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书目看似简单，实则一场浩大工程，芷兰斋书目二十年来几起几辍，体例编排方式自我感觉都在不断地长进中，然没有一次能够通编一过。近来俗事稍得暇，又屡战屡败地开始新一轮整书编目过程，祈盼这一次不是个烂尾工程吧。

　　此次整理与过往相较，堪称有进步之处乃是增加一项拍照留档过程，故在整理上翻书较以往更为仔细。整理至第五架时，于明正德二年《篁墩程先生文集九十三卷拾遗一卷存六十卷》序前读到一段墨笔题识：“《程篁墩文集》六十卷，壬申岁三月，购得于白下，帋(纸)、板精妙。粗阅一过，经学承宋人语录之习，与古义不合，古文差胜碑版，或有掌故可征，论议亦不能考正孔庙祀典一疏，请祀郑康成于乡，尤为纰谬，幸后仍入庙从祀，是报注经之功。五松居士记于冶城山馆。”此段题记为以往未曾措意者，今再次品题文意，除字迹颇觉眼熟之外，亦令吾想起许多。

　　程篁墩即明代理学家、文献学家程敏政，字克勤，中年后号篁墩居士，安徽休宁人，十岁以神童荐，英宗召试，援笔立就，文采粲然。成化二年得中进士，授编修，官至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因其生于朱子之乡，故自称程子之裔，其著有《宋遗民录》、《宋纪受终考》等。生前尝自订诗文集《篁墩稿》、《篁墩三稿》、《行素稿》等，编后并未刊行，后由其子侄将所编诸稿统一汇编，合为一百四十卷，总名之《篁墩先生文集》。《嘉业堂藏书志》有董康为是书所写书志云：“明程敏政所撰。正德时刻。前有目录。卷一至卷八，直讲讲章日讲。卷九至卷六十一文，俱依类编次。卷六十二至卷九十三诗，不分体，词亦附入。先是，休宁选刻《篁墩文集》二十四卷，从子曾与其子埙辑录文集百余卷，藏于家。曾后请于郡守何歆，捐赀刊行，牒文详附录中。其法，拘集单开有文之家，以礼劝论，每文一章，助银二两、或一两五钱;诗一章，助银一两，或七八钱。足征醵赀之风气。先生为西涯之婿，而西涯序称为‘吾友篁墩程先生’，盖因先生淹贯经史，援忘年之谊而屈丈人之尊也。”

　　董康所述《篁墩文集》二十四卷乃休宁知县张天衢出资刊刻者，张天衢于弘治十六年任休宁知县，因是书卷帙太过浩繁，故由程氏子侄辈中名程鲁者负责摘抄其中精华，由程氏门人戴瑶加以注释，于正德元年成书。越一岁，知府何歆由程敏政之子程埙处得到全稿，刊刻行世。吾所藏者，正是明正德二年何歆刻本，半页十三行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然而吾喜爱此书，非止此书版本可贵，兼因卷首有清代经学家兼藏书、目录学家孙星衍手泽也。

　　孙星衍(1753～1818年)字伯渊，一字渊如，号季述、茂芳山人、五松居士等，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二年榜眼，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精研金石碑版，兼工篆、隶、治印，性喜聚书，为吴派汉学后进，上承钱大昕，与洪亮吉并称于时，所著《尚书今古文注疏》至精至粹，汇群儒之大成，示后学之良矩，代表着清代研究《尚书》之最高成就;在金石学方面，渊如与邢澍一同撰录了首部全国性金石书目《寰宇访碑录》，为蒐求石刻者之鸿宝;其骈文在当时亦首屈一指，吴鼒所刻《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中，孙氏为其一，然而渊如自三十岁即放弃诗文一意研经，袁枚谓之“逃入考据，盖不欲以文人自囿也”。

　　孙星衍与袁枚为忘年之交，青年时期的孙星衍曾怀诗往谒随园，袁枚读后叹为奇才，当其将注意力由诗文转向考据时，崇尚“性灵派”的袁枚还曾数度写信劝阻，望其继续诗文骈赋，孙之回信言辞颇为激昂。彼时虽为考据学风最为鼎盛之期，但反对考据学之音也已然兴起，其中争论最为激烈者即袁枚、方东树、章学诚等人，而孙星衍与袁枚于书信往来之中的争论，正是此场争论之代表。除却袁枚，渊如(星衍)与洪亮吉、王昶、阮元等皆交游甚笃，二十余岁时其就学于南京钟山书院，当时主讲卢文弨、钱大昕均极重之，教以考证小学。在此求学期间，孙氏结识洪亮吉、黄景仁、赵怀玉等，后与洪亮吉共事多年，毕生友善。二十九岁时渊如与洪亮吉等随毕沅赴西安节署入幕，校雔碑版古籍，期间结识王昶。嘉庆六年，阮元于杭州建立诂经精舍，特意聘请孙星衍授经义，王昶授词章。

