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莹君

　　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七六二)是唐代第七位皇帝。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主，精通音乐，擅长书法，尤擅八分书。其书法丰腴遒美，柔中带刚，『班班犹有祖父之风』。[1]唐玄宗的书法真迹，据《宣和书谱》载，当时御府所藏玄宗真迹共二十五件，其中隶书四件，行书二十一件，而如今仅存的一件行书真迹便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鹡鸰颂》。[2]

　　《鹡鸰颂》卷，本幅行书，纸本，纵24.5cm，横184.9cm，由四纸接成，共四十四行，三百三十一字，每行字数不等，幅末有草书『勅』字及玄宗御押。前隔水绫绢各一段，纵24.8cm，横22cm，后隔水为绢本，纵24.3cm，横11cm。拖尾为纸本，纵24.8cm，横300.9cm，有蔡京、蔡卞及王文治三跋。此帖向来被视为唐玄宗的行书代表作。其内容分为序文和颂文两部分，序文介绍作颂原委，后半部分是颂诗。《鹡鸰颂》旨在颂扬兄弟情谊，唐玄宗借鹡鸰飞鸣时求其同类的本性，愿与自己的兄弟如同麟德殿翔集千数的鹡鸰鸟一样共患难。序言中提到『秋九月辛酉，有鹡鸰千数，栖集麟德殿』，这一场景据考证发生在开元九年(七二一)九月十二日，因此这件作品的完成时间应该在之后不久。[3]

　　《鹡鸰颂》的流传、着录情况及真伪问题

　　《鹡鸰颂》卷上钤『开元』玺(图一)，据米芾《书史》载：『开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书缝;大者圈刓角一寸已上，古篆，于《鹡鸰颂》上见之，他处未尝有。』[4]『开元』玺传为玄宗自书，篆书婉转肥厚，与他的八分书法异曲同工。此帖最早着录于《宣和书谱》，卷上『双龙』方玺、『宣和』联玺、『御书』半葫芦玺，『宣和』小玺、『政和』小玺、『政和』联玺、『内府图书之印』皆属徽宗印鉴，因此此帖可视为宋徽宗宣和内府的藏品。黄山谷曾为《鹡鸰颂》作跋云：『唐太宗妙于书，故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玄宗书班班犹有祖父风，此如长沙王十世后子孙犹似其祖耳。』[5]山谷题跋虽无墨迹、刻本流传，但在许多着录中经常提及。如《清河书画舫》称：『唐玄宗御书《鹡鸰颂》，白麻纸，真迹，结构精谨，笔法纵横，迥出吾家思陵御书之上。后有蔡京、蔡卞二跋，亦妙。其山谷跋已亡矣。』[6]『吾家思陵』指宋高宗，可知此语并非张丑所言，很可能出自赵孟俯。但就历代着录及此卷现存的收藏印来看，北宋以后至元代，此帖的收藏情况不明，直到明代才有相关记载。

　　明初此帖为晋王朱棡所有，前隔水钤晋王府『乾坤清玩』、『晋府图书』二印。明末至清又被吴希元、吴廷、陈定、王永宁、顾九锡等书画鉴藏家递藏，皆有收藏印可稽。顾复《平生壮观》也详细地记录了此帖：『《脊令颂》，白麻纸，字如古钱，真行相间，墨光射人。拖尾则蔡京、蔡卞跋，前双龙方玺、宣和连玺，隔水御书葫芦印，后开元印大敕字下涯字，宣和政和长玺，钤于四角。』[7]乾隆五十八年春(一七九三)王文治在卷后作跋，嘉庆时入内府，着录于《石渠宝笈三编》。[8]

　　《鹡鸰颂》在天宝年间就已经刻石流传，[9]在北宋时犹存王曾(沂公)家，欧阳修《集古录》记载：『当皇佑、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敕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书。』[10]北宋时期，此作亦入《汝帖》，较真迹印本为瘦。[11]到了明清时期，董其昌《戏鸿堂帖》、钱泳《经训堂法帖》皆收入。并着录于《履园丛话》。[12]《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册有《明林佑鹡鸰颂跋帖》，作于明洪武二十年，此跋曾『为指挥方明谦得之』，刻帖上『汝明父』、『新寓』二印与《鹡鸰颂》墨迹本上相同，可见此跋很可能在重装过程中被移走。也就是说，唐玄宗《鹡鸰颂》卷除了遗失黄山谷跋，还有林佑跋。

