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二王』成了书家无法绕开的一个名词，不同书家对待『二王』的态度截然对立。学『二王』是一种时尚，标榜正宗嫡系，反『二王』也是一种时尚，张扬个性自我。时下书风复制雷同，任何『流派』皆无可幸免。有感于浩浩荡荡的学『二王』大军，有人止不住惊呼『二王』已泛滥成灾。若要说泛滥的话，首先是从盗用『兰亭』之名，争相办雅集开始的。

　　魏晋文人大多因为个人志趣相投而聚在一起品艺论文，谓之雅集。『兰亭』雅集既属经典，已成绝唱。不管后世有多少次演绎，让人记住的仍是王羲之的雅集。如今书坛动不动就有雅集，从市区公寓开车到城郊农舍，三五个人聚餐喝点酒，便在网上发帖，『雅集啦!』虽然大张旗鼓地扛着『二王』旗号，以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却缺乏应有的内在敬仰和膜拜，最终不过是狗尾续貂。一群人统一着装，杯盘狼藉、废纸成山，也无济于事。当今书风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当经典的神圣被解构，含金量不断被稀释，我们必须面对『兰亭之殇』这样一个现实。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言。目前的雅集基本上属于皮毛类的粗放式模仿，煽情炒作博人一笑，旅游时逗留几天，为地方经济赚到一些银两。肆意妄为，任由文化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超前透支，试问我们有权利如此奢侈吗?

　　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心浮气躁、唯利是图的时代，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兰亭』，可以净化心灵。但凡经典，总是记录了历史，是一种让后人深刻铭记的样式。研习经典、重返经典，进而领悟经典的文化品位、精神高度、艺术价值，走进那些曾经鲜活过的伟大心灵。身处消费社会，不得不面对『索取式享受』—『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要把所有的话说完，要把所有的事做完，不惜说很多过头的话，做很多过头的事。对于雅集，注重的只是一个表演套路，忽视了仪式的作用。仪式是先民借助一种集体性的典礼活动，由此获得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与群体认同，藉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或事件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味。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只有不断地在集体仪式的氛围中才能感受到神圣，获得庄重。然而眼下雅集次数越多，离兰亭的精神就愈远，愈加无法理解『二王』的真谛。别看整天把『二王』挂在嘴上，其实心存魏阙。取法『二王』的人不理解『二王』，批评『二王』的人也很少正视『二王』。

　　由此不禁要问：『二王是谁?』再细细想一下，『二王』留下了什么?似乎有，似乎又没有。先看『有形资产』。《兰亭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包括两人的手札，哪一件不是摹本?《圣教序》?那是集字，不是真身。帖学?后人的附会而已，与『二王』本意无关。再看『无形资产』。兰亭雅集?如今已变成『招牌菜』。不独是当代书坛多见东施效颦之举，自魏晋以后，罕有得其精髓者，大多是做表面文章，舍本逐末，失了大道，丢了本真，最终惹人笑柄。最后看『流动资产』。历代成功取法『二王』的书家，米芾?赵孟頫?都不是。『馆阁体』不是从帖学演变而成的吗?事实并非如此，酒虽是米酿造，但米是米，酒是酒。

　　学『二王』成恶札之人，怪不得『二王』，所谓『学书贵在法，其妙在人。』《孟子•尽心》云：『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今『二王』变成一个泛称，『帖学』系统的书家中，很多不过是二道贩子，甚至是三道贩子，必然存在『取法上者得其中，取法中者得其下』的结果。应该加以区分，存在宋代『二王』、元代『二王』、明代『二王』、清代『二王』，甚至还有当代『二王』，但都不是真正的『二王』。即便是『魏晋二王』，如今也不过是按照个人能占有的资料所理解的『二王』，并非真实的『二王』。『二王』早就远去了，甚至像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

　　真正要关注的是，『二王』何以成为『二王』?但凡讨论经典，必须首先追问经典与大师存在的历史背景，否则永远无法参透。大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深刻而敏锐的思想，二是饱满而激越的情怀，三是精熟而独创的技巧。对于今人来说，时代不一样了，成就大师所面对的限制性因素更多，需要强调童子功。胸怀广阔，足以抛弃世俗利益的干扰，终生执着。学问既专且博，文史哲修养深厚，诗书画印俱佳。书家尤其要处理好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紧跟社会现实，则会被应酬包围，不适应现实，缺少生存空间，往往中途夭折。所以有思想的书家因为遗世独立，往往作品流传很少，没有思想的平平之辈作品铺天盖地、大行其道。这也就是今天看到所谓的『二王』泛滥的主要原因。

