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代隶书创作已逐步显露出不同于汉隶、也不同于清隶的新的时代特征，但总的发展态势却明显不如行草书，而且创作风格趋同，缺乏经典的深刻隽永。那么，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何在?隶书是否真的已渐趋没落?隶书在当代的发展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一连串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关心隶书发展的人不得不面对的，也是从事隶书创作者需要深思的。

　　纵观以往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法的五种书体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并不均衡，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行草书是最受青睐的书体，而正书，包括隶书，则相对边缘化。如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中，入展及获奖隶书共一百四十九件，行草书共五百一十四件，至于隶书作品在投稿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少了。隶书这一地位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整体环境宽松，呈现出开放、包容、多元的面貌，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不再甘于墨守陈规，否定权威、标榜个性、宣泄情绪、追逐当下成为今人书法的共同特征，由此发生了新颖、开放、奇异和多维审美取向的改变。书法艺术在新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取向的感召下，自觉不自觉地突破传统的藩篱，各种流派、各种主义竞相登场。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草书体以其自由、多变的特征及强烈的时序之美成为主流书体，而隶书则由于空间感强而时序与节奏感弱被边缘化了。

　　此外，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极限，当超越这一极限后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书法的发展也体现着这一规律。

　　清代虽不乏傅山、王铎这样的草书大家，但流行于世的书体却是篆隶，人们所崇尚的也不再是帖学，而是碑学。碑学中三代、秦、汉的金石文字，开拓了清代篆隶继承与革新的新天地，并由此成就了清代篆隶的中兴。但是，当我们全面考察碑派书法的发展时，却发现碑派书法自身同样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单纯地宗帖或宗碑，囿于一端，在书法上都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所以，“近代开始碑帖调和，其结果是在行、草书的创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正是为了克服单纯宗碑的弊端，当代书法才更加注重碑帖融合;也正因为清代篆隶的高度令后人难以逾越，当代人才期望通过行草书体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堪与前贤比肩的成就，这正暗合了物极必反的规律。

　　传统不但需要继承，更需要突破和创新。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书法来说，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时代风貌，实现一定程度的革故鼎新。而在改革的道路上，一般而言前代的传统受到的挑战最大。所以，绕开前代的优势，纠正前代的弊端，是一个新时代实现新发展的常规之路。碑学的兴盛与篆隶的中兴是清代书法的显着特点，当代书法若要实现新的突破，避开篆隶而选择行草自然是最便捷的方式。

　　由此可见，隶书在我们这个时代边缘地位的形成是必然的，我们的正确态度只能是正视这一现实，但这并不是说当代的隶书就无所作为了。对于从事隶书创作者而言，不必自怨自艾，关键是能抵挡住功名利禄的诱惑，能耐得住寂寞，甘心在边缘的境地中抓住机遇，探索隶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

　　那么当代隶书发展的历史机遇是什么呢?

　　自二十世纪初至今，我国出土了大量简、牍、帛书，隶变时期的碑版以及各种刻有文字的文物，它们的发现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学术领域，开阔了隶书创作者的视野。特别是隶变时期隶书的写法及民间书迹自由书写的趣味，更有力地弥补了汉碑隶书书写性不足的问题，更加丰富了两汉隶书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气息。

　　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的兴盛推动了清代篆隶的繁荣，二十世纪简帛等文物的大量出土可以称得上是继清代以后又一次对书法取法范围的拓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机遇。而且这些文物上自由活泼的书写，也非常契合当下人的心理。所以，从事隶书创作者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并挖掘这些文物的价值，以历史的眼光把握时代精神，那么，即使我们不能像清代书家那样重振篆隶，创造出属于当代的成熟的隶书书风亦是可能的。

　　现在的关键是从事隶书创作者能否把握这一机遇?这就需要创作主体反思当代隶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当代隶书创作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草率化倾向。率意、自然、“无意于佳乃佳”是前贤书家所追求的创作状态，现在的书家在求新求变、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感染下更是将其奉为圭臬。但考察古人的书论和书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率意与自然都以深厚的书学修养为根基，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而当今隶书作者的传统功力和学养多不及古人，所以在创作时很难自如地处理好自由与法度的关系，这时的率意往往就演变成随意、草率了。有些人更肤浅地理解了傅山的“四宁四勿”的审美观念，未能工巧就去追求稚拙，使得作品粗服乱头，任性随意而不自知。

　　二是隶书特性削弱。当代的隶书创作，或者借鉴篆书、行草书等书体的成份，或者吸取甲骨、古陶、简牍、诏版、砖文等书法样式的营养，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却大大减弱了隶书的独特性。比如结构上由扁而纵的体势，笔画上蚕头雁尾的弱化等等。其实书体的融合古已有之。唐代的颜真卿就创造性地将楷隶篆籀意味融于行草书的创作中，从而增加了行草书的厚重与苍劲。对于隶书来说，吸纳他书的成份自然可以增加自身的丰富性，形成不同于单一书体的面貌，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吸纳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融化他书的意味于隶书之中，否则就有可能丧失隶书的独立性。

