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声

　　先说两件事：其一，最近读一本书，《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是卢梭1749年应法国第戎科学院之征而写的一篇令他心潮澎湃，也令他声誉鹊起的论文。虽然卢梭在文中对时弊予以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但论文最终被评为最佳并获得了金质奖章。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发表观点，认为正是科学与艺术的“繁荣”造成了社会奢侈成风、人心腐败、道德堕落。所以，必须将“重振道德”作为当务之急。

　　其二，记得2006年我在上海美术馆第一次见到吴大羽先生的大型画册，至今难忘。原因不仅仅是那里面一件件颇具超越性的画作，更是因为扉页底图上那封写给吴冠中的信札。吴大羽是与林风眠同时代的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作为油画家，能有如此好的文笔功夫、书法功夫，能有如此全面的旧学根底(事实上这在当时的艺术家中具有普遍性)，不能不让人感动和感慨，心生敬意。

　　这里提到卢梭和吴大羽，再想想今天的书坛，想想“以书法的名义”或者“以艺术的名义”过活的我们，确实有很多方面值得深思。如果从“问题”角度看，当代书坛可谓乱象横陈：“大众化”的发展趋向，过热的书法环境，疯狂炒作的艺术市场，导致普遍性的书坛焦虑心态，在作者、作品、欣赏者之间已然形成了不良的艺术生态和恶性循环。不用说一大批希望通过书法这一途径迅速“致富”的普通作者，即使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也难免无心学术，充分利用权位和媒体的功能，一门心思走市场。技术至上、利益至上的今天，急功近利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文化贬值、学术泡沫化、艺术风气腐败，以及技术经验主义、形式主义泛滥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现实。

　　试想，因为水泥的标号不够，因为钢筋的规格不够，因为施工者再马虎大意一点，那些“豆腐渣工程”是在所难免的。看看我们今天的书坛，是不是也具有很深的“豆腐渣”性质?若将二者做一比较就会发现，“物质”性质的豆腐渣工程，因火灾“烧”、洪水“冲”、地震“震”，都暴露了出来;而“非物质”性质的书法(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并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问题”却不易被“检测”。但是，不易被“检测”并不代表不存在，而其中的缺失注定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假如在初始阶段的积累有所欠缺，习惯于轻描淡写“到此一游”式的“学习”，继而便带着跃动的心情聒噪于展览、活动之间，不注意内在精神的整合与修为，这类书法人群可能不会造成直接的损失和伤害，但实质上的负面效果显而易见。当个体均以是否获得“效益”为追求，当一种本应该健康的书法风气变得污浊龌龊，当所谓的“创作”实际上在浪费物质资源而制造大量垃圾……那么，“以书法的名义”的我们，以及所构成的书法现状和“豆腐渣工程”有何区别?如果杂质泛滥，甚至“豆腐渣”也成为当代书法的潜台词，那么表面化的书法繁荣究竟会是中国文化的荣耀还是讽刺?

　　固然，我们今天的时代与乡野文明相去甚远，但事实是，我们用书法所要阐述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毛笔文化。试举一例：如今所报书画专业的学子，大多经过素描、色彩、速写等西画检验程序才能进入美术院校，这造成了准备高考测试或者分专业时才拿毛笔的现象，这时的练习者已然是二十岁左右的年龄，而学院里倾向于“图像”练习的教学模式，令学子们缺少系统的文辞课程学习。这与自小练习书法基本功、自小便习修诗词的时代相去甚远，与自幼接受最基本的诗性思维和书写能力的锤炼相去甚远。另外，今天的创作家们总习惯于“务实”。只要对“知名度”起作用，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成本，把包装自己作为第一要务。当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当资本、市场、媒体与效益搭讪在一起，当身份、地位与利益合谋，只能落得贻笑大方的结局。

　　然而，我们的理论家总是习惯于“务虚”。很多研讨会变成务虚会，如冠冕堂皇地冠名一个越大越有“号召力”的所谓“主题”，参会者如度假一般前往，很多论文缺少深度和针对性，不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只是匆匆“宣读”的废纸一张。到头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理论家看不起实践者，认为后者肤浅，没文化;实践者也瞧不上理论家，觉得对方只不过靠“纸上谈兵”混饭吃。实际上，真正的实践家都是优秀的理论家。就像是厨师，高级厨师(并非“职称”意义上的“高级”与否)必然也是美食家，没有哪位品味粗糙、味觉迟钝的厨师能够做出上乘的菜品。