　　『二王』的成功在于革新变法，以创造为使命。书家一旦执迷于琐碎现实，因为世故态度和功利主义的考虑，妄想走捷径而不惜投机取巧，必定缺乏追求经典的精神气象。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需要时间的锤炼和见证。对于时尚的追逐和对利益的争夺，逐渐影响到书法领域。眼下更是有形形色色的培训班，推出明确具体的现代营销策略目标，要求快速中奖，提高命中率，专为展览量身打造出『二王』的复制品。眼下的现实是，一方面有很多人以『二王』代言人自居，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抢占山头;另一方面，盲从所谓的权威观点，不假思索地附和，当作金科玉律，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被各种观点所左右。当代书法学习普遍存在一种不良风气，一种事物出现一定的社会效果之时，便很容易形成一个所谓的『模式』观念，以此作为现成的参照，群起效仿，求得省心省力，效率最大化。很多人无形之中被牵着鼻子走，这对书法家来说，弊大于利，甚至是致命的。书家刚开始起步会存在一个模仿阶段，难免受到别人影响，但最终要依据个人的方向及学术态度来进行选择。更重要的是，磨炼过程始终无法省略。书法在于探索和创造，失去了原创，艺术生命是短暂的。有观点认为，不妨通过学吴踞来理解米芾，或者通过米芾来理解『二王』。实是大谬。殊不知，吴就是吴，米就是米，王就是王。把别人咀嚼过的馒头再咽下，似乎可以更好地吸收，进而产生某种依赖，直至裹步不前。钱穆说：『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唯读《庄子》可解《庄子》，唯读《史记》可解《史记》』。必须溯源『二王』原典，重新加以思考，才能带来一些新的发展。

　　古人对『二王』的评价，既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美誉，也有『恨二王无臣法』的独特认知。不管如何褒贬，皆出于个人自觉的审美意识。因为缺少自我判断，当下存在一些偏见，甚至将二王『妖魔化』。『妖魔化』出自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客观、静态地凝固于文本之中的东西，与人的理解不可分。离开了人的理解，任何文本都不会有真正的意义。理解并不是从精神空白的状态开始，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必然存在有一种固定的视域，被称之为『合法的先见』。『先见』是历史给予的，无法逃避和选择。由于长期以来各种既定观念的束缚，人云亦云，不加思考，故而对『二王』的理解出现『妖魔化』—将取法者与原创者混为一谈，学者之病，苛责前贤。『二王』何辜?

　　神化和平庸化同样是极端。一旦先入为主，便远离艺术的本质。所谓神化，就是以为书圣父子，高不可攀，乃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实际上远未涉及神髓。平庸化即泛化，『右军如龙』，龙如今变成了虫。平庸者随处可见。如前所述，『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很多人关注『法』而忽视了『人』，最关键的还是『人』，即个人对书法乃至人生的认识和领悟。唯有如此，才能做到『自化』，鱼化龙飞。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经典意识，因而会出现不同的经典作品。每个人心目中的『二王』是不同的，如果可以真正感受到『二王』的不同或不同的『二王』，那就是真实的『二王』。米芾、徐渭、王铎、董其昌真正理解了『二王』。米芾说『一扫二王恶札』，强调『二王』与自我必须有合适的位置。王铎云『书不宗晋，终入野道。』言下之意，要直接魏晋风度，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徐渭和董其昌，一个狂放，一个平淡，写出了性情，领略了『二王』的真谛。说白了，『二王』就是取法者心目中的一个坐标。书家都会有个人的『精神支柱』，往大处说是使命感，实际一点即个人意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借用王勃的话来说，『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不管魏晋风度还是变法创新，『二王』都做到了，正因如此，『二王』才能够成为『二王』。就书家而言，要做到『我就是我』，这便是从『二王』中获取的最大启示。

　　细想一下，当下『二王』真的泛滥了吗?没有。泛滥的不是『二王』，而是学不好『二王』的书家，看似和『二王』相关，实则无关。历史最终会舍弃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留下真正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