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 Yun, a famous sinologist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ha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developing seals scripts which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writing styles. The paper described the his academic views, writing in seal scrip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who wrote in seal script argued that Zhu Yun had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developing seals script.

　　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先后任武英殿编修、会试同考官，以及顺天乡试同考官、福建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三十八年(1773年)出任安徽学政。后供职于四库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出任福建学政。卒于京师。著有《笥河文集》十六卷、《笥河诗集》二十卷。朱筠在任安徽学政时校刊了《说文解字》，同时又提议开馆校书，使四库馆得以开设。

　　一.朱筠的学术观念与写篆行为

　　1.朱筠的学术观念

　　朱筠是乾嘉之际著名汉学家，于学无所不窥，“解经宗郑孔，而兼参宋元诸儒之说”①，“至于文字训诂、象数名物、经传义旨，并主汉人之学”②。当时的汉学重镇有两个，一为扬州，一为京都，“京都主要由朱筠主持风会，汉学名士来京者几乎无不高谈阔论于其椒花吟舫”③。因训诂考据是治汉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考据重在将文字、金石与文献典籍相互参证，所以朱筠极为重视文字学与金石学。

　　文字学方面，朱筠认为“经学本于文字训诂，又必由博返约”④，“读书不可不识字”⑤。因《说文解字》是治汉学的基础，是汉学家必读之书，所以朱筠在出任安徽学政时校勘了《说文解字》并广布学宫，其自作叙云：“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关防来安徽视学，……病今学者无师法，不明文字所由生，其狎见尤甚者，至于‘ ’、‘谄’不分，‘鍜’、‘锻’不辨。据旁著处，‘適’内加‘商’，点画淆乱，音训泯棼。是则何以通先圣之经，而能言其意邪?既试，岁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举许君《说文解字》旧本重刻周布，俾诸生人人讽之”⑥。同时他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殷勤”⑦。金石学方面，朱筠认为“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证经史之 所在”⑧。金石文字“历久如新，一可宝也;篆隶变革之源流，瞭然可见，二可宝也;名物杂陈，词义典贵，可以翼经传注疏家言，三可宝也;轶事无传，史篇多误，断碣残碑，恒资考证，四可宝也”⑨。所以朱筠极重于访碑，每到一处必“披剔榛藓，搜集金石遗文”⑩，“生平所过郡县名山水，凡足迹可及之地无不至。至则访摩崖旧刻、古刹残碑，不惮扪萝剔藓，每得唐以上物，辄狂謼宾从，共往观之”。不仅如此，他还常嘱托朋友为访碑刻，“遇亲故宦游四方而来见者，必属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贞石，子行必为我求之”。朱筠在出任安徽学政时，得金石遗文三百余通，刻《安徽金石志》三卷。生平访碑，聚至千种。

　　2.朱筠的写篆行为

　　朱筠认为读书须先识字，“字体定窥篆籀始”，所以他对古篆籀情有独钟。朱筠的诗文集中有许多赞美古篆籀或借古篆籀赞美自然景物的诗文，如“众人不解字，俗书昧古籀” ，“秦人尚识仓颉面，后死夜鬼偏挥锤。天子八龙走神篆，斯翁叹绝今何之”，“君家屋前看天都，炼丹台灭轩辕书。峰峰似有古篆迹，溜痕屋漏痕不如。……在昔缪篆偶试之，汉庭官私印得手”。朱筠不仅精于篆书，而且喜在日常书写中参以篆书字形，他曾自言：“我亦喜注虫鱼人，老写六书尊许君”。朱筠弟子李威《从游记》载：“六书之学不绝如线，近代著作家，或以楷画效篆体为书，盖楷法难明仓史遗意，往往从类不分，故不得不杂篆法，为之波折纵横，并出新意。先生深病学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叙刻《说文》，推论原委，有半讹全讹之叹。故亦喜为此书，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见者辄不能句读。先生尝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制字意耳’”。孙星衍《江声传》亦载：“世人訾朱学士筠，及江征君，作字兼篆体。盖少见多怪耳。……自隋已前，刻石皆篆隶行楷相杂，如朱学士及江征君书者，不知凡几。盖博考以证吾言之不诬”。由前面资料可知：一、朱筠深病“不明文字所由生”者;二、朱筠写篆书是出于其学术追求，“欲得古人制字意”;三、朱筠篆书“尊许君”，较为醇正，“古趣盎然”，不同于“楷画效篆体为书”者;四、朱筠日常书写中杂以篆书字形，“作字兼篆体”。

