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介绍张彦远如何提出墨分五色之先，首先应当明确在他以前不是没有人接触过墨法问题。张怀瓘品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时就曾提到，“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他说的“墨”和

　　“肉”是一个东西，似乎接触到墨法的运用。我们无法从画迹上找到证明，但可以意想唐代以前的画笔和后来的笔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毛笔”这个工具，它天生就是既可以正用，又可以卧用的。其笔锋是可散可聚的，含水量是可多可少的。经常弄笔的画家必然很快就熟悉了这种变化多端的情况和它的性能与功用。一经新的内容与形式给他提出创作中的新任务、新要求时，画家一定围绕着工具的性能想办法，于是笔锋的长短、粗细，墨色的深浅、干湿就作为新的法则被画家来考虑。笔法丰富起来，而墨法也就积累起来了。事实上到张彦远那时，唐代就有许多人运用墨法了，如王维、张璪、殷仲容、项容、王默等。没有这个基础，张彦远也不会对墨法作出总结。但是，我们也应钦佩张氏那样精确详明地指出墨法应有的高度和表现效能来作为画家运用的指标，是对后代有着极大功绩的。

　　张彦远在他的“论画体工用榻写”章的起首，就很正确地为墨分五色做了一番原则性阐释。他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

　　他这段文字的含义是比较深而且宽的，他首先认识到画家所描写的自然界的景色与物色。他以花草作证明，它们不是单单用颜色来说明它们那种茂盛鲜美的生命力的，而人们也不是简单地受了那些颜色的感染，而是那些活泼生发着的有机整体，以及外在的种种条件统一在人们的感性认识之后，才受到了某种感动和诱惑，颜色只不过是条件之一。红的、白的、紫的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草，其所以都能感染人，显然是各有其丰富的内容。颜色的本身只不过是表面上引人注意的条件。当人们被景物的形色引起注意之后，他就一定随了他的认识能力把感染的范围逐渐扩大，把体认的程度逐渐加深，因而所欣赏的内容也就逐渐丰富起来。比方说，花草的娇嫩、挺拔、曲线、反正、折叠，相互的掩映、姿态的变换等，已经不属于颜色的范围了，甚至使人忘掉颜色。如果是路旁的一片破纸，无论它是什么颜色，它都很难挑起你的欣赏欲。此外，风、雪、风景、美丽的禽鸟就更不是单纯的颜色可以说明它们的美妙的。

　　画家应当和诗人一样，他的视觉体会应当是更敏锐、更深刻的。张彦远在这里就替画家提出了“得意”二字。物象的表现既然不应当停留在表面形色，那么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意”。“意”已经不是纯客观的存在了，它是通过画家一定程度的眼的观察，心的体认，集中地反映到自己印象中的对象，也就是画家所得到的“意”。如果是一个有着高度修养的画家，同时就会在他的观察中得到他已经习惯了的构思中的加工。虽然说这是初步的加工过程，也应当说画家已经从客观存在中，捉住了一个可以表现的完整鲜明的主题内容。因此我们说，这里所说的“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而已经不是纯客观中的东西了。这样看来，古人说的“写意”和后来某些人意识中的大笔一挥是有着很大距离的。后者是漫不经心的信笔所至;前者是要创作一幅有着鲜明主题内容的作品。虽然说(通过艺术构思，从本质上集中典型)这一类理论语汇唐代还没有，但张氏以上的论阐正是指给当时画家一个进行构思的中心问题。他指出一个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什么是形神关系的原则性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张彦远也感觉到墨法的提出和解释是迫切需要的。我们现在早就晓得了，墨法是能够很好表现物体的厚薄、深浅、老嫩、明暗、远近的质感与透视的。作为技法来说，抓住了这几个方面，形神的真实与生动也就容易表现出来了，所以他说“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这里的“五色”当然指的是表现质感与透视等问题的墨色，而不是单纯以墨色来代替颜色，所以他又说“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这里也很清楚，他指的是表面色相，仅仅注意到表面色相，不但不能传神，就是形象的正确恐怕也很难做到。要知道中国绘画工具中的纸、绢是很难依靠颜色来一层层地堆积成功的，所以唐代以前，当墨法尚未被画家充分利用之前，就以笔法、线条为描绘神形的主要技法，而以着色为辅。当盛唐以后墨法被很多画家重视了、运用了之后，在技法上显然是突进了一大步。因为这样，画家对骨、肉、气势的表现就都有办法了，同时墨法本身也为着色开辟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更高度的效果。我们都知道中国绘画上所用的颜色除了花青、藤黄、胭脂等几种是植物色外，其余都是石色。做到厚重沉着是容易

　　的，做到轻清娇嫩就很不容易;如果要求清而厚、鲜而雅，就更不容易了。而墨法的充分运用正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达不到这些要求，对象生动活沷的神情意态就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张氏认为“五色具，谓之得意”。可见他说的“五色”并不单纯地意味着是墨的许多深浅不同的色调，而是这些变化多端的色调，其效果是能够配合笔法的运用达到气韵生动的目的的。同时这气韵生动的基础，也就给着色上的厚而不浊、轻而不薄、艳而不俗，丰富多样而又统一等良好效果带来了条件。因为墨法已经给色彩解决了很多更本质的问题。这里我们更应当看到为画家在创作上带来的很大的方便。可以想象：在创作中，画家在技法上所担负的责任愈不烦琐，就更有利于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抓取形神，更容易做到惟妙惟肖。

　　张彦远在这里也明确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纯客观的真实。他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这很清楚他是在反对自然主义的描绘现实。画家反映现实应当首先抓住事物的本质，抓住主题意旨，不怕少画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反而怕的是有一得一地全部搬上画面。

　　(原载于《中国画》195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