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是以20世纪90年代开现代书法家批评风气之先而闻名书坛的人物。虽然在这之前，他的书法创作已有不俗的表现，但梅墨生为书坛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的书法批评实践，这牢固确立了他在当代书坛的书法批评家形象。

　　不过，将梅墨生仅仅视为一个书法批评家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他还是一位一流的作手;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辈书家中，梅墨生无疑堪为翘楚。相较许多同辈书家，梅墨生从未在国展一系中获奖，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书界对他的接受和推许。

　　也许是批评家固有的孤迥心态所致，梅墨生似乎在书法创作观念上颇不合时流，他将自己置身潮流之外，我行我素，自揭须眉，俯仰俱不由人。金农曰：同能不如独诣，此之谓也。

　　梅墨生无疑是一位有着自觉文化意识和传统本土价值守护信念的人物。这种精神价值追寻内化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梅墨生书法的文化品格，从而也使其创作更具文化的真实性。在作品与人的精神日渐分离，以致从作品中愈来愈难读出作品背后人的存在的当下，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梅墨生似乎始终以内守的姿态来维护自我的创作真实和文化企望，这种价值抉择决定了他是“向后”看的，这从他的一段自述中表露无遗，他说：“我对只守规矩的，不守规矩的所谓书法没什么感觉……我迷恋它，爱好它，是喜欢它与中国文化的密切渊源与血脉关系。从本能上说是喜欢染翰挥毫—书写的快乐。这决定我的书法品格，骨子里是传统和古典范畴的。尽管我十分关注现代艺术，也十分赞成艺术的现代。我的艺术旨趣不能超越我的生命与文化的最大真实。因为我的生命阅历与文化积累迄今为止都还那么土，我在别人的时髦与洋气面前只有自惭形秽了。”

　　以上自述，在自歉中透出自傲，也透出一种心定志闲的自我期许—骨子里的自信。无论如何，梅墨生对书法的文化自守和传统意识都是具有生命关怀意义的，因为书家的文化本位即使在文化失范的当下也是不容置疑的。它只是被大众化的喧嚣所暂时遮掩罢了。艺术在本质上是美的宗教，而宗教始终维系着人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书法的文化性与宗教信仰达成一致。熊秉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提出了“书法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一令学者纷争不已的著名命题。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书史上，王羲之、怀素、智永、颜真卿、黄道周、傅山、康有为、弘一等书法大师以书法践履道德、宗教实践的价值抉择。

　　因此，当代书坛应重新反思文化问题以及文化姿态，这包括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问题。在文化界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已做出与往昔不同的评价。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保守主义，排除它自身的历史惰性，它更具有守护文化传统的意义，使文化渐进、增长;而一味地激进主义，对文化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反观当代书坛，种种先锋主义对书法的戕害，结论不难得出。

　　梅墨生书法奠基于王羲之、颜真卿、何绍基，又旁涉康有为、于右任、齐白石、徐生翁、谢无量。他徘徊于古今之间，既不一味泥古，也时刻警惕陷入时习，所以他的字，不今不古，而透出一种自矜。以深入古法相标榜的书家可以认为他的字不古，或笔法未臻上流;引领时风者可以以为他的字不新，不具先锋时尚性。他在夹缝中走钢丝，自得其乐，品咂、玩味、抽绎，反而于不经意间，自我的风格渐渐地愈加突显出来，超出侪辈之上。毋宁说，梅墨生更感兴趣的是一种来自心性化的自我风格研味，他更倾心于“玩”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远离了热闹。

　　梅墨生书法得清，得雅，但尚未得简、得淡、得辣。此亦非唯人力，亦赖心性学力耳。

　　梅墨生选择了一条心性化的书法之途。这条路是一孤独寂寞之路，能否走下去并不完全取决于书法本身。古语云，人品高，笔墨不得不高，诚哉斯言!书法不是道，而是寄道于书法中，遇小物而通大道，忠贞节烈成全了黄道周书法，义不食周粟成全了傅山书法，念佛不忘救国，成全了弘一法师书法，变法维新成全了康有为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性化书法得之于人者，远远高于书法者。由此，是否也可以说，梅墨生书法能否大成，也要取决于他的人格砥砺和心性学养呢?

　　(姜寿田：《书法报》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