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初期，书法家首推宋璲、宋克、宋广，号称“三宋”。宋璲(1344-1380年)，字中珩，浙江浦江人，工诗文，善书，小篆为明朝第一，草书也名重一时。

　　宋璲是明朝“开国文臣”宋濂(1310-1381年)的次子。宋濂颇受明太祖朱元璋礼遇，与子宋璲、孙宋慎曾同朝为官，人以为荣。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还乡。十三年，朱元璋突然要杀宋濂祖孙三人。皇后、太子奋力相救，太子急得跳水，皇后急得为宋濂吃素。朱元璋稍作让步，只杀宋璲、宋慎，改贬宋濂至四川茂州，中途病死于夔州。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宋濂祖孙三人?一般书籍均据《明史》称因宋慎牵涉胡惟庸谋反案，其实这是错的，限于篇幅，此处不予叙述。

　　由于宋璲是被杀头的人，传世书法作品很少，较著名的有《敬复帖》(图38)。最近，我在拍卖图录里看到一卷《如此江山亭诗卷》，其中有一段宋璲的小楷长跋(图39)。元、明之际，杭州吴山(城隍山)有“如此江山亭”，文人墨客，多在此集会。元至正六年(1346年)，张昱与王仲玉、陆进之、吕世臣等至此亭饮酒赋诗，记录成卷。后之文人，续书卷后，有朱谊、沈贞、宋璲、张雨等十余人。宋璲所书，原有题目《书如此江山亭诗卷后》，全文为：

　　“曰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不费词而无穷之感系焉，使倒言之曰：‘江山如此’，则宜致之词无它所兴感矣。昔尝有亭而为是名，遐想其作亭之人何如?其为人哉必宋亡遗民有为而作。

　　越若干载，登斯亭而觞咏者，为一笑居士庐陵张昱光弼。于时元既遗我江山者，前之日如此，今之日不如此矣。宋故邸未沦于元此江山也，沦之后如此江山何?居士之为此游，俯仰间何如其为感耶?作亭者之感尚浅，游者为益深也，游后又无亭矣。同游之人名存于居士序中，或似和诗后追和于他日者之后，亦各自存其名，而皆地下游矣，惟诗卷存，卷中独居士名章章然，它或仅附骥耳!予不自知其他日可亦仅附否也?

　　此卷今为旌德观史志中所藏，予以郡志事寓旌德者三阅月，欲寻旧游，于居士没数年后，泯不有可指之迹。故老凋谢，无能谈往事真者，亭存与无皆不足入予之怀，谈不谈亦故置之。特江山在今舆图混一中如此，非宋之偏安如此，元之□□如此，可同年语也。有足以喜幸者，无他感也。感在乎犬马齿益衰，而名已先腐。有如此江山，无如此人物，只足以贻憾九京，无颜与居士逢耳!

　　居士言碧筠者，必斯亭主人，玄中者流，何无闻于今?仅附见于兹耶?吾志中有儒行，先主予者，久克孝于亲、义于师，为吾友项蒙贞郎中，所与必不仅此卷藏而已也，尚与予共勉进于晚。宋璲识”。

　　宋璲小楷甚精，洪武九年召为中书舍人，为朝廷拟稿、誊写的官职。这篇长跋是小楷行草书，行云流水，颇为舒畅。值得称道的是，不但字写得好，而且文章内容也很好。原先，杭州人搞不清如此江山亭是何人建于何时?命名的用意何在?宋璲独具慧眼，提出此亭应是南宋亡后，爱国遗民所建。此亭命名原应作“江山如此”，充满遗民的爱国情绪。鉴于当时元朝的统治十分暴虐，为掩人耳目，故意把“江山如此”倒过来改称“如此江山”。写到“江山如此”，会令人联想到《世说新语》里的一个故事：西晋亡后，诸大臣名士随元帝渡江至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风和日丽的日子)，辄相邀新亭(南京名胜)，藉卉饮宴。周侯(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便是“新亭对泣”的故事。宋璲认为“宋故邸未沦于元此江山也，沦之后如此江山何?”是建亭的宗旨，也是当时登临者的感受。

　　宋璲文笔一转，感叹卷中作者“皆地下游(亡故)矣”，其中以张昱名最著，其余或只是“得附骥尾”。我今题此，他日亦可附骥尾也。如今，这一片江山，已在全国统一的“舆图(地图)”之中，非“宋之偏安”、“元之□□”可比。最后，感叹自己犬马加齿，无所成就，将来“贻憾九京(九泉)”，有何面目相逢张昱于地下?无论宋璲何等多愁善感，都不会预感到自己会身逢暴君，成为刀下之鬼。这便是封建时代文人的悲哀。

　　原文“元之”二字后有二字空白，并非残损，而是被人挖去。查明朝杭州名士郎瑛所著《七修类稿》有《如此江山亭》条，说明如此江山亭在杭州吴山天圣观，张昱宴酒赋诗亭中，文人相继录为一卷，为景隆观道士史志中所藏，自己少年时曾借观，后有嘉禾周鼎跋语，“语文感慨，意复周匝”，曾录之，惜未全。他把所录附于文末，其实所录是宋璲的跋文。此卷并无周鼎文字，当是郎瑛记忆有误。原文第七行末一“社”字已点去，全句成“元既遗我江山者”，但郎瑛所录此句作“元社既屋”，“既屋”指“已亡”。有可能是郎瑛误记，而“既屋”二字当在被挖处。