　　在西安毕沅幕府的八年期间，毕氏藏书之富令孙星衍大开眼界，钦羡不已，当时仍为一介寒士的茂芳山人尚无力聚书，只能略饱眼福，直到乾隆五十二年得中进士走上仕途，才正式开始聚书生涯。在京师期间，其寓所常为当时诸名士集会宴饮之处，所交游者皆好学名儒，亦为其聚书提供了方便，彼时海内奇文秘籍，或写或购，尽在此中。乾隆六十年，孙星衍结束九年京官生活，外放为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远离京师，聚书非易，唯有动手抄录或请友人代购以充书橱，期间奉禄虽有所增，却几乎尽数用于藏书，孙星衍亦于诗中自嘲：“薄宦廿年徒立壁，买书钱是卖文钱。”如此苦心经营，其藏书日益丰富，待到嘉庆二十三年去世时，所拥藏书已然两千余种，且多善本秘笈及抄本。

　　嘉庆三年，渊如丁母忧归居南京，购旧家园林一座，遵父命建孙氏祠堂，以纪念其从祖、明功臣孙兴祖。孙兴祖谥忠愍，故称孙忠愍公祠堂，祠堂边有冶城山馆，为渊如读书、藏书、刻书之处，尚有一小院，中有古松五株，故名五松园，孙星衍之号“五松居士”亦由此而来。园成不久，其弟子李贻德尝赋诗云：“脱却朝衫早杜门，《白华》志洁乐晨昏。曹南清节今无匹，海内儒林此最尊。四部图书王令宅，中年丝竹谢公墩。鸡笼山馆蘼芜涧，六代风流一例论。冶城久识郑公乡，又试经论付草堂。一沼水环三面曲，五松阴借半庭凉。倚阑手指排花地，散箧偏寻种树方。最是菜根滋味永，更营小圃爱蔬香。……”李贻德字天彝，号次白，少工韵语，二十六岁时以诗投孙氏于江宁，事以师礼，渊如晚年所著诸书，多由李贻德为之卒业。

　　孙星衍载书万卷归居南京那年，船行至山东微山湖遭遇大风，船上书籍损失惨重，他为此痛惜不已，念及古今藏书家莫不率阅数十年，传及一二世而散佚，唯有范氏天一阁传世最久，遂将善本书藏于五松园内之廉石居，其余普通古籍尽藏于家祠，作以孙氏家族之公产，寄望于祖宗庇祐，并方便宗族子弟读书。其于《孙氏祠堂书目》序中云：“昔之聚书者，或赠知音，或遭兵燹，或以破家散失，或为子孙售卖。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为己有。既经水患，卷帙丛残，知免天灾豪夺之咎。但舍之作宦，不能多携。惧为蠹简，是切遂初之志。因刊目录，略述渊源，以教家塾，非敢问世。其有续得，列为后编云。”

　　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及版本目录学家，最能体现孙渊如藏书思想者即其藏书建构，而书目是最能体现其藏书思想之载体。渊翁生平最重要的三部书目分别为嘉庆五年编定之《孙氏祠堂书目》、嘉庆十三年编定之《平津馆鉴藏书记》及嘉庆十六年编定之《廉石居藏书记》。平津馆为其第二次出任山东德州时之藏书处，所藏书籍泰半由南京孙氏祠堂转运而来，其数量几乎占孙氏祠堂藏书之半，而《平津馆鉴藏书记》仅著录338部，堪称孙氏藏书之精品。在此部书目中，孙星衍较早地记载“耳题”、广泛记载版心内容，将版口、行款作为著录必不可少的一项，并明确提出“黑口”的概念，首度提出比较版框高低之说，使得此书目成为《天禄琳琅书目》后又一部具开拓意义之版本目录，此种解题方式直接影响着后来的张金吾、缪荃孙等人。嘉庆十六年，孙星衍引疾归居五松园，将未收入《平津馆鉴藏书记》之善本重新挑选并撰写解题，然而或许是精力不逮之故，此目未经分类编次。

