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一日三餐程式化的饮食，我们实践着程式化的进食方式，这样的进食方式很传统。人类进食采用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流行最广的是这样三种：用手指，用叉子，用筷子。用叉子的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北美洲，用手指抓食的人生活在非洲、中东、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次大陆的许多地区，用筷子的人主要分布在东亚大部。中国人是用筷子群体的主体，是筷子的创制者，是筷子传统的传人。

　　我们使用筷子的历史是何时开端的，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进食的呢，古代是否还采用过其他什么进食器具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应当说并不很困难，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仔仔细细一查，一定会有理想的答案。其实不然，历史学家们并不是不屑于回答这看来似乎不怎么要紧的问题，史籍中确实并不容易找到完满的答案，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但这种努力的收获微乎其微。是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得到了许多古籍中没有载入的重要信息，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古代进食具实物，将我们所要寻求的答案明晰地展示到了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远古时代的人类最初并不知道要凭借什么餐具享用食物，甚至还没有发明任何容器和取食用具，连严格意义的烹饪尚且没有发明，自然也不可能会有规范的进食方式，人们随手将食物取来送达口腔，一切顺其自然。饮食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进步中的人类的进食方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不仅发明了烹饪用具，也创制了一些进食器具。除了仍然有一些至今还在直接用手指将食物送达口腔的部族以外，人们大都或先或后地创造或选择了一种乃至几种进食用具。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将自己所创造或接受的进食方式形成传统保留起来，作为自己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内涵，使它代代相传。

　　由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人使用的进餐用具，主要有勺和筷子两类，还曾一度用过刀叉。这些进食器具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筷子，它的使用至少已有3000年上下连续不断的历史，筷子被外域看作是中国的国粹之一。田野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的餐叉出现在4000多年前，而随着西餐传入的餐叉却只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古代中国人使用餐勺的历史也十分悠久，餐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勺与筷子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进食器具，也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夏民族历史上拥有过世界上各国所常用种类的进食具，在所有以往使用过的进食具中，筷子具有比之刀、叉还要轻巧、灵活、适用的优点，我们的历史曾经淘汰了叉子，现在的许多场合正在淘汰勺子，但筷子依然稳如泰山，一丝也没有动摇。

　　餐勺8000岁

　　中国古代餐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农耕文化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原始农耕时代的先民们，在创造独到烹饪方式的同时，也创造出了讲究的进食方式，制作出小巧的餐勺作为进食具。

　　生活在黄河流域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农耕部落的居民，大都形成了使用餐勺进食的传统。考古工作者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餐勺，有些地点出土的数量相当可观。这些餐勺大都以兽骨为主要制作材料，形状常见匕形和勺形两种。匕形勺为扁平长条形，末端磨有薄利的刃口;勺形的窄柄有平勺，制作较为讲究。两种勺表面磨制都很光滑，用于取食的一端往往还磨出刃口。很多餐勺在柄端都穿有一系绳的小孔，便于携带。在这两种勺中，以匕形勺发现的数量较多，表明新石器时代居民使用最多的是长条形的勺，它的制作比较简便。

　　在黄河流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般都有餐勺出土，其中以磁山文化所见年代最早(距今7000年以前)，磁山文化的餐勺大体都属长条形，最大的长20厘米。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一些遗址中也有骨质餐勺发现，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大量骨器中包括有餐勺27件，它们多用骨片磨成。这些餐勺也是长条形，有的尾端有穿孔。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400年)居民普遍采用骨质餐勺进食，另外还见到一些用蚌片磨制的餐勺。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将餐勺作为死者的随葬品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有些餐勺出土时可以清楚地看出是握在死者手中。

　　距今48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在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地区的很多遗址中，都见到餐勺出土。在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发现较多的餐勺，餐勺大都是墓葬中的随葬品，作为一种必备的日用品放置在墓穴中。在发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餐勺几乎都放置在死者的腰部，看样子齐家文化居民平日里要将餐勺穿上绳索悬在腰际，便于随时取用。

　　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有使用餐勺的传统。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400年前)居民使用的骨餐勺表面磨制光洁，柄部都有穿孔，长度在20-25厘米之间。几件带柄的餐勺，柄部刻有精美的花纹，其中一件刻的是双鸟纹，被研究者们看作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艺术品。河姆渡还出土了一件非常标准的勺形骨质餐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古老的一件勺形餐勺。同时还发现了2件鸟首形的象牙餐勺，勺头扁平，柄部雕刻成鸟首状，这是非常难得的中国史前餐勺珍品。在凌家滩文化中还有玉勺发现，那样式与我们今天的勺子没有太大区别。