　　还说吴大羽。他不仅精通中西绘画，在艺术理念和实践方面也有独到认识和把握，对书法也有较深理解。他认为书法是超物象的，是一种精练的高贵艺术，“更因为寄生于符记的势象美，比水性还难于捕捉，常使身跟其后的造像艺术绘画疲惫于追逐”。这些都体现出多维的知识修养对审美判断的助益。回顾历史上的书画大家，无一不是如此。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孙过庭、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螰、杨维桢、倪瓒、董其昌、徐渭、傅山、八大山人、石涛、金农、邓石如、包世臣、俞樾、沈曾植、康有为，乃至近代的黄宾虹、马一浮、谢无量等等，无一不在实践与理论(或理念)两方面有超越凡常之处。他们既能挥毫书写，又有品位和见地，而且大多有理论著述传世。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应该怎样做?还能做些什么?说到底，必须从“文化”这点上加强其“内在拉力”，毕竟文化是中国书法以及所有中国艺术的核心。实施起来，首先要从点、线、面三方面加以认识、规划和行动。

　　何谓“点”、“线”、“面”?其一，“点”，就是从每一个书法个体出发，去认识、去实践，在个人“自修”上面下工夫。对于个体书法家及其文化修为来说，注定不仅仅是笔法、字法、章法等技法问题，古今中外的艺术理论以及文史哲知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滋养价值。另外，在个人“自修”方面必须明确几个关键点：

　　1. 价值观。马一浮以《周易》中的“确乎其不可拔”来规劝熊十力，事实上二人都做到了这一点：宁可失掉世俗之誉，也决不放弃学术信仰和道德操守。这就是中国传统学人的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理性自觉。没有清晰的理性监督和逻辑自觉，便得不到智性点化和精神指引，那么必然出现大批“盲从”的书法人群和大量“看热闹”的现象。作为书法人，是“读书人耻于谈钱”，还是一面做“艺术家”，一面做经营自己的“推销员”?二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2. 视野。如今，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世界已经变成一个信息丰富又畅通无阻的世界。如果仍是固执地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就很容易陷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境况中去;或者，一味地唯“西方为上”，以西方的审美观、价值观来挑剔自己民族的不足，也是内心缺乏充分自信的表现。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书法需要这样一种视野。

　　3. 超越意识。艺术的宗旨在于创造。创造从何而来?来自艺术家对世俗、对时代的超越精神。从来没有一种新生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但是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意识和艺术行为，结果只能是一潭死水。

　　4. 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但必须建立在很好的个人修为的基础上，否则书法作品只能是徒有其表的一张张“字”，毫无意蕴可言，毫无精神可言。对于一位创作者来说，书法的技术形式、气韵境界和作者的人格修为必须是合而为一的。那种一味地玩弄技术、材料、形式，而欠缺文化内容、欠缺思想内涵的所谓“创作”，注定是肤浅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其二，“线”，就是要计划书法行为的有效“升华”途径和实施方式。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群体以及国家行为，都必须有所计划和规划，并使之有一以贯之的可行性和延续性。比如个体和群体的读书计划、书法练习计划、个人修为计划，乃至国家的文化策略，以及教育、媒体、舆论长期有效的规划等等。就国家行为而言，如果不对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不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书法文化的萎缩就在所难免。那种“打补丁”的方式只能管局部，只能应一时之需，不能具有持久力，不能形成深远的影响。

　　其三，“面”，就是从个体行为到国家行为都必须有所重视，有统一性和一致性。这里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不是要求“排队列”式的整齐划一，而是政策上远见卓识的规划、扶持和包容。在书法界，包括书法教育、理论研究、学术批评、交流活动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改善和加强已经刻不容缓。

　　上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的“联邦艺术计划”(public works of art project)就是一个国家行为的良好例证，它不仅让纽约继巴黎之后成为世界艺术中心，也使美国艺术享誉世界。可以说，包括“教育”在内的所谓的“文化发展战略”、“建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等等，固然属于国家行为范畴，但事实上与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息息相关。

　　卢梭认为，改变现状的途径首先是“本性乃善”的社会个体要扪心自问，再有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塑造不受不良风气影响的社会新人。如果构建原则与意识形态合理，个体则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新能力，由此势必可以保持艺术行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个人而言，《易经》中的一句话是有启示的，“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只有更多的艺术个体晓之以理、行之以道，才能形成由“点”(个体化)及“线”(群体化)及“面”(社会化)的联动。

　　可以说，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时代，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利益至上的时代，面对今天这样一个“豆腐渣工程”泛滥的时代，无论个体和群体，只有敢于直面真相而不自欺欺人，只有打开视野而不盲目乐观，只有认识明晰而又身体力行，我们的书法才有希望。□

　　王东声 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