷》，虽图画和题记均尚完整，但书体纤弱不堪，古意已经荡然。

　　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为唐摹本《女史箴图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使我们对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体的演变，有了新的认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山西大同市(北魏首都平城)东南石家寨发现了北魏早期琅琊王司马金龙及其夫人姬辰的合葬墓，司马金龙卒于太和八年(四八四)，姬辰卒于延兴四年(四七四)，二人卒岁相差十载。墓内出土了石质墓志铭和一组人物故事彩绘描漆屏风，每块木板高81.5cm，宽20.5cm，共有五块，现藏山西省博物院。木板漆画内容采自汉刘向《列女传》，描绘的是帝王、忠臣和孝子、烈女的故事。有专家认为是姬辰的陪葬物。与唐摹本《女史箴图卷》一样，这组彩绘屏风木板漆画也采用渲染和铁线勾描的手法，敷色浓艳，虽尘封地下一千五百多年，仍绚烂醒目。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中的一些构图，如”班婕妤”一则中的肩舆图，与《女史箴图卷》中的肩舆构图十分相近。故有学者认为，《女史箴图》与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描绘的《列女传》人物故事，均为当时流行于贵族之间的绘画题材，二者都是依据当时通行的绘画”粉本”而绘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上还保留了数则墨书文字故事，如”周太任”、 “卫灵公”、”汉成帝”、”汉成帝班婕妤”等，通篇结体宽博洒脱，笔致刚健而不失秀雅，已经基本上摆脱了隶书的书写特征，接近传世的锺王小楷。这种在绘画的旁侧书写说明文字的做法，实滥觞自汉代画像石榜题。仅就朴拙性而言，唐摹本《女史箴图卷》的小楷书，更甚于司马金龙木板漆画的北魏小楷题记。另外，同墓还出土了铭文墓砖(文曰”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以及《司马金龙墓表》、《司马金龙墓志铭》和《姬辰墓铭》的石质墓志，志铭书体与木板漆画榜题的字体十分接近，或出自一人之手。由于雕镂传神，较好保留书写的特征，宛如榜题文字的放大，绝无北魏太和年间龙门造像记文字大刀阔斧、乱头粗服的迹象。风流妍妙，不尽行于江南。而近年来在金陵一带陆续出土的大量六朝时期王谢家族的墓志和砖铭书体，在乱头粗服和写刻草草方面，却与司马金龙墓砖的文字可归为同一范畴。可见刻手对写手的影响，虽然至关重要，而南、北书体的差异，却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南方影响了北方。司马金龙木板漆画的小楷题记，作为考古实物遗存，再次有力证明了清代乾嘉以来兴起的”书分南北派”、”南帖北碑”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巡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