　　考古发现的远古中国人最早使用餐勺进食的证据，属于距今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北方的兴隆洼人已经制作出精致的骨勺。古代中国人发明餐勺进食，与农耕文化的出现有直接的关联。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作物品种主要是水稻和粟，分别适宜于湿润的南方和干旱的北方种植。这两种谷物的烹饪比较简单，可以直接粒食，加上水煮成粥饭即可食用。热腾腾的粥饭，特别是半流质的粥食，不便直接用手抓食，需要借用某种中介器具，于是最简单的餐勺便被发明出来了。古代进食方式的确立，与农作物品种和烹饪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史前广泛的粒食传统，特别是粥食方式的确立，使餐勺的出现成为必然的事情。因为有了迫切的需要，于是人们随手检来兽骨骨片或蚌壳，起初也许并没进行修整就用它取食了。后来人们不再满意骨片长长短短的自然状态，于是真正意义的餐勺就制作出来了。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艺水平逐渐提高，餐勺也就变得更加实用、更加精致了。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中原地区仍然承续着新石器时代使用餐勺进餐的传统，不仅继续使用骨质餐勺，而且出现了铜质餐勺。自冶铜技术出现以后，作为进餐用的餐勺也开始用铜打造。中原地区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在二里头文化至殷商时期，骨质餐勺仍然是一种受到普遍重视的进食器具。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王室陵墓中，出土过不少精美的骨质餐勺，总数已达近千件。到了西周时期，骨质餐勺的使用已不如过去那样普遍，考古发现的标本不太多。

　　骨质餐勺的慢慢消失，是铜质餐勺逐渐增多的必然结果。最先出现的铜质餐勺，形制多仿照长条形骨质餐勺。在包括关中在内的中原地区，从西周时代开始，开始流行使用一种青铜勺形餐勺。这种餐勺的特点是，勺头呈尖叶状，柄部扁平而且比较宽大，有的柄上或勺上铸有几何形图案，或者镌有铭文。它们的规格也比较大，长度多数在25厘米上下，有的长达30厘米。在陕西扶风一座窖藏中出土了2件勺形青铜餐勺，它们的年代在同类餐勺中是比较早的。这两件餐勺柄部有几何形纹饰，在勺体上还镌有所有者的名字，有铭文自名为“匕”。

　　西周至春秋时代比较流行的尖叶形餐勺，到战国时逐渐被一种长柄舌形勺的餐勺所取代。这种新样式的餐勺，实际上早在春秋前期就已经定型了，只是使用还不那么普遍，流行的范围不广。在陕西宝鸡市福临堡属于春秋早期的一座秦墓中，就出土了一件这样的餐勺，它的柄部较细，柄尾仍然比较宽大;勺体已不是尖叶形，改为椭圆状的舌形。这种宽柄尾的舌形勺餐勺，还发现于一些战国早期的墓葬，它是西周时代的宽柄尖叶形餐勺向战国时代的窄柄舌形餐勺的过度中，产生的一种中间形态的餐勺。

　　窄柄舌形餐勺，大约在春秋时代晚期就已经定型生产出来，云南祥云县大波那铜棺墓中发现5件这样的餐勺，都是用铜片打制而成，规格大小不等，长度在18.4-28.7厘米之间。这样的勺子有时还以黄金打造而成，与黄金容器配合使用。从战国时代开始，窄柄舌形餐勺成为了中国古代餐勺的主流形态，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虽然在以后的各个时代，餐勺在造型上或多或少有些改变，但基本上没有突破窄柄和舌形勺的格局，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一个问题。许多地点见到的青铜餐勺钧为窄柄，多数为扁平的窄柄，有的制成了棒形的细柄，这就使餐勺变得更加实用了。

　　战国餐勺还采用了漆木工艺，出现了秀美的漆木餐勺。漆木餐勺同青铜餐勺一样，造型亦取窄柄舌形勺的样式，整体髹漆，通常还描绘有精美的几何纹饰。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的一座战国墓中，就出土一件正背都绘有彩纹的漆餐勺。