　　三部书目中于孙星衍生前刊刻行世者，唯《孙氏祠堂书目》，此目录堪称清代藏书目录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分类体系一直备受争议，为目录学界议论之热门话题，因为它完全打破“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将其总目分为十二大类，分别为经学第一、小学第二、诸子第三、天文第四、地理第五、医律第六、史学第七、金石第八、类书第九、词赋第十、书画第十一、说部第十二。与《四库全书》分类法相较，《孙氏祠堂书目》将四部分类中的某些类、属提升至与部并级，按王重民先生的说法，即“划小学于经学之外，出天文于诸子之中，析地理与史学为二，不强戴四部于各类之上”。依孙氏自己的说法，则为“仅以教课宗族子弟，俾循序诵习。分部十二，以应岁周之数。”书目编定之后，时隔十年方始付梓，首刻为金陵孙忠愍祠堂刊本，并收入渊翁所编《岱南阁丛书》，此自刊本当时印行极少，故海内稀见。孙翁究竟为何如此分类，目录学界各种说法兼而有之，吾所感者，却在于他在几乎没有第二种解题方式的情况下，能够第一个打破常规，坦然依己见行事。在四部分类早已一统天下的乾嘉时期、在这个藏书家灿若群星的时代，孙翁抛出一个如此标新立异的书目，其同时代的藏书家是如何观之，而他又是如何受之，吾甚好奇。

　　《孙氏祠堂书目》编定十年之后始得刊行，是在孙翁有生之年，而另两部书目的刊行，则是其身后事了。孙星衍殁后十八年，始由不屑举业、尤喜校勘古籍的陈宗彝至冶城山馆，从其子孙竹庲处访得《平津馆鉴藏书记》稿本及此稿本之后辑录之解题，并整理分类刊行，定名为《廉石居藏书记》，以五松园内有匾曰“廉石居”之故。

　　当日孙渊如建孙氏祠堂，藏书其中时，尝寄望先祖庇祐，未想此望他日落空，藏书尽散，唯赖三部书目存其梗概。孙翁殁后，吴山尊招顾千里至扬州，料理其遗书残稿，千里云：

　　渊如卒后，其家收藏颇有恶客窃去者。渊如之弟相继俱殁，汉石经《尚书》残字宋拓本为孙北海故物，孙氏诧为铭心绝品，不知何存。

　　以及

　　后闻其弟受某甲之诳，尽付所有唐人文集并他种书若干，托其寄借与孙古云而从中乾没去矣。旋贩至常熟，卖与张月霄，张亦不能守，未详今流传何所，首尾仅一周星耳。

　　陈宗彝亦云：“今竹庲昆仲分藏虎丘一榭园，金陵五松园间有散佚。”此二说读之尚未惊心，惊心者为徐康撰《前尘梦影录》中所云：

　　庚申吴城陷后，越二年，虎丘山寺见一室，乱书堆积，搜之颇有善本，如《范文正事变》只二十余页，字悉吴兴体，末有孙渊翁题跋，黄尧翁三跋。渊翁云：‘此等元大德、延祐本，直欲驾于宋刻寻常本之上。’纸坚白而极薄，墨色如漆。寺中一僧，目不识丁，余以贱价购之。书之首页皆有印记，知为一榭园中所庋。今则池馆楼台，鞠为茂草，非佛家所云坏劫欤!

　　藏书尽散，亦怪不得其子孙竹庲，因孙渊如六十五岁去世时，竹庲年仅七岁，祖业难守非其罪。自古藏书皆痴者，渊翁则为书痴中之情痴也，其与妻王采薇相识于微，后遂父母之愿结为伉俪，情深意笃。王氏字玉瑛，号玉珍，精诗文，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及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均见载。乾隆二十三年，渊如之父孙书屏与采薇之父王光燮相识于天津，因王光燮精通“子平之术”，孙书屏以长子星衍生辰相告，王光燮推算后认为必能高中，故于两年后，在王采薇八岁时，将之许配星衍。待采薇稍长，不仅容貌端庄秀丽，更喜读文史，尤擅长小楷，十九岁时与星衍成婚，从此夫唱妇和，惜良辰未久，年仅二十四岁既以产疾不治。采薇殒后，孙星衍伤心欲绝，誓不再娶，直到十七年后，祖母以星衍四十无嗣而命置侧室，竹庲既其侧室潘氏所生。虽然幼子当家难守祖业，收藏多被恶客窃去，但毕竟还是保存了先人手泽，否则《平津馆鉴藏书记》与《廉石居藏书记》亦无缘问世矣，至若干年后叶昌炽偶遇其孙，与之谈平津馆旧事及未刻著述，皆不甚了了，一脸茫然，更令人唏嘘。

　　藏书著书之事，个中欢喜悲哀，唯个中人解。五松居士所题识之《篁墩程先生文集九十三卷拾遗一卷存六十卷》，乃程敏政编定后存稿于后人，若干年后始得刊刻，五松居士之稿亦存稿于后人，二十余年始得刊刻。书缘人事，渊如得此书叙此文时，并不曾想到他日自己书稿亦会如同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