　　三是缺乏底蕴与个性。隶书创作中的草率化问题与隶味逐渐丧失的问题追根究底是缺乏底蕴所致。这种底蕴既包括技法功底，也包含文化意蕴。现在的隶书创作，由于审美取向的变化与取法范围的改变，大多呈现出灵动轻盈的面貌。但这种改变往往形式大于内容，而且翻版、猎奇者居多，真正有创新、有个性者则少。尤其一些年轻作者容易流于“空心言说”(薛养贤语)。

　　基于这种现状，在边缘化的境地中，当代隶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呢?我认为大致有三：

　　(一)主取碑版汉隶，借鉴清隶，旁涉简帛书

　　纵观隶书发展史，简帛上的隶书，以活泼、轻松见长，但同时也有许多草率化的特点;东汉的碑版隶书是隶书的成熟形态，呈现出博大、雄强、质朴、厚重的气质，是隶书的“源”，是正宗;清代隶书将汉碑隶书古朴的审美风格与自然风化形成的残缺之美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古朴浑厚、气势雄壮的金石之气，是由汉隶发展而来的“流”。如果以“取法乎上”的原则指导隶书的学习，那么自然应该在东汉碑版隶书上下大功夫。但由于清人取法碑版汉隶所形成的碑派隶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如果当代的隶书创作者还只取法于碑版汉隶，那么想要超越清隶，上追汉隶则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以简帛为代表的自由活泼的书写形态，正是对碑版隶书的丰富与补充，既符合当代人追求自由、好异尚奇的心理，又是历史赐予这个时代的新机遇，也许这就是当代隶书创作者钟情简帛书等自由的形式、远离碑版汉隶的重要原因吧。然而没有“源”的隶书终究只能如无本之木一样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清代的隶书大家郑簠也是经过实践的挫折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先学明人宋钰的隶书，但是学了二十年却没有任何成绩，改学汉隶后，“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遂“沉酣其中三十余年”。所以，以简帛书为代表的新出土文物，不是当代隶书创作的终南捷径，当代隶书的创作也没有捷径，只能不遗余力地在碑版汉隶上锤炼功夫，而后借鉴清代隶书成功的经验，再从简帛等新文物中寻找灵感和启示。

　　(二)追求自我面目，体现时代精神，保持隶书特质

　　创新是书法艺术的生命，早在唐代的亚栖就发出了“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的感慨。当代许多隶书作者或者融他种书体于隶书，或者汲取简帛的营养，都无不体现了明确的创新意识。但何谓创新，何谓自立成家，却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现在一些书作的“新”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简单嫁接，或是新出土文物的克隆。孰不知，自我面目的形成需要经过不断地否定古人、否定自我的蜕变，并且是自我内心灵魂的颤动。如米芾般才华横溢的书家也要经过集古字，取众家之长，至老才形成自己的书法个性，更何况我辈呢?所以，创新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创新的过程必须是脚踏实地地积累和探索。

　　石涛曾说“笔墨当随时代”。优秀的书作应是书家个性与时代共性的和谐统一。当代隶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对作品形式与笔墨趣味的追求，隶书的草化写法以及对时序之美的推崇恰是当代精神的体现。与这种强烈的时代感相比，当代隶书创作的个性面目反而要弱一些，风格过于单一。所以，对于当代的隶书来说，不仅要体现时代精神，更要在同中求异，寻求书家个性的深层次表现。

　　无论是自我面目的追求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无不需要突破古人，突破传统。当代隶书创作的新突破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隶书固有的特征，这是创新的需要。但突破不是彻底否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如果把握不好，弱化了隶书特征的度，就有可能导致隶书的消亡。那么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呢?我以为关键应该弄清楚隶书得以区别于其它书体的特质，这或许可从简牍上的隶书与章草的对比得到启示。简牍上的章草虽带有隶书的面貌，但以圆转流美为主，而简牍上的隶书虽然非常自由、活泼，时有圆转之笔，但却仍是隶书，而不是什么行书，也不是什么草书，关键就在于折多圆少、断多连少，用笔沉稳，仍以隶书特点为主要笔画形态。

　　(三)锤炼技巧，深入传统，提高综合修养

　　隶书创作绝非朝夕之功，首先需要锤炼书法技巧至炉火纯青的程度。古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无法之法”，“不工之工”，都是建立在精湛的技法之上，绝不是不能工巧的稚拙。

　　其次必须深入书学传统。书学传统不但包括古代碑帖资源，也应包括古代书史、书论。学习古代碑帖时，不能只是吸收一些形式和技法方面的东西，还要探索其深层的内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比如学习汉代隶书碑版时，就需要了解与感悟汉代闳放雄大的文化气质、尚势的审美取向以及“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学习某一碑某一帖，不但要学习直接的特点、技巧，而且还要追问背后的原因、道理、规律，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

　　诚如黄庭坚所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在这方面，清代隶书大家可为楷模，他们都不单纯地研究隶书，他们或是诸体皆精的高手，或是博古通今的一代大儒，或是诗词大家，正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作底蕴，才使得其能够在隶书创作中取得非凡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