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最近好几次重要展览，都与师生有关，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潮流。筑中美术馆主办的由大师提名的新锐艺术家展，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部分。参展艺术家，都由他们的老师提名。他们的老师，都是身居学院的大师。通过这个不小的潮流，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趋势的某些信息。

　　在当代艺术领域，学院和老师都曾经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以至于有人有这样片面的看法：老师只会教书，不会创作。我自己也是一名教师。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教的多半是别人的知识。如果一名教师能够将所教授的领域中的基本知识和新的动向讲清楚，他就是一名合格的教师。教师只需传承，无需创新。或者说，创新不是教师分内的事情，不是教师的本职工作。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各种各样。学院不再是诞生新思想和新潮流的地方。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传承。学院由前卫变成了后卫，由激进变成了保守。在崇尚标新立异的当代艺术领域中，学院及其大师不再居于中心，这是自然的事情。

　　也许我们需要对学院进行反思，或者需要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建立新的学院精神。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也许我们更需要对当代艺术本身进行反思。那种过于粗放的当代艺术所带来的对艺术自身的危害，已经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为了避免艺术的终结，艺术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回归。传承是艺术一项重要的使命。

　　如果将眼光放长远一点，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将创新当作艺术的根本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只有在现代主义阶段，创新才成为艺术的第一原则。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对于艺术家来说，创新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艺术家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做出跟以往大师完全一样的作品。从哲学上来讲，这种追求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思议。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说的意思，其实不是创新的重要，而是传承的困难。像从前的大师那样去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甚至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将创新视为艺术的首要原则，这个美学观点也许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在卡尔·波普尔看来，科学的历史，就是猜想与反驳的历史。前辈科学家提出猜想，后辈科学家进行反驳，并提出新的猜想，等待新的反驳。对于科学家来说，历史只意味着错误;进入历史，就意味着被证明错了。今天不会有物理学家去研究亚里士多德，也不会有化学家去研究炼金术。它们都已经被证伪。早在18世纪科学与艺术开始分野的时候，人们就认识到二者的不同。比如，杜博斯就指出，科学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演算，有不断进步的历史;艺术依赖于个人的天才和趣味，没有明显的进步史。今天的科学必然比过去的强，即使今天没有科学巨星。过去的艺术不未必比今天的弱，如果今天没有艺术天才。

　　出于对艺术本性的深入思考，一些批评家开始对当代艺术一味的标新立异做出反思。库斯比将艺术区分为“老大师”的艺术和“新大师”的艺术。“老大师”的艺术推崇人文和审美，“新大师”的艺术崇尚批判和创新。他心目中的未来艺术既不是“新大师”的艺术，也不是“老大师”的艺术，而是新的“老大师”的艺术，是综合了人文与批判、审美与创新的新艺术。库斯比号召艺术家从街头回到工作室，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艺术家需要从社会回到学院。

　　新的学院艺术可能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新趋势。丹托将70年代以后的艺术称之为后历史阶段的艺术，也称之为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对于这种艺术，像科学证伪那样的创新不再可能。艺术创新，更多的是对以往出现的各种艺术风格的综合改造。对于后历史阶段的艺术来说，对以往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传统的了解，就变得尤其重要。艺术开始重新关注艺术自身的事情，开始变得更加专业了。由此，学院的特殊作用就浮现出来了，因为学院保存着以往艺术的各种风格，是人类艺术的大本营。

　　参加筑中美术馆这次展览的艺术家，都有良好的学院训练，体现出了很好的技巧和气质。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种新的学院精神的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