　　大一统的秦汉时代，人们进餐时使用的餐勺，无论在器具的造型或制作材料的选择上都大体承续了战国时代的传统，考古发现较多的仍然是那种窄柄舌形勺餐勺。引人注意的是，出土的属于秦汉时代的漆木餐勺数量很多，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可以想见当时贵族们的餐桌上很少见到青铜餐勺，漆木餐勺越来越受欢迎。在湖北云梦县发掘的秦汉时代的墓葬中，就出土了不少漆木餐勺。这些餐勺都是圆棒形细柄，通体髹红漆，用黑漆绘有纹饰，柄部绘环带纹，勺面绘行云流水纹饰。

　　汉代在流行漆木餐勺的同时，也使用青铜餐勺。本来在战国时期，最初漆木餐勺是仿制的青铜餐勺的形状，后来漆木餐勺定型后反过来又影响到青铜餐勺的造型。湖北云梦县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青铜餐勺，与同墓所出漆木餐勺形制完全相同。东汉时代的餐勺出土不算太多，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银质餐勺。湖南长沙五里牌9号墓出土银盂银餐勺各一件，餐勺为圆勺形，柄部较短，长度为8厘米。

　　两晋时代的餐勺，在考古中很少发现，具体形制还不是太清楚。到了南北朝时期，青铜餐勺的形制表现出一种复古倾向，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考古发现一种属于这个时期的宽柄尖叶形餐勺，器形与战国时代的同类餐勺十分相似，而与汉代的餐勺明显不同。

　　从隋代开始，细长柄的舌形勺餐勺又出现了。虽然同是长柄舌形勺，但与战国秦汉时代流行的那种相似的餐勺多少有些不同。西安李静训墓就出土一件长柄银餐勺，勺体为舌形，器形比较大，全长29.5厘米。唐代承继了隋代的传统，上层社会盛行使用白银打造餐具，餐勺亦不例外。各地出土银餐勺较多，既有细长柄的餐勺。

　　在辽宋金元各代，除了大量制作铜质餐勺以外，也有不少白银打造的餐勺。在这一大段时期，餐勺的造型基本上承继了唐代细柄舌形勺餐勺的传统，区别仅在柄尾略为加宽而已。宋代出土的餐勺，属于北宋时代的较少，属于南宋时代的稍多。江苏溧阳出土一枚北宋舌形勺紫铜餐勺，柄尾略宽。四川阆中县的一座南宋窖藏中，一次就出土铜餐勺111件。金代的餐勺也有零星出土，以黑龙江肇东县蛤蜊城遗址和辽宁辽阳北园的发现为例，形制与辽代的相去不远，辽阳北园的铜餐勺附加有雁尾饰，规格也比较大。辽宁沈阳也出土了几件金代的青铜餐勺，柄部扁平呈鱼尾形，勺面为花瓣形。属于元代的餐勺，也发现有一些银质的，所见餐勺一般都比较长大。青浦高家台还见到一件牛角质的餐勺，与同出的银质餐勺器形相同。元代铜餐勺在吉林发现较多，可分为尖叶勺、舌形勺和圆形勺3种类型，以尖叶形餐勺数量为多，长度在20-30厘米之间。

　　古代中国人进食使用的餐勺，最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开始制作使用，经历了至少七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新石器时代餐勺的制作材料，主要取自兽骨，而铜器时代则主要取用的是青铜。自战国时代开始，除了青铜餐勺还在继续使用以外，又出现了漆木勺。隋唐时期开始用白银大量打制餐勺，在上层社会，这用白银打制餐勺的传统一直到宋元时代仍然受到重视。在历代皇室贵胄们的餐桌上，还常常摆有金质餐勺。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骨质餐勺以长条形为主，只是在东部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见到少量勺形餐勺。

　　在青铜时代的早期，骨质餐勺的使用还比较普遍，后来青铜餐勺逐渐取代了骨质餐勺。青铜餐勺的使用到西周时期才开始比较普遍，以尖叶形勺头为主要特点，柄部扁平宽大。这种类型的餐勺到东周时代使用还比较普遍，到战国末年才完全被别样的餐勺所取代。大约从战国中晚期开始，餐勺在造型上向着更加实用的方向发展，舌形餐勺取代尖叶勺正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餐勺的柄部也由宽大向窄细变化。

