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恒，字巨山，晋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官至黄门侍郎。书法宗尚东汉张芝，善作草、章草、隶、散隶四种书体。

　　原文：《四体书势》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象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转注者，以老为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

　　书学释解与分析：

　　中国汉字(书法)的形成与发展是经历了结绳、象形、甲骨文、陶文、铭文、玉器文、帛文、石碑、简牍等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汉字有六种作用，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它们“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表意特殊功能。

　　原文：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莼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书学释解与分析：

　　卫恒分析道，“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他对汉字的结体探索和对书法的用笔用墨之变化，书体的结构体势的方圆守正，线条的曲直巧妙运用等技法都做了分析说明。认为其书法表现为奥妙无穷，即“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他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具有的发展空间。

　　原文：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日邈所定乃隶字也。

　　书学释解与分析：

　　周宣王的时期，史官史籀写有大篆书十五篇，到了诸侯掌权，各地方文字不同。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政都使用了史籀大篆，并经过了省改后，成为了小篆书体。后有衙吏程邈对大篆进行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的修改，使其逐渐成为隶书。

　　原文：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为侍中、中郎将，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势》云：

　　书学释解与分析：

　　自从李斯等改变了大篆书体，就出现了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八种，谓之“八体”。王莽时，改定古文，又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书。到了汉代许慎撰写了《说文解字》，是以篆书为体例。汉建初时曹喜也擅长篆书体，汉末中郎将蔡邕喜爱篆书，采用李斯、曹喜之法而成，“为古今杂形”，又写书论《篆势》。

　　原文：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激，鹰踌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翾翾。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近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彬彬其可观。摛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书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

　　书学释解与分析：

　　蔡邕《篆势》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并做了分析说明，指出自然界万事万物之现象与书法汉字的关系。其二是“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篆书在秦时，是以小篆体为主，由于“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因而，就被书写简便，笔画省略的隶书取代。有梁鹄和邯郸淳两人书写较有影响，“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两人各有所长。其中，鹄之弟子毛弘的书法影响最大，被广为效仿。之后，魏时钟繇的隶书、小楷也盛行于世。

　　原文：

　　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簴设张，庭燎飞烟。崭岩嵯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伫思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书学释解与分析：

　　隶书产生受自然中鸟迹的变化影响，但确是要“厥用既弘，体象有度”，应将作者的审美感恰到好处地或比较准确地体现在书迹中，“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也就是说，隶书艺术表现要灵活处理，“随事从宜”，即伴随书法家之心境而写书，也会同样有“无法之法”的妙用。书法家“奋笔轻举”，才可“错落其间”，产生书艺美感。

　　原文：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势》云：……

　　书学释解与分析：

　　汉代即有草书，最初是由汉简发展而来;后有崔瑗、崔寔都有影响，东汉张芝非常勤奋，与崔瑗比肩，如“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书写用功颇深，又必以楷书为法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可以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