　　朱筠的一帧传世篆书对联对我们解读朱筠提供了方便。对联内容为“曾探赤壁黄山胜，宜与梅妻鹤子游”，落款为“乾隆丁酉秋日大兴朱筠”，下钤两方白文印，一为“朱筠□□”，一为“笥河”。上联指出他曾游览赤壁、黄山的美景，下联指出他志在林泉的隐逸思想，对联的内容总体上与朱筠的性喜山水，喜爱闲云野鹤的生活情趣相吻合。就形式而言，这副对联的用笔方圆兼备，极为厚重，又极为稳定。其字形方整、肃穆。总体平和雅静，透出较多的学者的气息。从用笔与字形上看，其篆书当是根基于二李篆书、《石鼓文》，再参以汉碑额与秦汉印文。然而他的这类的极为纯熟、浑穆的篆法在乾嘉之际无出其右者，直至晚清吴大澂、黄士陵的金文篆法方臻此佳镜。从落款看，其书写时间是“乾隆丁酉秋日”，即公元1777年。朱筠殁于公元1781年，显然这幅对联是书于其晚年。然而莫家良先生在《江声写篆与乾嘉学者的篆书》中却将此联定为1747年。非是。应为1777年。1747年是乾隆丁卯年，1777年是乾隆丁酉年。莫先生错在将落款的“丁酉”误判为“丁卯”，主要是因为联中“酉”字采取了篆书的写法。“酉”与“卯”的篆书字形极为接近，“酉”仅在上面比“卯”多出一横画。“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酉，就也。八月。……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见《说文》)。作者用“酉”的篆书字形是为与后面的“秋日”相呼应，这正体现了朱筠的读书不可不识字的学术观念。再者，丁卯年时，朱筠年仅18岁，不可能作出如此纯熟的篆书，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其落款虽仅为十个字，却有 “乾”“隆”“酉”“秋”“兴”等五个字是参以篆书字形，这与前面孙星衍所载的“作字兼篆体”及后面朱珪所言的“参以六书”的说法也较为吻合。

　　二.朱筠与写篆者的交游

　　朱筠不仅自己擅于写篆书，而且其身边有一群擅于写篆者，如朱珪、洪亮吉、桂馥、孙星衍、“六君”等。

　　朱珪(1731-1806年)，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大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士，官至大学士，晋太傅，谥“文正”。著《知足斋集》。其篆书为冰斯一路。朱珪为朱筠叔弟，与朱筠并称“二朱”。“珪与先生同笔砚者四十年，中间别离者不过十年耳” 。朱筠殁后，其诗文由朱珪审定校勘。朱珪为序曰：“先生之遗草，几于龙蛇蟠屈，又参以六书。然珪于先生归道山后，辛酉之春，珪卧床箦者两月有余。夜半为兄校雠，无一字不能辨识者。尝自叹使后死，无珪则先生之集，其不为别风淮雨，鲁鱼、豕亥者，几希”。

　　洪亮吉(1746-1809年)初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人。工于骈体，长于舆地之学。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科举榜眼，授编修。其篆书宗冰斯，用笔略厚重。洪氏与黄景仁同入朱筠的安徽幕府。朱筠在致钱大昕书云：“甫到江南，即得洪黄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朱筠与洪亮吉、黄景仁、章学诚等曾同游采石矶太白楼、青山。皆有诗作传世。洪氏在幕中实现了学术的转向。洪氏后来又曾到朱珪门下。

