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都闪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流露在作品中，我们把它叫做“民族形式”。

　　我国的绘画，从创作思想到表现形式，在世界画坛上，早就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几千年来，在亚洲大陆，成为东方绘画的主流，闪烁着自己的“民族形式”。

　　以线描作为描写物象的造型基础，是我国绘画“民族形式”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画家在表现生活的过程中，从观察、构思到布局、造型，运用犀利、明快、有力的线条，描写出生动活泼的形象，两千年来形成了自己一套创作体系。从古代到现代，线描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我们的前辈画家一直沿用着、发展着。经过不断地发展创造、推陈出新，使得这种造型手法成为画家们从事创作有力的武器。

　　但是，近50年来，由于交通的发达，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往频繁多了。西方的绘画技巧传入中国之后，给了传统绘画一次不小的搅动。这一搅动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它所产生的影响，使得不少学习中国画的青年，对本国固有的传统绘画产生了怀疑甚至轻视的态度。在美学思想上，常用“自然科学”的尺度衡量“艺术科学”，在创作方法上，强调艺术表现的“共同性”而模糊了艺术的“民族性”。考入美术院校的学生时常摇摆于“东”“西”之间，形成了对于传统绘画认识不清的现象。

　　这一本小册子，是专门为介绍中国人物画的线描编写的，然而，线描这一技法只是整个中国画创作技法的一部分，它的学问比较“专行”;如果不把中国画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先作一个简要的叙述，对于学习研究中国画的人们来说，也许收获不大，因此，在这里，先把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和技法特点，作一概略的叙述。

　　学习传统绘画，首先要对中国画本身包含的特点下一番研究工夫，取得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

　　所谓“特点”，是和其它国家的艺术风格比较而言的，从内容到形式为一国所独有，为别国所没有的艺术风采。

　　例如：把我国绘画和日本画、印度画陈列在一起，同是东方绘画，却立刻感觉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便是绘画的特点。而特点的形成，乃是由于历史传统、美学思想的不同而产生的。历史传统、美学思想，又是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审美观点等各种条件错综交织孕育而成的结果。这些自然条件是产生一种艺术风格的物质基础，自古以来，就有不可超越的差别，不承认这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土与人民，是艺术的父母”这句话很有道理。

　　中国画和西洋画，完全是两个系统、两种方法。

　　西洋画的创作思想是“构成的”。(恪守客观世界的构成规律，恪守物象本位的描写，尽管不是纯自然的模拟)

　　中国画的创作思想是“融合的”。(注重物我一体，感情移入，迁想妙得，变“自然美”为“艺术美”)

　　西洋画的构成是“关系的”。(如某一个人背面加上和这人相关的配景，如列赛画的《托尔斯泰在写什么》)

　　中国画的构成是“非关系的”。(可以全然不要配景，如梁楷画的《李白行吟图》，仅用几根简单的线描，便把诗人李白的精神面貌刻画出来)

　　西洋画的表现方法，像话剧，有逼真的布景、日常的动作、日常的对话。

　　中国画的表现方法，像京剧，上马、摇船、开门、饮酒都采用虚拟的手法。

　　可以做一个比喻，中国画善于表现“幻境”，西洋画善于描写“真境”。中国画里的一望六七重的山峰，头长二尺、手长一尺的老寿星，樱桃小口、长颈窄肩的美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反之，在西洋画里(写实主义)所看到的物象，远近、比例、解剖、明暗、色彩大都如实地描写，看上去有如同实物一般的感觉。

　　宋代郭忠恕画的《明皇避暑宫图》(见《宣和画谱》，今流入日本)，画面上不仅同时看到五六座重叠的山峰，还有依山建筑的重重楼阁，回廊曲径，层层可通，从山下的小径看起，山和山之间，殿和殿之间，都有路可通。仰看极为高耸，平看极其曲折，俯看极其深远，这种构图法，从透视学的“近大远小”原理讲，我们站在真山真水中间，不可能同时看到那么多的景物，可是中国画的构图，画家偏要突破透视学法则的限制，发挥了丰富的幻境的想象，把高远、平远、深远三种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他平日脑中美的山峰、美的楼阁，用艺术的手法归纳在一幅画中，表现得像海市蜃楼一般，使人看到这幅画，比在真的山水中间得到更丰富、更神奇、更美的享受。

　　宋代的大画家郭熙说山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所谓“观”是令人看到这幅画，一看再看，流连不舍;所谓“游”是看得入了神，就想得到像画中这样一个胜境去游玩一番;所谓“居”是想到这样好的地方，怎样能够搬家去住才好。中国画好的作品，要求做到像郭熙说的这样的境界。

　　不仅绘画，我国的其它艺术如文学、戏剧、诗歌、音乐，都采用现实生活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文学作品中，《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和人一般灵敏性格的猴子能变72种化身，“大闹天宫”和哪咤战斗的一幕，拔一撮毫毛，用口一吹，立刻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把哪咤包围起来，打得火炽热闹，给人一种新奇神妙的感觉。动画片《大闹天宫》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绘画技巧固然很好，如果没有《西游记》原作，这个富有浪漫主义的动人的脚本，绝不能产生这样动人的感染力量。

　　《水浒传》里武松威镇安平寨一回，作者为了烘托武松的大力，双手举起千斤的大石，读者顿时感觉到武松的神威。哪知武松更把大石向空中抛，双手轻轻地接住，面不改色……这种扩大、夸张描写的手法，立刻觉得武松威猛的神力绝不是一个平常人可以比拟的。

　　戏剧作品中，京剧的表现形式也是采取夸张、形象的手法，唱、念、做、打。京剧的脸谱，把脸上五官用图案式装饰化的线与墨画成，曹操的白脸细眼象征权术，关公的红脸浓眉象征忠勇，生动地展现出剧中人物的性格。表演中上马、摇船、开门、饮酒等等姿态，是把生活中这些动作姿态的特征以及节奏加以集中、扩大，把它舞蹈化，使观众看到立刻便感觉到这是上马、摇船、开门和饮酒。

　　诗歌中，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篇，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范例。

　　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一诗中写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描写人们坐着帆船，自长江上游的白帝城顺流直下，行驶得非常快，只有28个字，读了真教人感觉好像坐在这只船上，两岸有高耸的峡谷，许多野猴子在乱树中叫唤，仿佛置于江流中。

　　又在《望庐山瀑布》中写道：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样形容瀑布的手法，不胜似一篇几千字描写庐山游记的长文吗?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不论文学、戏曲、诗歌、绘画等等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西方的审美思想比起来，完全是两个系统、两种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家，不是自然形象的模拟者，而是深刻地观察了自然，删除其一切不必要的糟粕，采取必要的精华，经过作家的头脑集中、概括、夸张、剪裁，把“自然的美”变成“艺术的美”，使得这种形象比生活中的美更美、更鲜明、更动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征。

　　这种表现手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我认为是科学的。衡量一件艺术品的艺术高低的先决条件，要有两个标准：第一，看它是否恰当地表现了内容(政治标准);第二，看它本身显示的感染力(艺术标准)。因为决定一件艺术品生命的表现，要看艺术的效果，要看观众看了一幅画或一出戏所起的感受。这是检验艺术品的试金石。由于艺术品是反映生活综合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取得更大的效果，因此，艺术中的形象就要求比生活中的形象更美，更鲜明，更动人。更确切地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凡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不论文字、诗歌、戏剧、绘画都要打破自然主义的限制，要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不突破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无法进行艺术创作的。因为人是有感情的，有主观的，有自己的思想的，而自然主义(摄影主义)体系却让人抑制热情，从事于冷冷的纯客观的描写，有碍于发挥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