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C·丹托是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也是一位美学家、后现代艺术的批评家。1984年，丹托提出了艺术终结论，这一观点在批评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声誉，也奠定了他在评论领域的学术地位。事实上，艺术走向终结的观点早在1964年的《艺术界》这篇文章中就初见端倪。在该文中，丹托不仅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哲学性的反思，而且对艺术创作与艺术体制的关系展开了深层次的追问。

　　《艺术界》是丹托对同年安迪·沃霍尔在纽约举办的个展的回应。布里洛原本是一种肥皂的品牌，沃霍尔的展览作品《布里洛盒子》正是对这种肥皂包装盒的复制。从外表上看，复制的盒子与商场中作为日常用品的布里洛盒子并没有质的区别，但所不同的是，沃霍尔将复制的盒子放在美术馆展出，并将其当做艺术品来收藏、销售。沃霍尔并不是西方美术界最早使用现成品的艺术家。早在1917年，杜尚就创作了《泉》。既然沃霍尔在创作方法论上并无本质的突破，那么，《布里洛盒子》的意义又如何体现呢?在丹托看来，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将艺术品与日常用品区分开，因为当日常物品能成为艺术品的时候，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实际就模糊了。于是就涉及了另一个问题，一件物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丹托的回答是“艺术界”。所谓的“艺术界”，就是当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由美术圈里的从业者，如博物馆馆长、批评家、画廊负责人、艺术经纪人等共同形成的一种艺术体制与艺术生态。只有在这种新的艺术体制下，在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一件现成品才能被当做艺术品看待。当艺术发展到这个阶段后，艺术品的概念不再完全由形式、风格、语言来体现，而是进入到一个观念化的阶段。那么，《布里洛盒子》的评判标准究竟是什么?丹托认为，“最终在布里洛盒子和由布里洛盒子组成的艺术品之间做出区别的是某种理论。是理论把它带入艺术的世界中，防止它沦落为它所是的真实物品。当然，没有理论，人们是不可能把它看做艺术的，为了把它看做艺术界的一部分，人们必须掌握大量的艺术理论，还有一定的纽约绘画当代史。如果倒退五十年回去，这不会是艺术的。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在中世纪也不会有飞行保险，或不会有伊特鲁里亚打字机消除剂。世界必须准备迎接某些事情，艺术界和真实世界一样。正是艺术理论的作用(近来总是如此)使艺术界乃至艺术成为可能。我大概会想，拉斯科岩洞的画家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他们是在那些墙上生产艺术。要等到有了新石器的美学家才会是的。”

　　也就是说，只有当艺术发展到以质疑自身的本质来作为创作推动力的时候，布里洛盒子才能在艺术界的理论范畴中转变成一件艺术品。那么，什么是丹托所说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呢?丹托认为1960年代正是欧美当代艺术领域各种风格、各种艺术运动大爆发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出现了诸多的艺术流派，如后抽象绘画、欧普艺术、波普艺术、极少主义、新现实主义、贫穷艺术等。它们既强调反传统，也将颠覆艺术的既有本质作为其前卫性的前提。正是基于这种语境，丹托认为，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艺术观念，或者作为线性发展的艺术创作实质已走向了终结。他指出：“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传统艺术定义的不可避免的空洞性乃源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每一个这样的定义都建立在一些特征之上，而沃霍尔的盒子已使这些特征成为与任何这样的定义不相关的了。因此，艺术世界的革命将会抛弃这些意图良好的定义，而不会以崭新的艺术作品为代价。任何想要站得住的定义都必须相应地为反对这样的革命而使自己付出代价。我乐意相信，随着《布里洛盒子》的出现，想要定义艺术的可能性已经有效地关闭，而艺术史也以某种方式走到了它的尽头。它不是停止而是终结了，这是就这样的意义而言的：它已经经过并来到了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它自身的哲学。我的意思是这确实需要艺术世界的内在发展，使其达到充分的具体性，从而使艺术自身的哲学成为一种严肃的可能性。在20世纪60与70年代的前卫艺术中，艺术与哲学突然为彼此做好了准备，而它们事实上也变得相互需要了。”

　　然而，其悖论性也体现在：一方面丹托认为艺术已走向了终结;但另一方面，欧美的艺术创作却异常活跃。很显然，丹托所说的艺术的终结，并不是说艺术本身死亡了，而是说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艺术的叙事方式或者发展轨迹发生了转向。简言之，终结的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艺术史的叙事模式。什么是艺术史的叙事模式呢?丹托认为：“艺术史的宏大叙事—在西方，但最后不单单是西方—就是有一种模仿的时代，后面跟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接着是我们的后历史时代。在这一时代，只要合格，什么都行。每一个这样的时代是以不同的批评结构为特征的。传统的或模仿的时期的艺术批评建立在视觉真实上。意识形态时代的艺术批评的结构则是一种我自己力求摆脱的批评：从特征上讲，它把它关于什么是艺术的哲学观念建立在它所接受的艺术与任何不是真正艺术的别的东西之间的排外性区别上。后历史时期的特点是哲学与艺术之间的方法的分离，这意味着后历史时期的艺术批评必须和后历史艺术自身一样是多元的。”不难发现，丹托将西方艺术史的叙事发展划分成了三个主要的阶段，一个是“瓦萨里的时期”，那个时期的艺术以模仿现实为主;另一个是“格林伯格时期”，这个阶段被丹托称为“意识形态的阶段”，即从模仿现实到回归艺术本体，并崇尚进步、线性的艺术发展观;第三个是“后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多元发展的艺术时代，艺术并不以线性的发展为旨归，而是强调多元的开放性，同时人人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这三个阶段也分别对应着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300年前后开始的，第二个阶段在1900年前后，而第三个阶段则是1960年代。

　　在丹托看来，当艺术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后，不管是“瓦萨里模式”，还是格林伯格的“意识形态模式”就已失效了。事实上，丹托谈到的艺术的终结不等于艺术真正的死亡，“终结”在这里只是一种话语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旧有的艺术叙事方法的结束，而不是艺术创作就此停滞，艺术家就此消失。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的现代艺术进入了后现代主义阶段。□

　　杨光伟 四川西华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