　　秦汉以后，餐勺的制作以小巧精致为流行风格，考古发现的餐勺基本都是实用器。餐勺的质料也逐渐多样化，除以铜质为主外，还有漆木、金银、陶瓷质的餐勺。餐勺的形状，除南北朝出现过宽柄尖叶勺头的餐勺以外，一直都流行窄细柄的舌形勺头餐勺。隋唐宋元时代的餐勺造型已是相当规范，隋唐时代的勺头勺柄稍显宽大，宋元时代的勺头勺柄略为细小，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向。

　　作为进食具的餐勺，在古代的名称或为匕，或为匙，还有其他现在已不详知的名称。在周代的青铜餐勺上，通常自铭为“匕”，这应当是周人对餐勺所取的固有名称。匕是餐勺在古代中国的通名，秦汉以后的文献中，餐勺仍以匕为通称。汉代已开始称匕为匙，《说文》云：“匙，匕也;”《方言》云：“匕谓之匙”，表明在汉代和汉代以后，匕与匙的名称是能够互换的，但比较而言，匕作为专名使用更为广泛一些。

　　在现代社会，匕的古称已经完全消失，我们可以把餐勺称为勺子、饭勺，也可以称为瓢羹、汤匙，还可以称为茶匙等等，既体现有古代的传统，也体现有现代的色彩。

　　东方古餐叉

　　当代中国的城市居民，对于西餐已是非常熟悉，自然是都知道享用西餐应当用刀叉上桌，而且还可能认为刀叉一定是西方人的发明，会因此而对西方文明津津乐道。许多人当然不会知道，其实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餐叉，这个发明完成于史前时代。在历史时代，我们的先人仍然保留着使用餐叉进食的古老传统，只是由于这传统时有中断，餐叉的使用在地域上又不很普及，所以不为我们一般现代人所知晓。

　　青海同德发掘了一处名为宗日的遗址，在属于年代可早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的层位中，意外发现了一枚骨质餐叉。这枚餐叉为双齿式，齿间宽2.6厘米，齿长9厘米，全长25.7厘米。新石器时代的餐叉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出土，多年前在甘肃武威市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也曾出土一枚骨质餐叉，为扁平形，三齿。最近几年在青海乐都县的柳湾遗址和民和县的喇家遗址，也都发现了齐家文化的三齿骨餐叉。

　　这几枚餐叉都出土于西北地区，这倒是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应当说明这里可能是餐叉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餐叉在中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它同餐勺一样，起初都是以兽骨为材料制作而成。到了青铜时代，使用餐叉的传统得到延续，考古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餐叉也多由兽骨制成。如五十年代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就出土过一枚骨质餐叉，也是三齿，全长8.7厘米，宽1.7厘米，齿长2.5厘米。这枚餐叉柄部扁平，和齿部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制作稍显粗糙。

　　在夏商周三代，餐叉的使用情况不是很清楚，各地出土餐叉数量很少。到了战国时代，餐叉的使用在上流社会显然受到重视，考古发现了这个时代较多的餐叉。如河南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一次就出土了骨质餐叉51枚，都是双齿，圆形细柄，长度在12厘米上下，这些餐叉出土时包裹在织物中。在洛阳西工区也发现过1枚类似的骨质餐叉，制作更为精致，柄部饰有弦纹，长达18.2厘米。山西侯马古城遗址也曾两次出土战国时代的骨质餐叉，也都是双齿，与洛阳所见相同，其中有一枚在柄部还有火印烫花图案。

　　战国时代以后，各地出土餐叉实物很少，汉晋时代只有零星发现，唐宋时代几乎没有餐叉出土。到了元代，有了两例很重要的发现。一是甘肃省漳县一座墓葬出土的一枚骨质餐叉，为双齿圆柄，制作非常精致，全长19.5厘米。与餐叉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骨质餐刀，大小与餐叉相仿，两者是配套使用的进食具;一是山东省嘉祥石林村一座墓葬出土的一套餐叉餐刀，刀叉都是骨柄铁质，餐刀残长14厘米，餐叉长15.5厘米。这一套进食具还配有一个竹鞘，鞘间有隔断，分放刀叉，鞘长18厘米。

　　古代中国对餐叉的使用，好象没有形成经久不变的传统，虽然它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但只是在商周至战国时代比较流行，在其它时代使用并不广泛。在古代，作进食具的餐叉并不是单独使用的，与它配套使用的除了餐刀，还有餐勺。例如郑州二里冈同餐叉一起出土的，还有餐勺;侯马故城的餐叉，也与餐勺共存。