　　汪中(1745-1794年)，字容甫，江都人。精于史学与诸子之学，著有《汪中集》。其篆书宗冰斯。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入朱筠的安徽幕府。汪中“才学通敏，冠绝江南北，素傲睨，好诋议人，辄招时忌，无能合其身意者，乃负笈从先生游。先生亦礼遇之有加，歉然常若弗及之也”。在幕中兼治经学，实现了学术的转向。汪中有《朱先生学政记》。

　　桂馥(1736-1805年)，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别号萧然山外史。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官云南永平县知县。文字训诂学家。著有《说文义证》《缪篆分韵》《晚学集》等。朱筠有为桂馥所作的诗《书元郭畀手迹后为桂馥作》、文《桂馥说文统系图记》。其文曰：“曲阜桂馥未谷，好《说文》，工篆书”。

　　孙星衍(1753-1818年),字伯渊，号渊如，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榜眼，嘉庆十年(1805年)授山东登青莱道。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精研金石碑版。著有《孙渊如先生全集》。其篆书取法较广。孙星衍“不识先生，而受知文正(朱珪)，与先生子锡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学行”，“为诸生时，以不见先生为恨，属同邑洪君稚存为绍，愿遥执弟子礼”。朱筠殁后，孙星衍为作《笥河先生行状》。

　　“六君”。“六君”出自朱筠诗《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何人目笑指六君，似此穷奇与混沌”句中。作者自注“六君”为：“时呼好为六书者，翁覃溪、戴东原、陈竹厂、王怀祖、君，及余为六君。盖嗤之也”。此“六君”包括朱筠。这段文字说明朱筠身边有一群“好为六书者”，世人也将他们另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

　　翁覃溪(1733-1818年)，名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金石家、文学家、书法家。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翁、朱二人为儿女亲家。朱筠诗文集中有较多与翁方纲的诗文。二人曾相互探讨《西岳华山庙碑》。朱筠殁后，翁方纲作诗悼之。

　　戴东原(1724—1777年)，名震，字东原，号杲溪，安徽休宁人。乾嘉著名汉学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后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以诸生入京，朱筠与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王昶等人“折节与之定交”。戴震曾入朱筠的安徽幕府，据载，戴震“兀傲不群，好雌黄人物。在先生幕中，独于先生无间言”。戴震死后，朱筠在赠钱坫诗中极悲痛，“绝学谁宝之，难成乃易裂。高松吾故人，劈斧或一折”。

　　陈竹厂，名以纲。注重以金石考证经史，曾入四库馆参与《华阳国志》的校勘。

　　王怀祖(1744—1832年)，名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重于音韵训诂，著有《广雅疏证》。曾入朱筠的安徽幕府。朱筠有送王怀祖诗数首。

　　钱坫(1744-1806年)，字献之，号小兰、十兰。江苏嘉定人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累官知乾州、兼署武功县。精于训诂、舆地之学。著有《十经文字通正书》《汉书十表注》《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篆人录》等。钱坫在京都曾拜访朱筠。朱筠有送钱坫诗数首，其中《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诗对钱坫篆书表示了赞叹：“诸经疏释要六书，如子升堂兼入阃。何人目笑指六君，似此穷奇与混沌。不才鄙人字不知，敝帚何辞弃一畚。翁戴岩岩且退逊，子与王生两磳硱。……读书佳处书篆秋，聊取鄙材扁手拊。害文徒隶各不用，大古小籀束之囤。……他时书寄幅两三，爱屋怀人吾意愠”。

　　三.朱筠对乾嘉篆书的影响

　　1.朱筠对文字学、金石学的重视推动了乾嘉篆书的发展

　　首先，朱筠对文字学的重视和对《说文解字》的刊刻，使文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吸引了一批学者参与到文字学的研究。如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为研究《说文》的四大家，晚晴吴大澂为研究金文的大家。这些学者因长期研究古文字，往往也擅于篆书，如桂馥、段玉裁、吴大澂都精篆书。其中桂馥与朱筠有直接的交游;段玉裁治《说文》是受了戴震曾入朱筠的安徽慕府，段玉裁又通过弟子陈奂影响了晚清的吴大澂。其次，因《说文》是治汉学的基础，所以乾嘉汉学家也大都研究文字学，并因此擅于篆书。如戴震、汪中、王念孙、汪辉祖等不是以文字学名于世，但都深研文字之学，都能写一手好篆书。再者，因篆书不仅关乎笔法，而且关乎文字的正误问题，王澍、邓石如的篆书因有些字不合六书，往往遭人诟詈。朱筠劝人读书先识字，无疑解决了篆书文字的正误问题，这对于篆书后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持，乾嘉学者们笔下的篆书就很少出现不合六书的情况。

