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过无数争论的问题，各种解释莫衷一是。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对文化定义的细节追问，而从广义上把文化看成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许是没有疑义的，这也有助于对有关文化的问题更为全面地把握。人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活动，这样文化也一定会打上时空的烙印。从时间上看，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时代性特征，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的活动，因而也就制约着一定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从而使文化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生产力总是在进步、在发展，因而文化也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中。当然这种发展并不是在抛弃已有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全新发展，而是在继承已有文化成果基础上的一种累积性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空间性的特征，人类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空间对人类的影响既体现在对人的气质、性格等方面的影响上，也体现在它所能提供的人们进行活动的物质条件。受此影响，文化也就呈现出地域特征，每个不同的地域空间也因而有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指在一定地域内的文化现象及其空间的组合特征，它的形成基础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由于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而不像时间那样瞬息万变，这使得地域文化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然这种稳定也不是绝对的。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会使地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从纵向来看，当时代进步了，地域性的文化也总会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时代性和空间性相结合的特征。从时代性来看，自夏、商、周至今，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如夏、商、周盛行的巫史文化，春秋战国崛起的理性文化等，正是由于每个朝代的不同文化累积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从空间性来看，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差别也始终存在着，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夷夏之辨，这一方面固然反映着中国人文化保守、自大的心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确实反映了中国文化存在着域性特征。长期以来，人们只是认为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但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不仅在黄河流域，也在长江流域。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存在着两个源头、两个传统，前者是一种理性文化，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巫文化。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就是因为这两个区域不同的地域特征。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条件好，土地肥沃，较适于人类的生活，因而那里的人们能较早地摆脱原始迷信状态，进入理性文明时期。而南方地区则不然，那里地势狭闭，多山林，瘴气弥漫，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人们往往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有神鬼主宰，因而原始迷信思想特别发达，有些地区甚至到了近现代还是如此，这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多有反映。

　　当然，这种南北文化的分野并不是绝对的。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地区的交流也一直不绝如缕，特别是几次比较重要的文化中心南移，比如魏晋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更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也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文化中心在北方的局面，南方的文化开始出现繁荣。而宋朝正是处在五代十国文化中心再次南移之后。

　　宋朝之前，经历了隋唐的大统一、文化的大繁荣，但是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改变了这种状态。北方地区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占据，而且战争连连，因而北方的文化发展受到极大破坏。宋朝结束了南方地区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局部统一，使得南方地区政局相对稳定，加上具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因此南方地区文化孕育着新的发展。宋朝统治者又多重视文治，这些都造就了宋朝文化的发展繁荣。

　　南宋虽偏居东南一隅，疆域狭小，但是仍形成了鲜明的南北地域文化差别。北宋时期的南北方一般以淮河、长江上中游一线为分界。翻开《宋史·地理志》，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

　　京东路：“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1];

　　河北路：“人性质厚少文”[2];

　　陕西路：“其俗颇纯厚”[3];

　　河东路：“其俗刚悍而朴直”[4]。

　　京东、河北、陕西、河东四路在宋朝版图上都位于北方，血性男儿成了北方人做人的准则，因而也产生了许多忠臣义士，这也是与宋代北方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的。宋代的北方与辽、金、夏对峙，北方地区的居民尤其容易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与伤害，长期的忧患意识使他们爱憎分明，所以有着极强的敌我意识和是非观念，当国家面临危机之时，最容易表现出忠义之举。即使是朝廷中的文臣，也不乏这种正直和不畏豪强的精神。宋朝的历史中不乏此类因敢于与恶势力斗争而遭受贬斥的文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北方人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劲勇强悍。《宋史·地理志》中说：

　　河东路：“其俗刚强”[5];

　　河北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6];

　　陕西路：“其人劲悍”[7];

　　京东路：“民性愎戾而好讼斗”[1]。

　　虽然宋代提倡文治，但并不代表宋人都不习武艺。由于宋代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长期处于与别国对峙的状态，北方成为边防重地和战争的主战场。居民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经受战火的洗礼，磨炼出勇于应战的性格。

　　北方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勤劳简朴。北方是农业文明最早的发源地，重视农业是北方传统。北方从土地的富庶程度、水源以及气候方面来说无法和江南地区相比，因此农作物的产量有限，而北方地区人口密集，如果不辛勤劳作、简朴节省，那么物质条件将无法保障人们的生活。

　　与此相对，南方人则几乎是另一种面貌。宋人对于南方的评价多为灵巧轻扬，在人际关系中往往人情淡薄，不如北方人厚道。在身体素质上，南人则更多地呈现出了娇小柔弱的特点，性情温顺，不如北人好斗。这也与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南方地区多江河，这使得南方人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水一样的柔性。宋仁宗年间招募士兵，南方人常常都不能够达到身高标准，军中新添的虎翼兵“自南中选填，材质绵弱，自云不知战斗，见贼恐死”[2]。

　　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称谓，南方人的生活也较北方富裕。这种富庶闲逸的生活养成了南方人相对奢侈的生活习惯，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不惜代价，力求精致。在居室器具方面，即使不是富庶人家，也愿意花出大部分的积蓄来装点门面。饮食上则一定要厚于滋味。欧阳修有诗描写这样的境况：“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3]由此可以看出南方地区对饮食的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