　　餐叉的使用与肉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以叉的力量获取食物的，与匕与箸都不相同。先秦时代将“肉食者”作为贵族阶层的代称，餐叉在那个时代可能是上层社会的专用品，不可能十分普及。下层社会的“藿食者”(吃菜的人)，因为食物中没有肉，所以用不着置备专门食肉的餐叉。

　　为了将东西方的餐叉作区别，我们可以分别称作“东叉”和“西叉”。过去我们对古代餐叉的名称不清楚，文献中不易查寻到相关记述。我们注意到，“三礼”中记有一种叫做“毕”的礼器，是用于叉取祭肉的，略大于餐叉。考古也发现过一些青铜制作的毕，长可及30厘米，应当就是文献记述的礼器毕。与毕形状相同，用途也相同的餐叉，在先秦时代名称可能一样，也叫做毕。餐叉在汉代以后的古称，是否仍叫做毕，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古人以为毕是因形如叉的“毕星”而得名，实际上也可能是毕星因作进食具的毕而命名，因为不少星宿都是借常用物的形状命名的。如果这东叉的原名真与天上的星辰有过这样的联系，那它可真是不同凡响了。

　　在古代中国人的餐饮生活中，餐叉在相当的时空范围内有过中断，以致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先人曾经制作和使用过餐叉，还是不时会将与西餐一同到来的西叉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象征。

　　随着西餐的渐入，与西餐一同到来的刀叉与餐勺也充分让人们认识到，它们是享用西餐必备的进食具。事实上，西人用餐叉的历史并不十分久远，他们在三个世纪以前，相当多的人还在直接用手指抓食，包括贵族统治者在内。有的研究者认为，西人广泛使用餐叉进食，是从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开始的，也有人说是始于16世纪，最多也不过1000年的历史。惯用使手指吃饭的西方人，最初在接受叉子时，还经历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有的研究者曾这样写道：当叉子第一次进入上流社会，来到富家名门的餐桌上的时候，许多国王，包括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法兰西的路易十四，还在用手抓饭吃，这位路易十四还禁止公爵们当他的面使用叉子。当用叉子吃饭的拿破仑三世会见用手吃饭的波斯国王时，两人在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把嘴和菜盘子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还有中世纪的一位德国传教士，将叉子斥之为“魔鬼的奢侈品”，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上帝要我们用这种工具，他就不会给我们手指了”。

　　中国人用餐叉的历史已经追溯到了近5000年以前，不过我们没有将餐叉作为首选的进食器具，它实际上是基本被淘汰出了餐桌，这显然是我们有更适用的筷子的缘故。现代中国在引进西餐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餐叉，叉子优越与否，是极好比较的。我们之所以在享用西餐时还在那里不得已举着叉子，完全是因了尊重西人进食方式的缘故，不然，我相信许多食客都会以筷子取而代之，我非常肯定这一点。

　　我们还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中餐西吃”的现象，有人架起刀叉吃中餐，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类似的这种文化融会在我们的邻邦早已经出现，并且成为了一种趋势。不过餐叉是否会在筷子王国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用不着担心，我们对筷子拥有的优势充满信心。

　　筷子的名与实

　　比起勺子和叉子来，国人对筷子有更为特别的感情，朝夕相处，每日作伴，“不可一日无此君”。虽然如此，我们对筷子的历史，却未必人人都能道得出究竟，论说起来就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遗憾了。

　　筷子的古称为“箸”。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上说：当时民间会话有一些避讳的风俗，以苏州一带最为突出，如行船讳住、讳翻，所以要改箸为快(筷)儿，改幡布为抹布。这样一来，叫了几千年的箸就变成了“筷子”。明人李豫亨在《推篷寤语》里也论及此事，而且说当时士大夫也出口言筷子，忘却了箸的本来名称，似乎说明筷子的称呼确实只有数百年的历史。对我们这个最讲究名实相符的民族来说，“筷子”一名恐怕是最不那么名符其实的了。

　　中国古代的箸，由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而论，它的出现要晚于餐勺。自从筷子出现以后，它便与餐勺一起，为人们的进食分担起不同的职掌。

　　虽然箸的形状是那样的小巧，不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古箸数量数量却不小。年代最早的古箸出自安阳殷墟1005号墓，有青铜箸6支，为接柄使用的箸头。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发掘时，在商代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地层里都出土有箸，有骨箸，也有象牙箸，箸面还装饰着简练的纹饰。春秋时期的箸还见于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墓中出土铜箸二支，长28厘米，首径0.4厘米，首粗足细，整体为圆柱形。

