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的习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酒的起源，后人已很难考证，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古猿造酒、杜康造酒以及仪狄造酒等传说。不过，饮酒必有酒器，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相比之下，酒器则更易于保存留传。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我国酒器的产生至少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一开始酒器并不是瓷器，而是与瓷器有着密切关系的陶器，例如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蛋壳黑陶杯等酒器，而在大汶口文化中则出土了陶尊、高柄杯等酒器。

　　中国可称为“酒的王国”，品种之多，产量之丰，堪称世界之冠。中国还可称为“喜酒人的乐土”，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饮酒之风，历数千年而不衰。饮酒在中国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所需，更多情况下代表着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所以，在文人雅士中，酒常常伴随着诗歌与书画而发挥奇效。

　　瓷器作为饮酒器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这一时期作为酒器的瓷器都还较为原始，器型也比较单一，主要为尊，当时流行的酒器还是青铜酒器。历秦汉而至魏晋南北朝，瓷器逐渐成为主要的酒器。因为这一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面对腐败的政治局面，士人们不仅无法改变现状，反而会因卷入凶险的政治斗争中而遭受杀身之祸。因此这一时期的士人纷纷逃避现实，崇尚老庄，寄情诗酒。“唯酒是务，焉知其余?”[1]随着生产力的破坏，不可能提供大量珍贵的青铜酒器和制作成本极高的漆器酒具，造价相对较低的瓷制酒器因而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瓷制酒器的造型也更为丰富，包括了壶、尊、杯、注子、温碗等，造型风格也更趋生活化，摆脱了原始瓷器的幼稚，也去除了青铜器的神秘因素。此后，由于中国制瓷业的进步，瓷质酒器就一直占据了中国酒器的主导位置，历隋、唐、宋、元、明、清而不衰。 因此，可以说中国瓷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饮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制瓷工艺的发展会带来酒器的更新与进步，而历代的饮酒习俗也会影响到制瓷工艺的发展。这在两宋时期也许体现得尤为明显。

　　宋代是我国制瓷工艺发展的一个高峰，它继承传统，各种瓷器生产盛况空前，青瓷、白瓷、黑瓷以及釉上彩、釉下彩等制瓷工艺更趋成熟。这一方面固然是制瓷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但其背后也闪烁着饮酒习俗的光与影。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期，基本上承袭了隋唐的酒文化，酿酒技术和酒产量不断得到提高和增加，但是较之前代却又有着自己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酿酒工艺理论的进步上。宋代，我国出现了首部完整体现黄酒酿造精华，并极具酿酒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作为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最高的专门论述酿酒工艺的理论著作，《北山酒经》的问世，使历来手口相传的酿酒工艺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这极大地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增加了酒类的品种，使越来越多的佳酿涌入商品流通领域，成为大众商品之一。同时，宋代经济相对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商业中心，如东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等地，这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饮酒作为一种生活享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求。这样，酒务这一专供人们饮酒的场所更多地设立起来，如在当时的四京就设立了九十四个酒务，其他各州府也都设有各自的酒务。甚至在战争频繁、经济并不发达的沿边地区，由于军队的聚集，饮酒也成为风尚。成书于北宋的《酒谱》是作者窦苹应当时社会对酒类百科全书的迫切需求而编著的。该书引用了大量与酒有关的历史资料，内容丰富而详尽，涵盖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行事、酒的功德、酒的礼节、酒的乱德(酗酒无度)、酒的诫失(诫酒)、酒的神异(有关酒的一些奇异古怪之事)、酒的异域(外国的酒)、酒的性味、酒的饮器、酒的行令等十几个与酒有关的阐述，足见酒在宋代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地位。南宋的《酒名记》则全面记载了北宋时期全国各地一百多种较有名气的酒名，它们大都风雅精致，甚是有趣。这些名酒或属于皇亲国戚，或酿自名臣，或出自著名的酒店、酒库，或来自平常百姓家。

　　造酒理论的大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酿酒工艺的理论研究，一是有关饮酒风俗的著述。饮酒习俗的展开，必然要求有更多的储酒器和饮酒器，而造价高昂的青铜和漆器酒具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然地促进了宋代瓷质酒器的发展。而宋代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鼎盛时期，宋代瓷器颇负盛名，所烧制的瓷制酒器自然受到人们的青睐，这就为宋代制瓷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力。

　　进一步看，宋朝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表面的经济繁荣上，更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上，那就是理学的盛行。以朱熹等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们，不强调外在的事功，而转向对内心世界的探求。而宋朝统治者在立朝之初就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杯酒”在这里的作用非同小可。此后又长期推行“崇文抑武” 的政策，以至于形成了“武功不足，文治有余”的社会环境及相对内敛的社会心态。

　　饮酒的习俗也因此而变，就像当时的诗词书画一样，不再注重大气、质朴、豪迈，而是更加强调准确、细微、韵味和灵巧。这些主要是通过酒器的造型与装饰体现出来，这就对宋瓷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的各大窑场都生产出了这种酒器，且品类繁多，款式各异。其造型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有的质朴大方，从而迎合了社会上的普遍需求，颇具时代特色。比如汝窑盘口酒瓶的莹润、钧窑酒器的“绿如春水初升日，红似朝霞欲生时”及定窑瓷持壶的“粉似玉、白如雪”，无不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此外，宋代人喜欢喝温酒，将黄酒温热后饮用。于是一种壶和碗相配合的温酒壶便应运而生，即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酒壶(酒注子)与注碗的形体要求和谐一致，例如瓜棱酒壶配瓜棱形注碗。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与唐代的酒注比较，这一时期的酒注矮了许多，这是受酒温制约所致，因为酒注过高必然要影响到受热的容积。流的形状由直而曲，长度亦有所增加。这些都是因为人们逐渐改变了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导致酒器的种类和造型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日常生活中的酒具，在南北方各窑口普遍都有烧制，尤其是酒壶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瓜棱壶，形体多变，美观大方。葫芦式壶，以葫芦形做器身，两截壶体中间有束带形曲柄。还有一种提梁壶，小口，球腹，龙首流。半月形提梁壶是耀州窑一种特有的形式。

　　除酒壶外，瓶类样式也十分多，有梅瓶、鹅颈瓶、贯耳瓶、葫芦瓶等，都是宋代常见的饮酒器，宋代梅瓶以挺秀、俏丽而著称。鹅颈瓶，其造型为敞口，细颈，鼓腹，下为小圈足。汝窑中有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是难得的稀世珍品。贯耳瓶是宋代南北瓷窑普遍烧制的一种瓶式。造型淳朴，器底厚重，重心向下，圈足宽阔而矮，具有稳重感。葫芦瓶则是一种造型别致、结构精巧的瓶型。由此可见，宋代的饮酒习俗与制瓷工艺密切相关，其习俗越盛行，饮酒器具的种类就越丰富，对制瓷工艺提出的要求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