　　2.朱筠的写篆行为推动了乾嘉篆书的发展

　　朱筠缘于学术追求所形成的写篆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友朋与门生。朱筠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不余遗力培养弟子，其弟子众多，翁方纲为朱筠所作悼诗云：“典籍搜罗逾万卷，门墙著录到千人”，姚名达《朱筠年谱序》云：“朱门弟子著录的有五六百人之多”。乾嘉许多学者在学术上都曾受朱筠启发，“章学诚之史学，洪亮吉之地理学，任大椿之礼制学，钱坫之文字学，程晋芳、武亿之经学，黄景仁之诗歌，孙星衍之训诂学，江藩之传记学，汪中之诸子学，汪辉祖之姓氏学，皆卓卓有名，传于后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传授启发，方得有成”。所以作为乾嘉朴学家领袖的朱筠，因其学术的宗主地位，其写篆行为直接影响了无数追随者，据李威《从游记》载：“及出视学，士争慕效，不知其故而兒袭之。诡异乖违，若瓦缶与彝鼎并陈，鳝鳅与螭龙同舞”。其弟子黄景仁、汪辉祖、李威等皆善篆书，洪亮吉即为受其影响较为典型的一个。我们由袁枚致洪亮吉手札可见之：“顷接手书，读古文及诗，……而又新学笥河学士之学，一点一画不从今书，驳驳落落，如得断简于苍崖石壁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然而古有当反者有不当反者，假作篆籀，宁不溯所由来，此古字之当反者也。既作行楷，何忽变其面目，此古字之不当反者也”。即洪亮吉的“一点一画不从今书”，乃是“新学笥河学士之学”的结果，并因此招来袁枚的不满。洪氏写篆书是在入朱筠的安徽幕府之后。不仅如此，在入幕后洪亮吉的治学也具有重大调整，之前他主要从事诗文创作，入幕后则转至经史之学。治经史之学必须要进行训诂考据，考据离不开文字、金石，洪氏在学术转向后为了进行经史研究，必然长期摩挲金石，研读文字，这样作为汉学家领袖的朱筠的写篆行为必然对洪氏内心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融入汉学家的群体，为了进行学术研究，洪氏遂一点一画皆效仿朱筠。

　　由上可见，朱筠对洪亮吉写篆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朱筠的写篆行为;二是朱筠所倡导的学术方向。前者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后者的影响是深刻的。若由后者观之，则朱筠对乾嘉篆书的影响又是极为广泛的。至于前面所说的朱珪、翁方纲、戴震、汪中、桂馥、王念孙、钱坫、汪辉祖、陈以纲等人的写篆行为，都难以摆脱朱筠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基于学术的影响。如汪中、王念孙在学术上都曾受朱筠启发，其中汪中在入幕后始窥古人治学门径，实现了学术的转向。桂馥、钱坫、孙星衍、汪辉祖等人皆为晚辈，他们的学术都曾受朱筠启发。至于开一代风气的邓石如(1743—1805年)，也是在朱筠出任安徽学政数年之后才被梁推荐到南京梅家，潜心学习十年而学有所成。若说邓石如的成功是受惠于朱筠在安徽所倡导的学风，也不为过，且邓石如篆书参以汉碑额、《石鼓文》的特征在朱筠篆书中都已有所表现。同时邓氏喜访碑，这点也和朱筠的访碑行为相同。