　　到了汉代，箸的使用非常普遍，它被大量用作死者的随葬品。考古发现汉代的箸除铜箸外，多见竹箸，湖北云梦大坟头和江陵凤凰山等地，都出土了西汉时代的竹箸。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竹箸16支，各长24厘米，直径0.3-0.2厘米，首粗足细，整体为圆柱形。马王堆汉墓也有竹箸出土，箸放置在漆案上，案上还有盛放食品的小漆盘、耳杯和酒卮等饮食器具。在云梦和江陵汉墓出土的竹箸，一般都装置在竹质箸筒里，有的箸筒还彩绘有几何纹图案。

　　东汉时代的箸，考古发现的大都是铜箸，少见竹箸。湖南长沙仰天湖八号汉墓发现的铜箸二支，长35.2厘米，直径为0.6-0.5厘米，首粗足细，整体为圆柱形。在山东和四川等地的汉墓画像石与画像砖上，也能见到用箸进食的图像，例如新都马家东汉墓出土的“宴饮图”画像砖，图中三人跽坐案前，案上放置箸两双，左边一人手托一碗，碗中斜插箸一双，这表明当时箸的使用已是相当普及。1959年在新疆汉“精绝地”一座房址内，发现有木箸和木匕等，表明中原用箸进食的习惯很早就传播到了边远地区。汉代箸的形状、首粗足细，大体为圆柱形，长度一般为25厘米上下，直径多数只有0.3-0.2厘米。

　　考古发现的魏晋南北朝箸实物不多，不过由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大量绘有用箸进食画面的画像砖表明，魏晋南北朝时用箸也很普遍。

　　隋唐时代的箸考古发现较多，箸的质料有明显变化，很多都是用白银打制的，文献记载唐代还有金箸和犀箸。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银箸，出自长安隋代李静训墓，银箸一双长29厘米，两端细圆，中部略粗。浙江长兴下莘桥发现的一批唐代银器中，有银箸30支，长33.1厘米，直径两端为0.25厘米，中部为0.5厘米。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一批唐代银器上，有箸36支，有的长32厘米，直径0.6-0.4厘米，首粗足细;有的长22厘米，直径0.5-0.2厘米，首部鎏金呈葫芦形，刻有“力士”二字。隋唐时期的箸，大都为首粗足细的圆棒形，亦有首足较细中部略粗者，长度一般在28-33厘米上下，最短为15-16厘米左右，直径一般为0.5-0.3厘米。

　　宋代的箸，考古不少发现。如江西鄱阳湖北宋大观三年墓出土银箸2双，长23厘米，直径0.4-0.3厘米，首为六棱柱形，足圆柱形。四川阆中曾意外发现一座南宋铜器窖藏，一次出土铜箸多达244支，铜匙111件，铜箸长24.8厘米，直径0.6-0.2厘米，首部亦为六棱形，足圆柱形。成都南郊的一座宋代铜器窖藏中，发现铜箸32支，长20.6厘米，直径0.6-0.4厘米，为首粗足细的圆柱形。

　　考古发现辽金元代的箸也不少，如吉林农安万金塔墓中发现的辽代铜箸8支，箸长16-16.5厘米，首径0.4厘米，足径0.15厘米。首端平齐，足部尖细。辽宁建平张家营子勿沁吐鲁辽墓发现银箸1双，长19.9厘米，直径仅有0.2-0.08厘米，是少见的纤细箸。金代的箸，在辽阳三道壕一座金墓中出土铜箸1双，长26.9厘米，直径首足均为0.15厘米，首部呈六角形。元代的箸略有增长的趋势，如安徽合肥的一座窖藏中有银箸110支，其中长25.6厘米的有106支，长24厘米的4支，直径均为0.5-0.35厘米，首部截面呈八角形。

　　宋辽金元的箸，型制比起以往，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大都是圆柱形或圆锥形，也有了六棱形、八棱形，比较重视箸首的装饰。长度一般为23-27厘米，最短的为15厘米，直径一般为0.35-0.2厘米上下。

