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生命的减法，且是彻底的减法，因为佛性本具，不假外求，而生命之所以颠倒，正由于众生心外求法，遂使生命在二元分割的世界里追逐攀缘，而要斩断此攀缘。乃不能只如世法所言般破邪显正，更得正邪齐扫，才能真正契于一如。所以达磨见梁武帝，武帝以“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相询，达磨却直接回以“并无功德”一语，武帝不解，再问何谓“圣谛第一义”，达磨再以“廓然无圣”回应。毕竟有圣就有凡，在对待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求得究竟的解脱，只有“两端俱坐断”，才能“一剑倚天寒”。

　　超凡入圣是宗教本分事，禅也一样，但正由于凡情易遣，圣境难舍，禅门公案中乃多呵佛骂祖之举，而在“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两端俱坐断之外，往往还特别标举“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以此，《临济录》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道流!尔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

　　临济这一“杀”，是“破”，是“不执”。唐代有大居士—一家坐脱立亡的庞蕴也说：“护生须是杀，杀尽始安居。”以此，祖师为破圣执，乃常举“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何况经典!经固为佛金口所宣，毕竟仍在有形有相的文字中转，可世人却总在此寻文求义，终致头上安头。为破此障，梁时傅大士就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梁武帝请讲《金刚经》。士才升座。以尺挥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圣师曰：“陛下还会么?”帝日：“不会。”圣师曰：“大士讲经竟。”

　　《金刚经》是佛家谈般若的重要经典，讲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世人解《金刚经》却总不厌其烦，恰与经中所示背反，而傅大士则以行仪直示经中境界，乃成一段佳话。

　　可惜，佳话归佳话，真能如此彻底破执著者，毕竟为少数。所谓“百无禁忌”，其实是真正大悟者才得的风光。也如此，梁楷所画《六祖撕经图》，六祖形象才非一般印象中的樵夫，而是杀活自在的行者。

　　梁楷的禅画具有最典型的禅艺术特质，笔法简捷，画中人物都有着鲜明的生命风光。而相较于《泼墨仙人图》的无修无整，《布袋图》的畅然随缘，《李白醉吟图》的一朝风月，《六祖撕经图》所显示的，则比较是修行的锻炼、示法的拈提，呈现禅师的作略，笔触顿挫转折也更有力。

　　梁楷能从不同面向凸显禅家生命风光，他在同为标举“只破不立”的另一幅六祖主题作品中，就显现了不同的处理。相较于《六祖撕经图》中的不羁形象，《六祖破竹图》中的六祖则回归为樵夫的角色，此图是从生活直接拈提，意在执著之解，若能从本源入手，即能如破竹般，一路消解。而从破竹此日常事着墨，就有“运水搬柴，无非大道”之意，画风自须平实贴近，因此在造型之外，笔法也不似《撕经图》般凌厉。

　　凌厉不得不然，以此方可扫圣，云门文偃在此有知名的禅语：

　　问：“如何是佛?”

　　师日：“干屎橛。”

　　橛是薄竹片，唐时纸仍昂贵，庶民乃削薄竹片在大解后揩净。至晚间再沐浴洗身，此竹片即谓之屎橛，置久而干之，臭更不可闻。云门以干屎橛说佛，正乃臭不可闻之谓，而以实物举之，以天下之至卑破天下之至尊，就有着禅直取生命境界的机锋。

　　神圣之破，总易于对人而难于对己，宗教间的相互贬抑即是一例。但禅不然，他杀佛杀祖，正认识到只有从己身下手才能彻底。而相对于云门干屎橛之答，现代艺术就有着这种禅所不许的误区。

　　许多人说杜尚受禅之影响，的确，杜尚对传统艺术观念之破，确是一种解放。可惜的是，近百年来，多少现代艺术家却又将杜尚之作神圣化，津津乐道他的作为，恨不能从各种角度将之作圣义解，结果是破了传统，却让杜尚或现代艺术变成了另一个神圣，反倒是杜尚本人，创作之后悠游人生，多少还体现了一定的禅意。而在禅门，自云门以干屎橛答问后，后世禅子则早将此公案放下，顶多只在禅门行仪中提及，毕竟，干屎橛是云门之事，与你何干?

　　破，是不执，不一定有严厉的外相，只是《六祖撕经图》取的是南禅精神。撕经在禅家多有，但在六祖意义更不同，他听人诵《金刚经》有省。于是安置老母，往黄梅五祖弘忍处求道，弘忍印可他后。以《金刚经》付嘱，所以他表相上还有所依之经典，只是此依，必然是“应无所住”。

　　无所住其实才是最终的破，因为连破都已不执。六祖的真身现仍在广东韶关的南华寺，形貌如生，是在温厚中显其智慧的行者。而梁楷的六祖则从六祖一脉发展而出的南禅立言，从六祖的再传弟子马祖道一之后，黄檗希运、南泉普愿、临济义玄以降，宗风愈见严厉，虽缘于我执难除、法执难破，不得不然，但也因此成为禅宗最突出的形相，所以梁楷如此画之。

　　禅举“只破不立”，正因由此乃得“照破山河万朵”。但谈“破”，若不能从无住入手，乍看之，就分不清后世狂禅与真实行者之间的分别了。

　　(摘自《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