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将金石学介入经学是阮元通学表现的话，那么，他的通学还表现在将金石学介入书学，从而引起了清代书法史上的一场碑学运动。

　　随着大量汉碑、北碑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使得阮元的碑学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十七、十八世纪的金石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古代书体的兴趣，阮元为治经而涉及的金石学，为他的碑学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源泉，他所构建的古代书法史的理论框架，也是取决于训诂、小学、金石学这些考古学的骨干学科而得以支撑的。

　　生活在干嘉文物鼎盛之时的阮元，大量金石文物的出土和研究，使他对金石碑版产生浓厚兴趣，他不仅同前人一样，详尽考证金石的年代、形制、工艺、文字这些考古领域的问题，他的许多金石研究已和书法艺术密不可分，体现了书家对金石文字的敏锐观察力，这也就是宋代金石学研究热潮并未引起碑学革命的原因之一，干嘉时期阮元及许多书家介入金石研究，并产生了一大批金石书画家，这无疑是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阮元具体的金石学研究成果能直接涉及到书学的大致有《散氏盘》、《石鼓文》、《琅琊台刻石》、《爨龙颜碑》、《西岳华山庙碑》等等。这其中，他有考释，有复制，有访得，有研究，特别是他金石著作的撰成和拓片的分发，对传播碑学起到很大作用。

　　阮元的碑学思想，从大的方面看，来自于经学，从具体方面讲，当直接来自于金石学。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提出了书法史上一个与帖派相对立的碑派系统，其中很多论断的依据，即是从金石研究而来。他认为：

　　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1]

　　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马绍墓志》、《高植墓志》、《贾使君碑》、《高贞碑》、《高湛墓志》、《孔庙干明碑》、《郑道昭碑》、武平《道兴造像药方记》、建德、天保诸造像记、《启法寺》、《龙藏寺》诸碑，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岂皆拙书哉?[2]

　　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3]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摩习。[4]

　　要之汉、唐碑版之法盛，而钟鼎文字微;宋、元钟鼎之学兴，而字帖之风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趋流派，拟议金石，名家复起，其谁与归?[5]

　　从上述这些摘录的文字来看，有四点可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一、阮元留心南北碑石，是为了证史;二、他从北朝碑石中认证欧阳询、褚遂良书法的来源;三、他的书法观(包括南北两派的分合史)来自金石和正史;四、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故而肯定金石学对于书法史的意义。

　　阮元还从自己所藏《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拓本的研究中来印证书法，他认为：“窃谓隶字至汉末，如元所藏汉《华岳庙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启真书门径。”[6]他从湖州古冢新发现的“永和泰元砖”、扬州市上所得“永和右军砖”等晋砖中找到依据，以此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的真实性，他认为“此砖(指晋永和泰元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7]他以此来支撑他的碑学思想，成为他碑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还以“隋大业当阳县玉泉山寺铁镬字”来否定《淳化阁帖》中锺、王书法之伪。阮元以砖文字体风格与王羲之书法风格的不同，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淳化阁帖》的可靠性，这其中存在一些错误观点，不在此处展开[8]。阮元还从“摹刻天发神谶碑”中得出结论，认为“北朝碑额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齐诸碑出于汉、魏、三国，隋、唐以后，欧、褚诸体实魏、齐诸碑之苗裔，而《神谶》之体亦开其先，学者罕究其原流矣。”[9]进一步为提倡北碑寻找理论支撑。

　　阮氏的金石研究虽是着眼于经史考证的，但对于书法艺术实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影响。如他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刊行后，钱泳谓：“近时阮云台宫保又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洋洋大观，愈博愈精，不特可补经传之未备，且可益许氏之所未及者，岂仅足资考订而助翰墨哉!”[10]“助翰墨”，即对艺术实践的帮助。后来刘喜海编着有《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将款识归入“法帖”，可见当时的经学家在确立碑派语言中异化了前代帖学名词，也直接成为学书者的临摹范本。

　　阮元提倡北碑，但他不完全贬斥南碑，这是他书学思想的一个侧面，也与他的经学、文学观点一致，尽管他的学术主张与他人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他有很大的包容性。也正是如此，他一直与翁方纲、刘墉、铁保、钱泳等帖派书家保持良好的关系。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阮元在云南陆凉访得《爨龙颜碑》，有跋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11]次年九月十九日又在云南大理见到王昶《金石萃编》所载的《南诏德化碑》，因赋诗一首：“文章与书法，确是唐贤派。上溯东爨碑，古法尚不坏。”[12]特别是他在《南北书派论》中提出的“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13]一分为二地将帖派和碑派各自的长处表达出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和没有门户之见的学者，这在他的经学、金石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

　　阮元推崇碑学，跟他的好古之心密不可分，当然也和他经常摩挲金石密不可分。他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中说：

　　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释一铭，俯仰之间，辄心往于数千年前，以为此器之作，此文之铸，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论秦、汉乎。由简策而卷轴，其竹帛已灰烬矣，此乃岿然独存乎世，人得西岳一碑，定武片纸，即珍如鸿宝，何况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彩书函、麻沙宋板，即藏为秘册，何况商、周文字乎。[14]

　　那么，他的这一观点和他的书学研究是一致的，“心往于数千年前”，所以他会觉得王羲之不古，要到秦、汉才古，到三代才古。于是他提出寻找和恢复“魏、齐之坠业”、“汉、魏之古法”：

　　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15]

　　阮元提倡北碑，伐木开道，作之先声，可谓对书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二论”也因此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此后，包世臣、康有为的进一步发挥，使得清代碑学步步深入，在帖学之外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

　　以经考金，以金证经，由经及书[16]，由金涉书[17]。这是阮元经学、金石学、书学研究互相贯通的表现，也是其金石学研究的独特视域，更是其书学研究产生新理念的重要原因。

　　注释：

　　[1]阮元《南北书派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2]阮元《南北书派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3]阮元《南北书派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4]阮元《北碑南帖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5]阮元《北碑南帖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6]阮元《南北书派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7]阮元《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8]详见拙文两篇：《阮元与兰亭序》，《东南文化》二○○一年第七期。《阮元与淳化阁帖》，《上海文博》二○○三年第三期。

　　[9]阮元《摹刻天发神谶碑跋》，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10]钱泳《周散邑铜盘》，见《履园丛话》卷二《阅古》，第三十一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

　　[11]阮福《滇南古金石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

　　[12]阮元《南诏残碑》，见《揅经室续集》卷七。清刻本。

　　[13]阮元《南北书派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14]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见《揅经室三集》卷三。

　　[15]阮元《南北书派论》，见《揅经室三集》卷一。

　　[16]关于“由经及书”，笔者曾撰《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提出阮元“书分南北派”是其经学研究的延伸，是受“经学分南北派”的影响和启发。详见《书法研究》二○○三年第二期。

　　[17]本文所言“金”，均泛指金石，而不独指金。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

　　(本文责编：李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