　　明清以来，不少人认为当日流传的《鹡鸰颂》乃一赝本。万历间詹景凤所见稽文甫所藏《鹡鸰颂》，除二蔡跋文外，还有徽宗题字并元危素跋，他说：『就日光中细阅，《颂》乃双钩廓填，唯三跋是真迹，纸墨皆如新。』[13]晚明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也提到他曾见《鹡鸰颂》伪作，云：『近乃有作伪之夫，只知卖己之奇，……况字既蠢恶，颂序皆不成文理。』[14]张丑则说：『近周敏仲购得一本，乃双钩填墨者，至积时不悟，良可叹也。』[15]又说：『新都吴廷之市书画，大抵以耳为目，尝夸示王逸少《画像赞》、《胡母帖》、虞世南《临乐毅论》、唐玄宗《鹡鸰颂》、李成《寒林图》、米元章《海岱楼卷》，俱属赝本，何异看朱成碧耶?』[16]吴廷所藏《鹡鸰颂》或即今台北故宫本，可见对于《鹡鸰颂》的真伪，在历史上并无一致的认识。而在李日华《六研斋二笔》所收张继孟的一则跋文中，还提到另一件唐玄宗《鹡鸰颂》：『右唐玄宗《鹡鸰颂》，原本在河南程九卿处，绢素已腐蠹，文亦不全，后有吕大防诸跋，笔法固肖，而精爽失矣。』[17]

　　唐玄宗《鹡鸰颂》及其行书风格

　　历代论书者对唐玄宗《鹡鸰颂》给予了很多赞美之词，如董其昌认为：『清劲处高出李北海、张从申数等。落笔便思破庸庸之习，以《圣教序》为戒。』[18]吴其贞称其：『书法雄秀，结构丰丽，绝无山野气。』[19]梁巘也曾说：『唐玄宗《鹡鸰颂》遒厚生动，颇近率更、季海，其顿挫提空处得褚之趣，开米之门。』[20]

　　唐玄宗擅长隶书，其所书八分碑版有《石台孝经》、《纪泰山铭》、《凉国长公主碑》等等。他的隶书以肥美闻名，这对他的行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细观《鹡鸰颂》卷，结构遒紧，笔画健劲，多中锋铺毫，丰腴中秀润逸出。其结字取法《兰亭序》、《圣教序》，如『其』、『清』、『在』、『夫』、『怀』、『为』等字，与大王相近。(图二)可见唐玄宗行书风格主要受到王羲之的影响。然其方斩猛利之处，又不难看出欧阳询的沾溉。然此卷多次出现点画连接犹豫、书写迟缓、缺少行气的现象，特别是在两笔连接处故意提笔或连笔不顺，如『诚』字言字旁，『贤』字上下之间，以及『无』、『矣』等字，引带皆不顺畅。(图三)这也许是不少鉴定家判断其为双钩填墨本的主要依据。无论此卷是写本还是钩摹本，都足以体现唐玄宗的行书风格。它继承了初唐盛行的大王与欧阳询的书风，同时受其隶书笔画肥厚的影响，丰腴肥美中亦有强烈的顿挫和爽利的锋芒，这些都成就了玄宗的个性书风。如『鸣』、『霜』等字的折笔处都有很夸张的顿挫和内擫的姿态，这不仅成为唐玄宗标志性的特点，更影响了后来的一批著名书家。

　　此帖拖尾有蔡京、蔡卞、王文治三跋。蔡京跋作于北宋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四月，蔡卞跋作于同年五月，他们纷纷赞美宋徽宗的《鹡鸰赋》，认为《鹡鸰颂》其文无法媲美徽宗《鹡鸰赋》。王文治跋文中说：『后有宋二蔡跋，虽其人不足重，而书法之精自苏米诸公而下罕有能踰之者，亦可玩也。』然细阅此帖，蔡京的题跋中有几处笔误涂改，如『世』字。(图四)除此之外，其书写犹豫，笔画颤抖，软弱无力，这样的失误或许与书写环境有关，也有他人临摹作伪的可能性。

　　唐玄宗并不以行书见称于世，其行书作品除《鹡鸰颂》外，所知仅两块碑刻：《赐益州长史张敬忠敕》和《金仙长公主碑》。《金仙长公主碑》为徐峤之撰，明皇行书，着录于赵明诚《金石录》。[21]王昶纂《金石萃编》录其拓本，但字面漫漶，存二三百字。[22]《赐益州长史张敬忠敕》在四川青城山，《补续全蜀艺文志》说道：『碑末有大草敕字、十一日字，俱神武皇帝笔，正锋飞舞，法书罕俪，真希世之宝。前有常道观主白遗荣勒字及题，后有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闰十二月十一日云云数行，法皆古绝，但漫灭不可辨。』[23]此刻今日尚存，与《鹡鸰颂》不同的是，其风格更接近后来的颜真卿。

