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艺术范围，就广义言之，凡可发挥“原能”足以美满生活之活动，均为艺术，如富饶兴趣之工作，与毫无副作用之游戏，皆是类也。就狭义言之，则为纯艺术。纯艺术者，

　　“最”美满之精神生活，乃追求人生最高目的，超时间空间，而为人类永久共同企望者也。本无所为而为，而其效果自能启发人群精神向上，跻于共美。无如人品不齐，智愚悬殊，欲求共愉，殆难普及。于是乃有所谓适用艺术者，利用纯艺术之“便化”，抑质增量，以资弥补。盖“有所为”而为，或为宣传，或为装饰，或寓教导，或利生产，或喻规讽，或示激励，举凡足以增进美感于日常生活之中，而收预期之效者皆是。吾国礼乐之兴，即寓政治作用于其中者。此艺术部门之大要，各有主旨，别具功能，未可执一，互相非议也。

　　再就纯艺术中之绘画言之，中西画各有特长。其着重点不同，工具各异，因此画法之趋向亦复相反。西画趋向系利用科学方法，主征服自然，旨在由形入神，姑名就体寻魂，以表现静态之素描为基础，追寻动态。其出发点重客观，故谓素描为造型艺术之基础，即就此种趋向而言也。国画则反是：乃蕴蓄道德思潮，主融合自然，旨在驱神传形，姑名借体还魂，以表现动态之笔法为基础，在求合于静态。其出发点重主观，如画骏马，直是表现作者英俊气概，非具金石气之笔法不为功，否则肉无骨，凡马也，此虽象形未必真切，而其神韵或超乎真相之上。反之，如西画之象形准确，亦能传神，然神或乏韵，大异其趣。此由工具不同之故：国画笔法之妙用，绝非西画所有，而西画象形之真切，亦非国画工具所能兼之。国画偏重神韵(内在美)，故采借体还魂之趋向，俾能运用自如。西画着重形神兼备(外形美)，故舍就体寻魂之趋向莫辨，此中西画不同之大要也。

　　就艺术学理辨正，识大体，正名分，把握特点，共图迈进。

　　其次，关于画之构成亦有大同小异者。国画注重物象之特点、构造，以及构成物象之各部概念，加以组织自我造物，以表动态，谓之气韵，甚至简化此笔概念而成符号，即以构成意象中之动态，亦犹诗也。造物者能创造物象，而不能造诗与字。中国文字于象形之

　　外，复益以假借、会意等六书，以资应用。惟画亦然，非仅仅象形一端所能赅备，平地视

　　物，不能十里，而山水画中有咫尺于千里之象。一幅长卷，则风晴雨露之景咸备。是其构成之术，进于诗境，非如西画之狭隘，明甚。且国画之特长尤在用笔，如羲之所书人字之

　　美，与象形之人体美无关，而另有其妙，画中亦然。笔法约有十六种(初学较便)，以足为基础益以创造，不难表现万象，否则纵属轮廓正确，徒对自然望洋兴叹，能表现者有几何哉!是则中西画法之基础各有所在亦甚显然。

　　要之，世界画法仅此两大趋向，分途扬镳，各极其妙。此外则为综合之趋向，但能兼二者之法，而不能至其极。熊掌与鱼，兼之则有损纯味矣。

　　今艺专倡言“新国画”，以素描为基础，服务为目的，并谓“写实力为创造”，“学古便入穷途”，“山水须辨地域”，“董王不如学徒”(王石谷集山水画法之大，成为后学通古之门径)。衡诸上述国画之旨，未免舍本逐末，遗其精华。虽然此综合趋向贯通中西之法，未尝不可另树一帜，独具风格，但非自今日始也，日本画即其先例。此种趋向有待发挥之处正多，固不尽如日本画。今既兼适用之旨，能表生活现状，或供政治宣传，或作社教辅导，此亦艺术部门之一，而现实之急需也。且在孕育期间纵属作品幼稚，而意存革新亦未可非议。美术会诸公或与较量短长，或斥为照相术，揆诸艺术范围，未免情逾乎义。且国画有常理、常形二数，常形之失，亦有待西法之参证焉。惟艺术既主革新，另创新格，显与国画精神相左，又何必盗袭国画之名，冠以新字?譬如唱戏，生旦之外，不妨有丑，然丑则丑也，岂得论为改良之新旦乎?教育行政，首当“正名”。若于国画之外另设一科阐明宗旨，公布学程，然后延师收徒，则名正言顺，来者自无怨尤，纷争何自而起?

　　吾国科学落后，惟艺术一门独放异彩。值兹世界扰攘，企望和平之际，但愿诸公识大

　　体，正名分，把握特质，共图迈进，发挥固有精神，领导人类生活，前途岂有暨哉!

　　(原载于《世界日报》1947年11月4、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