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邦琦先生进行的程派艺术的研究记录，可以与朱家溍先生记录梅派艺术相媲美。不同的是，朱家溍是作为隔行的武生票友来学习梅派旦角艺术，并加以记录。夏邦琦则本来就是一位资深程派票友。

　　夏邦琦：

　　1983年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郁钟馥郁老师提议，因为梅(兰芳)先生、 余(叔岩)先生都有唱腔集，程先生没有唱腔集，意思叫我一块儿搞一个程派的唱腔集，后来我就联合了郑大同、徐寿星、许锦文，我们四个人搞了一年，搞了这本唱腔集。

　　由于是业余时间编纂，夏邦琦为了能和其它几位编纂保持联络，还颇费了一番脑筋。花了很大力气。

　　夏邦琦：

　　那时候我很忙，还在工作，我是搞工程的，四个人没有机会经常聚在一起。分工以后，怎么拿稿子，怎么交换校对，都是问题。恰巧那时候我们正跟日方合作，我英文是行的，日文不行，我就跟公司说，根据工作需要，我要去学日文。我就到同济大学参加他们的速成班，一年半的东西要一年念好，我就变成全班最老的学生。因为到了同济，就可以看见郑大同，可以看见许锦文，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拿稿子大家交换，所以这一年做得很累，1983年弄的，到1986年才出版，郑先生不幸去世，都没看到，这是一个遗憾。

　　由于夏邦琦等人编纂的这本《程砚秋唱腔集》全面、准确，出版以后，立刻受到欢迎，成为学习程派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很快销售一空。

　　夏邦琦：

　　这本书出了以后，的确我自个儿也了了心愿。因为我母亲过世以后，我到北京去过几次，去见程先生，他也知道我不能够完全从事演出，他当然很鼓励我，他说你虽然是搞技术的，搞工程的，但是你喜欢我的艺术，你要是搞下去的话，我希望你能坚持。所以这句话我就一直记到现在，我现在都快80岁了，我还搞，这次(纪念)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又来找我了，要求我把《程砚秋唱腔集》增订出版。很遗憾，几个一块儿合作的老朋友徐寿星、郑大同都已仙逝，许锦文老师也很忙，所以，这个工作基本上就我承担下来，在一个春节里头赶出来。

　　在京剧发展历史上，票友们承担了大部分艺术经验的记述和理论研究。各流派名票纷纷出版各自流派的剧目声腔资料，一则是对该流派艺术的弘扬，二来，也给京剧艺术宝库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如刘叔诒、王祖鸿等记述的余派、周翕园等人记述的梅派、李家载记述的言派，都已成为研究该流派剧目的权威资料。

　　1995年，为纪念名票程君谋诞辰100年，其家属在众多人士的支持下，出版了《程君谋演出台本》。这是程君谋一生记录的谭派剧目的汇集。

　　吴小如先生为此书题诗：“一自群星仰叫天，谭门法乳竟谁传，陈王红豆诚名票，程老江南领众先。”

　　刘曾复：

　　我也听过程君谋的录音，我觉得好像这两位(程君谋和许良臣)，至少不能说谁好谁坏，而且程先生上台是不成问题，他对孟小冬的帮助实在是非常大，使她改变成为谭派，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程君谋还会拉胡琴，所以对程君谋，我总觉得应该大力介绍。

　　虽然票友和内行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然而，票友们的生活及艺术活动，与内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小如：

　　我举个例子。张伯驹先生是张镇芳的儿子，张镇芳和袁世凯是表亲，张伯驹先生和袁寒云是表兄弟。张伯驹跟余叔岩学了好多剧目，当然他上余先生家里去学。可是你别忘了，余先生想要什么，不用说话，一表示，暗中示意，张大爷张伯驹先生就双手奉上，这样学本事。

　　张伯驹与余叔岩的关系，在票友和内行的关系中是一个典型。张伯驹不仅跟余叔岩学戏，而且基本充当了余叔岩的经济后盾，并且对余叔岩的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有所参与。

　　另一个和余派艺术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是李适可。

　　李锡九(李适可之子)：

　　我父亲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余叔岩生在1890年，他比我父亲大三岁。

　　和余派关系最密切的票界人物，一是张伯驹，另一个就是李适可。而李适可对于余派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李适可最初结识余叔岩，并不由于京戏，而是由于中医。

　　刘曾复：

　　李适可应该说比我还长一辈，他学医的。他是我舅爷的徒弟，我舅爷是北京著名的中医，所以怎么着我也得管他叫李四叔。另外他的儿子很多，他有一个儿子和我好像同班，师大附中的同学。那时候他家里也挺阔的。

　　李锡九：

　　通过李佩卿，给他(李适可)介绍余叔岩。余叔岩身体不好，经常要李适可为他上门开个药方。无所谓的，拿起笔就可以写。京剧界好多人都认识李适可，都是从看病开始的。

　　有一种说法，说李适可和余叔岩的相识，是因为李适可养鸽子，而余叔岩也喜欢鸽子，于是李适可拿着鸽子投余叔岩所好，以便达到和余叔岩接近的目的，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锡九：