　　唐玄宗行书的影响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鹡鸰颂》在后世影响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吴升《大观录》提及：『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硬牙色阔纹纸本，高八寸，长四尺七寸，字大如核桃，共四十八行，笔法厚重，有唐明皇《鹡鸰颂》姿态。』[24]明言《鹡鸰颂》对杜牧的影响。比较《鹡鸰颂》与《张好好诗》，两帖皆用笔丰腴，结体瘦长，笔画转折处尤为相近，如《鹡鸰颂》中的『周』、『同』、『为』与《张好好诗》中的『见』、『凋』、『忽』等字，(图五)在转折处都有明显的侧顿，杜牧的更为夸张。

　　北宋米芾曾见《鹡鸰颂》真迹，并临摹此帖。元人白珽曾见米芾临本，他说：『况右《颂》笔法结构遒媚，精神骨立，不狃于世习，得自然丰度，亦有元章所不能到者。今截长补短，更觉神韵不凡耳。所谓至宝，必百镕炼而后成者耶。然元章摹书与他人异，元章此帖与他帖异，将来必有肯余论者。』[25]意思是说米芾善于汲取《鹡鸰颂》的长处，陶铸熔冶，方形成个人风格。李日华《六研斋二笔》也记载说：『米海岳绢素临玄宗《鹡鸰颂》，纾缓宏阔，类嵇康《绝交书》，无复平日精悍险策之态』。[26]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米芾曾自觉学习唐玄宗行书的结构特点和遒劲的用笔方式，以得其体度和神韵。

　　赵孟俯的书法和《鹡鸰颂》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虽然此帖在元代时流落民间，但前面已述赵氏很有可能看到过《鹡鸰颂》真迹。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中指出赵孟俯书法与《鹡鸰颂》的渊源：『余尝谓唐明皇《脊令颂》，为赵文敏书法之所本，而苏灵芝之肥俗，则远过季海者也。』[27]此外，明清时期的董其昌、郑鄤、王铎等均曾临摹《鹡鸰颂》，董其昌、王铎的临本(图六)今皆传世。[28]

　　纵观盛中唐书风，以『肥厚』为主流，而倡导这一主流的，便是唐玄宗。据《宣和书谱》记载，玄宗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故锐意作章草八分，意欲摆脱旧学。他的《石台孝经》展现了其雍容大气、丰腴圆润的帝王气魄，堪称为唐代隶书的典范。在帝王的提倡下，一批趋从于唐玄宗的书家纷纷书写隶书，于是，唐中叶隶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唐玄宗的隶书受到唐楷的影响，强调提按与波折，但也因此带来了点画刻板、缺少质朴意味的弊病。故而清代碑学崛起之后，学者们对唐代八分书时有强烈的批评。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唐玄宗不以行书擅名，却意外地给后代书家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从晚唐杜牧到晚明的王铎，这些彪炳书史的大家，竟然都与《鹡鸰颂》有着深刻的渊源，这也是笔者研究此卷之初所未曾料及的。由此，我们对唐玄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便有了新的认识。

　　注释：

　　[1] 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一六七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2]《宣和书谱》第一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三册，第二一○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

　　[3] 侯怡利：《书史互证——〈唐玄宗鹡鸰颂〉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三期，第八二页。

　　[4] 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九七四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5] 同[1]。

　　[6] 同[1]。

　　[7] 顾复：《平生壮观》第一卷《玄宗》，《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六五册，第二一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二年。

　　[8] 见《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七七册，第七九页。

　　[9] 赵明诚：《金石录》第七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第二○四页。

　　[10] 欧阳修：《集古录》第六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第八九页。

　　[11]见《中国法帖全集》第四册，第一○八页，武昌：湖北美术出版社，二○○二年。

　　[12]《鹡鸰颂》也记载于钱泳《履园丛话》第十卷，《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三九册，第一五二页。

　　[13] 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五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14] 安世凤：《墨林快事》第五卷，《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一一八册，第三一二页，济南：齐鲁书社，一九九七年。

　　[15] 同[1]。

　　[16] 张丑：《清河书画舫》第二卷上，《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一五二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17] 李日华：《六研斋二笔》第一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七册，第五七九页。

　　[18] 董其昌：《容台集》别集第三卷，《四库禁毁书丛刊》第三二册，第四八七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9] 吴其贞：《书画记》卷三，《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五五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20] 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五一五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21] 赵明诚：《金石录》第六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一册，第一五四页。

　　[22] 王昶纂《金石萃编》卷八四，《续修四库全书》第八八八册，第五七九页。

　　[23] 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卷十九《大唐开元神武皇帝行书敕》，振绮堂本。

　　[24] 吴升：《大观录》第二卷，《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一七二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25] 白珽：《湛渊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九八册，第一○三页。

　　[26] 李日华：《六研斋二笔》第一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七册，第五七八页。

　　[27]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第四卷，《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一六五册，第七三页。

　　[28] 童衍方：《书家神品董华亭——董其昌临〈鹡鸰颂〉》，《新民晚报》二○○九年一月二一日夜光杯版。王铎临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本文责编：李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