　　明清两代，箸的形状有了明显变化，流行款式大都是首方足圆形，也有圆柱形的。明代开始有了类似现代这样的标准的首方足圆箸，箸的长度也略有加长。如河南陵宁华岗发现明代木船内存放的木箸一支，长31厘米。又如四川珙县悬棺中发现竹箸一支，首方足圆、满髹红漆，四方头部为银色，长28厘米，上题14字：“江山□高、日月□长，五子□，阿旦沐”。

　　清代的箸，由帝妃使用的箸品可见其豪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御膳房库存金银玉器皿册》记载了当时宫中所用的餐具，其中筷子有：金两镶牙筷六双、金镶汉玉筷一双;紫檀金镶商丝嵌玉筷一双;紫檀金银商丝嵌玛瑙筷一双;紫檀金银商丝嵌象牙筷十六双;紫檀商丝嵌玉镶牙筷二双;银镀金两镶牙筷一双;包金两镶牙筷二双;铜镀金驼骨筷八双;铜镀金两镶牙筷二双;银镀金筷二双;银两镶牙筷大小三十五双;紫檀商丝嵌玉金筷一双、象牙筷十双;银三镶绿秋角筷十双;银两镶绿秋角筷十双;乌木筷十四双。这些筷子用料珍贵，制作考究。清代箸的款式，与现代箸已少有区别，首方足圆为最流行的样式。箸面还出现了图画题词，工艺考究的箸不仅是实用的食具，也是高雅的艺术品。

　　筷子勺子如影相随

　　使用筷子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因为它是世界上所有进食具中最难掌握的一种，两支箸之间没有任何机械性联系，全靠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恰当掌握，辅以无名指的协作，方能运用自如。五指并用的人，我们常常也能见到，儿时养成的就是这样的习惯，《相书》上说“三指用箸者自如，四指用箸者贵，五指用箸者大富贵也”，那是一点准儿也没有的。

　　古代中国人在进食时，餐勺与箸通常是配合使用的，两者一般会同时出现在餐案上。依“三礼”的记述，周代时的礼食既用匕，同时也用箸，匕箸的分工相当明确，两者不能混用。箸是专用于取食羹中菜的，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箸是用于夹取菜食的，不能用它去夹取别的食物，还特别强调食米饭米粥时不能用箸，一定得用匕。

　　到了汉代，餐勺和箸也是同时使用的，人们将勺与箸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墓中。《三国志》记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了一句“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我和你刘备两人而已”，吓得刘备手中拿着的勺和箸都掉在了地上。从这个故事里，我们找到了汉代末年匕箸同用的一个生动例证。汉代以后，比较正式的筵宴，都要同时使用勺和箸作为进食具，如唐人所撰《云仙杂记》述前朝故事说“向范待客，有漆花盘、科斗箸、鱼尾匙”。赏赐与贡献，匕箸也是不能分离的物件，如《宋书·沈庆之传》记载说：“太子妃上世祖金镂匕箸及杵杓，上以赐庆之”，金镂匕箸一定是非常名贵的。就是平日的饮食，对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言，也要匕箸齐举，不敢马虎。

　　在唐宋时代，筵宴上仍然要备齐勺和箸，人们在进食时对两者的使用范围区分得依然非常清楚。在甘肃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图》壁画中，绘有男女9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前准备进食，每人面前都摆放着勺和箸，摆放位置划一，相当整齐，可见勺与箸是宴饮时不可或阙的两种进食具。我们还读到唐人薛令之所作的《自悼诗》，诗中有“饭涩勺难绾，羹稀箸易宽”的句子，将以箸食饭、以勺食羹菜的分工说得明明白白。明代人田汝成的《西湖志余》说宋高宗赵构每到进膳食，都要额外多预备一副勺箸，用箸取肴馔，用勺取饭食，避免将食物弄脏了，因为多余的膳品还要赏赐给宫人食用，将勺箸在古代的分工又一次说得非常明白，这应当是可信的。

　　到了现代社会，正规的中餐宴会在餐桌上也要同时摆放勺与筷子，食客每人一套。这显然是古代传统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这传统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勺与筷子各自承担的职掌发生了变化。勺已不像古代那样专用于食饭，而主要用于享用羹汤;筷子也不再是夹取羹中菜的专用工具，它几乎可以用于取食餐桌上的所有肴馔，而且它也用于食饭，与吃饭不得用筷子的古训背道而驰了。虽然如此，餐勺与筷子在两种进食具之间的那种密切的联系，古今都是存在的。我们还可以断言，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未来世纪的中国还会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