　　此卷曾经徐邦达先生鉴定为真迹，写有短跋(图40)，内称：“大都知名人士，而宋氏之篇尤推可观。”他认为，全卷当以宋璲的一篇文字、书法最为精彩。令人不解的是，张雨(1275-1349年)殁时，宋璲才六岁，张雨的题识不应在宋璲之后。且二者相连，绢面也无割裂痕迹，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古代长卷被人抽换一两段的情况是常会发生的，有可能张雨原题在宋璲之前，被人抽去，改录于后，遂成今日模样。

　　能见到宋璲的又一遗墨，真是快事!

　　黄瘿瓢的三幅铁拐李画

　　西安文物局藏有一幅黄瘿瓢的人物画(图41)，有专家介绍：“画面绘一老者，身穿长袍，侧身站立，持折枝花……从题诗看，老翁孤独一人，云游天涯，衣衫褴褛，脚穿芒鞋……经过长途跋涉，身体微曲，显得劳累，但是手中持的花却引起了他的兴趣……”

　　专家对所画人物疏忽二处。即老者背后画着一只大葫芦，左袖边画着一个月牙形的木器，由此延伸到葫芦边上，画着一根木棒。又，专家对题诗未作详细介绍。图左的题诗是：“吞云作雾遍天涯，不问人间路几赊。摄(同蹑)着芒鞋霜雪健，手中都是十洲花。瘿瓢”，“吞云作雾”同“吞云吐雾”，原指道家绝谷养气之术，此处义同“腾云驾雾”。“赊”，指路途遥远，唐吕嵒(洞宾)有诗句：“常忧白日光阴促，每恨青天道路赊。”“十洲”与“三岛”，同为海上仙境。全诗可译白为：“腾云驾雾，飞遍海角天涯，不管人间道路有多远。穿着芒鞋，哪怕冰天雪地。手中所采，都是海上仙山的奇花异草。”一个老人，有这么大的能耐，肯定是个神仙了。神仙很多，会是谁呢?衣衫褴褛，背上有个大葫芦，右手还握着根拐杖，除了铁拐李，还会是谁呢?

　　黄瘿瓢是黄慎的号。黄慎(1687-1768年)，字躬懋、恭懋、恭寿，号瘿瓢，福建宁化人，家穷，学画肖像为生，后至扬州卖画，转变画风，为“扬州八怪”之一。所画人物，多以神仙故事为题材。铁拐李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俗姓李，遇太上老君而得道。神游时肉身误被徒弟火化，游魂无所依靠，附一饿死尸体而重活，并用水喷竹杖为铁杖。黄瘿瓢所画，既非竹杖，也非铁杖，而是木杖。其实，对于人物的造型会因不同画家而异。画铁拐李，有画脚站不直而要踩在“T”字形铁拐上的;有站得直而要腋窝拄“丫形”木杖才能开步的;甚至有的跛左脚、有的跛右脚，谁也搞不清楚真相的。

　　我在台北出版的《故宫文物月刊》上，看到著名画家黄君璧捐赠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二十件书画中，有一幅黄瘿瓢人物轴，画的也是铁拐李(图42)。最近，我又在北京拍卖市场图录中，发现一幅黄瘿瓢画的铁拐李(图43)。

　　从图片看，西安、台北、北京的三幅黄瘿瓢铁拐李都是真迹，但造型、题诗略有不同，当是作者落笔时自然差异，并非出于一个“模子”。我们略加分析比较：

　　三图面部都是秃顶、深目、广额、多须髯，但台北本、北京本多一横向束发带子，还在左耳后上侧打有结头。

　　持花的左手都画得略大、差胖，但所持花颇不一致。西安本花、叶交待不清，花近鼻头;台北本花离鼻略远，眼睛看花的神情处理得较好;北京本花、叶交待最清楚，但花近嘴巴，变成不是看花而是想吃花。

　　西安本葫芦最大，挂于右肩;台北本葫芦虽也挂右肩，但已小得多;北京本葫芦改悬左侧腰间。

　　西安本右手持拐杖，斜向右上方;北京本也如此，但斜度更大，拐杖更长，桠杈与腋窝无法配合;台北本拐杖在左侧斜拄于地。

　　题诗第三句，西安本作“摄着芒鞋霜雪健”，其余二本都作“摄着芒鞋何处去?”与第四句一问一答，诗意较好。

　　综上所述，三本中以台北本，即黄君璧旧藏本的艺术水平较高，衣褶也比较洒脱。可见，黄瘿瓢作画，虽同一题材，也在不断改进，精益求精。对画家来说，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大约十年前，金华有个书画商，联系一个著名画家，把自己过去的作品，重画了40幅，以每幅8万元的价格，统卖给金华的一个企业。这批书画展出时，我去看过。虽然都是真迹，但形备神衰，连字迹也很马虎。黄宏小品中那个抡大锤破壁的打工仔边敲边喊：“八十(元)!八十!”画家是否也会边画边盘算：“每幅八万(元)!每幅八万!”这样作画，可能只有钱腥，而无书香!(未完待续)(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