　　3.朱筠与江声

　　乾嘉之际有名的写篆者中，除邓石如是职业书家外，其他的都是以汉学家为主的学者。在学者中真正像朱筠这样字参六书，达到痴迷的人只有江声(1721-1799年)。江声，字鲸涛，一字叔沄，号艮庭，常熟人。和朱筠是同时代的人。一生未仕。中年师事惠栋，于经学、文字学，均有建树。著有《尚书集注音疏》《论语竢质》《艮庭小慧》《六书说》等。江声认为《说文》之外无字，不为行楷数十年，“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然由于终生布衣，其游历与交游极为有限，所以江声对世人的影响远不能和朱筠相比。对乾嘉篆书而言，江声仅为旷野小草，朱筠乃为参天大树。

　　四.四库馆与养士余波

　　朱筠对乾嘉篆书的贡献，我们还应从学术的视角重新审视。姚名达《朱筠年谱序》云：“他一面既提议开馆校书，造就了校书的环境;又复授徒养士，造就了养士的风气。所以他的确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亦即朴学家的领袖”。四库馆是朱筠在任安徽学政时上书提议下才得以开设。朱筠在出任安徽学政时罗致了许多汉学家于幕府，“此后如毕沅、阮元、谢启昆、曾燠、孙星衍能罗致博学之士于幕下，校书著书，即受朱筠影响。前此此风不盛，由朱始然”。朱筠的这些举动无疑使以训诂考据为主的朴学由学术的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成为乾嘉学术的主流，使一大批学者因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不得不关心金石、文字。同时四库馆与学人幕府又为广大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流学术与切磋技艺的环境。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篆书的发展，也为后来北碑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朱筠对乾嘉篆书具有开拓之功。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60111)、2011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11Z56)、2011年衢州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专项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王昶《朱君墓表》，朱筠《笥河文集》，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第15页。

　　②章学诚《朱先生墓志铭》，朱筠《笥河文集》，第12页。

　　③王大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31页。

　　④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朱筠《笥河文集》，第19页。

　　⑤⑧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朱筠《笥河文集》，第7页。

　　⑥朱筠《说文解字叙》，《笥河文集》，第69页。

　　⑦姚鼐《朱竹君先生别传》，朱筠《笥河文集》，第17页。

　　⑨李威《从游记》，朱筠《笥河文集》，第28页。

　　⑩姚名达《朱筠年谱》，民国丛书第三编(76)，上海书店，第63页。

　　朱珪《知足斋诗集》，姚名达《朱筠年谱》，第113页。

　　朱筠《送张方海》，《笥河诗集》，《续修四库全书》1439，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95页。

　　朱筠《岣嵝碑歌寄刘孝廉》，《笥河诗集》，第485页。

　　朱筠《赠太平周泉》，《笥河诗集》，第666页。

　　朱筠《赠太 周泉》，《笥河诗集》，第667页。

　　李威《从游记》，朱筠《笥河文集》，第27页。

　　孙星衍《江声传》，《平津馆文稿》卷下，《孙渊如先生全集》，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第349页。

　　华人德、葛鸿桢、王伟林《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

　　朱珪《笥河先生诗文钞前序》，朱筠《笥河诗集》，第427页。

　　姚名达《朱筠年谱》，第40页。

　　李威《从游记》，朱筠《笥河文集》，第26页。

　　朱筠《桂馥说文统系图记》，《笥河文集》，第133页。

　　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朱筠《笥河文集》，第21页。

　　江藩《朱笥河先生》，《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

　　朱筠《笥河诗集》，第631页。

　　姚名达《朱筠年谱》，第20页。

　　江藩《朱笥河先生》，《国朝汉学师承记》，第68页。

　　朱筠《笥河诗集》，第657页。

　　姚名达《朱筠年谱》，第93页。

　　姚名达《朱筠年谱序》，姚名达《朱筠年谱》，第2页。

　　袁枚《答洪华峰书》，《小仓山房文集》，王新环《洪亮吉与袁枚的忘年之谊》，《兰台世界》，2008年4月，第58页。

　　江藩《江艮庭先生》，《国朝汉学师承记》，第34页。

　　姚名达《朱筠年谱序》，姚名达《朱筠年谱》，第3页。

　　姚名达《朱筠年谱序》，姚名达《朱筠年谱》，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