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代表画家以“折中中西”、现实关怀、勇于创新的艺术理念，高举起中国画革新的旗帜，在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的主要艺术活动在广东、上海地区，同时辐射到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地区，在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岭南画派”的流风余韵还一直开枝散叶，绵延至今。

　　对于“岭南画派”的研究，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并且已有不少零星的论文见诸当时的报刊、书籍，但真正将“岭南画派”推向主流美术史圈，并建构其画派研究的理论，则要推迟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岭南画派”在学术界、绘画界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岭南画派”的研究可以说只是一个积累时期。这段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储备，使得后来进入到学术领域的“岭南画派”研究具有丰厚的积淀，而逐渐为美术史论界所熟知和认同。

　　在“岭南画派”研究的美术史学者中，有两人是必须要提的，那就是李伟铭和朱万章。

　　广州美术学院的李伟铭是最早研究“岭南画派”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他的《图像与历史—20世纪中国美术论稿》一文以大量篇幅对“岭南画派”在20世纪前半期广东画坛中的地位、日本绘画对“岭南画派”的影响、新国画理论、美术教育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同时，又对“岭南画派”诸家如高剑父、陈树人、黄少强、黎雄才、关山月、黄志坚等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所研究的范围广涉史料的疏理、考证到画家所处的文化、政治背景的透析、绘画理论的建构、与日本美术关系的厘清、艺术历程的剖析等等方面。如《黎雄才、高剑父艺术异同论—兼论近代日本画对岭南画派的影响》一文以黎雄才早期艺术历程与绘画风格为例，解析其画风受日本画影响及其与高剑父艺术的比较研究等，别开生面地为深入认识黎雄才、高剑父艺术提供新的视角。可以这样说，李伟铭对每一个“岭南画派”个案的研究，都是“前不见古人”的，无论是在新材料的发掘还是观点的更新方面，都为“岭南画派”研究树立起一根标杆，成为了解“岭南画派”必不可少的学术成果。研究“岭南画派”，李伟铭是一座不可绕过的分水岭。此外，在一些学术图录的专论或学术研讨会中，李伟铭教授尚有对黄少强、黎雄才及其他“岭南画派”第二代或第三代传人的研究。他的研究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微观考论，都不是仅仅流于对“岭南画派”史实的厘清、画家艺术历程和生平事迹的考证，而是在以史实说话的基础上，对形成“岭南画派”绘画风格、艺术取向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翰墨因缘等方面做条分缕析的论证，使人们能够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既没有对“岭南画派”过分拔高，也没有刻意贬损，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客观分析与评述。这是李伟铭研究“岭南画派”的突出之处。直到现在，李伟铭无论是考订史实、解析画理，还是在对“岭南画派”的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尚无出其右者。

　　如果说李伟铭在“岭南画派”研究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并且建立起“岭南画派”研究的学术传统、奠定其在学术界地位的话，那么，另一美术史学者、广东省博物馆的朱万章则是在李伟铭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了“岭南画派”的研究视野，在“岭南画派”创始人及其第二代传人的作品风格、学术交游、史实补证等方面另辟蹊径，开拓了“岭南画派”研究的新局面。

　　朱万章研究“岭南画派”的特色在于：一是利用其广东省博物馆供职的有利条件，博览馆藏“岭南画派”诸家作品，在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岭南画派”作品中所提供的史料信息、作品风格、画家交游等方面延伸论述，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岭南画派”及其艺术风格。如《论徐悲鸿与“岭南画派”之关系—以〈文艺因缘〉册为例》便是以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一套徐悲鸿、高剑父、陈树人、方人定、黄哀鸿等人为陈梅魂所作书画册为基本史料，勾勒出徐悲鸿在30年代在上海期间与“岭南画派”交游的艺术历程。二是利用其文物鉴定家身份，对“岭南画派”诸家中书画作品的印鉴款识、画风演变进行疏理，在广泛了解真迹的前提下，对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方人定、苏卧农、赵少昂等人的书画风格及其作品鉴定提出独到见解，为书画鉴藏界提供学术指引。如《高剑父画风及其鉴定》中，作者排列了高剑父不同时期的作品和印鉴款识，归结出特征，指出其书画鉴定的依据，为艺术市场中越来越多的高剑父赝品提供判别指导。当然，以上两点之外，朱万章对于“岭南画派”演变的宏观概括，对第二代传人的资料整理与画风解读，都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岭南画派的百年演进》和《“天风七子”及其画学风格解读》中。其史料与立论均延续了李伟铭研究的学术传统。

　　李伟铭和朱万章以外，岭南地区学者中，广州美术学院的陈少丰、于风、李公明，广州美术馆的谢文勇、陈莹、广东省作家协会黄大德、澳门学者陈继春、香港科技大学傅立萃、香港中文大学高美庆、关山月美术馆陈湘波、中山大学杨小彦等也都有文章对“岭南画派”给予高度关注。岭南以外的学者中，四川师范大学林木、南京学者黄鸿仪、上海学者王中秀、舒士俊、陶喻之、潘耀昌、北京学者郎绍君、梁江、郑工、陈瑞林、台湾学者庄素娥等也都有关于“岭南画派”研究的论文行世。

　　由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及其传人赵少昂、杨善深等人在海外具有的广泛影响，因而在国外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从事“岭南画派”研究者。其中，成果较为丰硕者有美国学者洪再新、蔡星仪、沈揆一、安雅兰、朱晓青，加拿大学者郭适，日本学者西上实、近藤秀实、吴孟晋等。他们研究“岭南画派”的视角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的是，大多从文化背景、画风比较、海外语境等多角度入手，使“岭南画派”研究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岭南画派”作品的不断发现，以及涌现出的新兴的海内外学者，相信“岭南画派”研究如同京津画派、海上画派一样，必将在新形势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婷 广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