　　养鸽子是我哥哥。我父亲认识余叔岩之前，没有养鸽子。那是后来的事。余叔岩也有鸽子，有的鸽子很贵，我知道。听我父亲讲，这鸽子二十元钱一只，四十元钱一对。当时四十不是现在的四十，那很厉害的，我们家请一个老师，每天从上午一直教到下午，月薪才二十元。余叔岩也有鸽子，认识余叔岩之后，我父亲有鸽子，“给你两只”。余叔岩说不定也给我父亲几只，相互之间交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的认识和鸽子毫无关系。

　　李适可和余叔岩交往逐渐密切，交情日厚。李适可和余叔岩的艺术交往也逐步深入。

　　刘曾复：

　　他和余叔岩创作了一出《法场换子》，和普通的《法场换子》不大一样，和言菊朋唱的不太一样，他新创作的。据说他的词句是南铁生的丈人给他的，就是老李先生，也是票友，给他的词句，和普通的不一样。还有跟余叔岩的老丈人陈德霖学的《祭塔》，反二黄，他琢磨了一出新的《法场换子》。李适可说，我要跟你学《法场换子》，但我跟你有誓言在先，在你有生之年，我绝对对外不唱这出戏，我一定不唱，你教我。余叔岩就很诚恳地教给他了。他还真是不唱，他到什么时候开始往外传呢，就是余叔岩故后。

　　李适可对余派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后期参与了余叔岩的创作，更在于他对余派艺术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刘曾复：

　　李适可自己不反对说他是票友。好多内行是跟他学的，比如他教过孟小冬，教她《辕门斩子》，谭派的《辕门斩子》，后来他也教过赵贯一，赵贯一后来也下海了。

　　李锡九：

　　我父亲有一天把孟小冬带到家里来了。我父亲讲，说余叔岩让她来的，(余叔岩)说 ，我现在身体不是太好，等以后再收，现在你先跟李四爷学学。

　　刘曾复：

　　他(李适可)教过于世文。于世文是他的徒弟，还是正式拜的。那天我们正在李适可家里头，于连泉， 就是小翠花，带着于世文去了，见了李适可，他说：“李四爷，我把这个孩子交给您了，让他拜您为师了，他要不听话，您就打。”所以，于世文是李适可正式的徒弟。

　　出身于富连成的于世文由他的父亲、同样出身于富连成的一代花旦大家于连泉带领正式拜票友李适可为师，而且于世文对李适可的崇拜始终不渝，是京剧史上一个极端的事例。更多的情形，是内行通过请益、讨教等形式，从票友处得到文化素养的帮助、加强对戏情戏理的理解，票友则通过这种答疑解惑的行为，影响内行。

　　李慧芳(京剧艺术家)：

　　他们都是票友出身，人家有学问，人家对京剧有研究，我们没文化，都希望和他们在一块儿，讨教讨教。我虽然没有文化，我喜欢学习， 愿意请教，(《失街亭》里那句“靠山近水把陉守”，我是问的刘曾复老师。我说原来他们大家唱的是“把营收”，还有一种唱“扎营头”，有两种唱法。我问刘老师到底哪个对?刘老师说了，哪个也不对，说应该是“陉”。

　　李适可收于世文为徒的例子虽然比较极端，但票友们在京剧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许多票友在下海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最后在京剧教学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吴迎：

　　1956年初，上海戏曲学校要成立了，梅兰芳亲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杨(畹农)老师给我看过的，梅先生推荐杨畹农到上海戏曲学校。开学就招大班，所谓大班就是杨春霞、朱玲妹、李炳淑……那班学生。梅先生那封信上讲，他说杨畹农同志是可以说全场的，包括《西施》在内。那就很有份量，《西施》是一个群戏，而且是一个大戏，所谓说全场，内行里面说全场就是每一个角色的戏，都要能说。

　　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播和传承，是京剧票友们的一个特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不断发展壮大京剧爱好者的队伍。

　　京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种社会时尚文化，作为业余爱好者，京剧票友们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也成为时髦的一部分。票友中的精英分子，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为京剧文化品位的提高、京剧艺术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京剧本身日益边缘化，票友的命运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刘连群：

　　我忽然间想到了，在一个变革的，一个时代发展非常快的，人人都在忙的时候，所谓的快节奏的时候，这些老先生，研究的这种如此精深、精微的演唱艺术，需要人用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去学习的这样的东西，怎么样能保留下来?我当时感触特别深，这是一个矛盾，必须要有时间，必须要有精力，你说就像现在学京剧一样，就这么偶尔地听一段，然后就唱了，把腔儿学会了，然后就演出了，是绝对不行的，是需要你，那种学，有时候到晚上都睡不着觉，都要再躺在被窝里头，在被窝里要找板眼、找劲头。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相当大的决心，是不可能真学到的，甭说全部学到，就是学到它的真髓都很难，这是一个矛盾，这真是一个矛盾，恐怕京剧的很多精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流失的。

　　(上海广播电视台《绝版赏析》栏目供稿 策划：张伟品 柴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