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宋词、宋诗比作是瓷器的外在形式和美感来源，那么宋代理学就可以被称为瓷器内在的品质和气度。宋瓷及宋代文学的审美倾向与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程朱理学的核心是“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1] 在宋代理学家的哲学世界中，“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

　　朱熹说：“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2] 他认为现实是形而下之器，而理是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3] 在他看来，理或抽象的概念是诉诸思维的，器或具体的事物是诉诸感官的。陶瓷，眼可见,手可触，是有情有状之器。而“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4]。 以这样的观点看来，壶能用来盛水，香炉能用来焚香，枕能用来躺靠，都是自然的天性，是无形之理。而宋瓷的工艺学问就是在对“有形之器”和“无形之理”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理则无形，借象显义。纵观宋代各大窑场的各种瓷器，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美。本体“理”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它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依“气”而“安顿”;“物”，是“理”的体现和表象，是“理”借“气”而派生的。我们在谈论中国古代艺术时，常用“气韵生动”一词，对于宋瓷来说，“气”“韵”都是围绕“理”这个核心展开的，通过瓷器的气韵去展现理性之美。

　　宋代陶瓷充分体现了理学思想的精华。成于理，呈于形，能定，能静，能安，能虑，而后能得，是宋瓷的工艺精神所在。朱熹认为：“定、静、安，颇相似。定，谓所止各有定理;静，谓遇物来能不动;安，谓随所遇而安。安盖深于静也。”[1]“‘定’、‘静’、‘安’、‘虑’、‘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节目。”[2]“‘定’、‘静’、‘安’三字难分节次，其实知止后皆容易进。‘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最是难进处。‘安而后能虑’非颜子不能子。‘得’字地位虽甚近，然只是难进。挽弓到临满时，分外难开。”[3]以梅瓶为例，宋代的梅瓶一般高宽比都能达到5∶2，显得修长秀美。不仅如此，瓷工们还在修长的瓶身设计上继续花费心思，于是今天我们会见到这样的描述：梅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圈足。通过这样的造型处理，使瓶的主体重心巧妙地向上移动，形体的最大宽径上提至肩腹过渡处，同时收敛瓶身下部，造成瘦小的胫足和底部，使主体的肩腹与胫部在体量上形成对比，造就了高耸挺拔而亭亭玉立的形态,也使梅瓶成为宋代瓷器造型的标志性风格之一。 定则定，却不凝滞;静则静，却不沉闷;安则安，却不死板;这是宋人的审美情趣的最好体现。不只梅瓶，只要对比一下唐、宋两朝的执壶、净瓶，都会发现这样的差异与特点。

　　宋瓷本身不表现喜怒哀乐，我们不能轻易地看到宋瓷中所透出的感情。宋瓷理性的美，我们通俗地称它为“慢热型”“耐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感在不断地增加。为什么要转向内敛的表达方式呢?美学认为，人很多时候无法欣赏到物体的美是因为看到物体时被头脑中的概念蒙蔽，心中只有概念，反而看不到事物本身的原貌。因此隐情显意，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出瓷器本身的品质，使人能够静心安神地体会陶瓷文化中的原发精神。宋人寇准诗中有一个绝妙的句子：“独坐水亭风满袖，世间清景是微凉。”[4]其中不可名状的韵味，正是来自瞬间的真实感受。龙泉青瓷正有这种意境，不加雕琢，整体以青翠晶莹的釉色触动观者。“天然去雕饰”，少了分对人心的羁绊与束缚，多了分与自然亲近的渴望。吉州窑生产的黑釉木叶碗，碗内完整保留了叶片生命的痕迹，仿佛一块化石，将生命凝固为永恒。各种茶盏即便是暗色调，也不会给人以阴沉的感觉，而是在这种宁静和理性的哲理中透出一种淡淡的喜悦和希望。

　　从本质上说，宋瓷既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精神文化，又是一种建立在世俗人生基础上的物质文化，探讨其精神价值，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掘它对现世生活的启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言：“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1]研究宋瓷工艺精神的目的正在于此。探讨宋瓷工艺精神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现世的启示。研究宋瓷，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它在世界上何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其精神价值到底何在，它是以何种力量作用于从科学研究到艺术创作的全部活动之中的，在人们的认识标准中工艺精神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宋瓷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宋瓷的精神价值首先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宋瓷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我们要研究宋瓷的工艺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纷繁芜杂的哲学流派中，老庄、禅宗、理学等思想对中国陶瓷造物意识的影响尤其重要。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哲学思想并没有涉及陶瓷，甚至好像与陶瓷毫不相干，然而，由于他们的思想触及人类文明与人性异化、人身自由、思想解放等深层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的影响，相对一些技术层面的具体事物，要深远得多。另一方面，宋瓷工艺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贡献也不容忽视。从人类学的角度思考，宋瓷的精神意义虽然不能如同文学等文化现象那样，直接地影响到民族审美，甚至从表面来看陶瓷本身还缺乏深层文化价值，但是由于陶瓷创作本身是从人类的生存实际出发，触及人性的精神价值，并进而以人的需求为依托，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类的性情，因而，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贡献更为深远，相对于一些表面的思辨现象，更能体现事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