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收藏界》第3期所刊《清末民初刻铜墨盒赏析》一文(以下简称《赏析》)，文中作者把“《篆刻五印》铜墨盒”称之为由当时北京书画大家姚茫父“自写自画自刻”，笔者对此说不能苟同。特在此略作辨析，以供广大同好参考。

　　《赏析》一文称：

　　三是文人自写自画自刻。如当时北京书画大家姚茫父。图3为姚茫父《篆刻五印》铜墨盒。民国早期，白铜材质，12.6厘米见方，4.3厘米高，重达960克。上刻五方不同形状之篆书印章，旁边均有行书释文，其中一印“风流儒雅亦吾师”为阳刻，四印“间与仙人埽落花”、“此中有真意”、“血性男子”、“情痴”为阴刻，落款“茫父”并章，词句新清，含义委婉，构思力辟新天，镌刻刀法老到。休闲消遣，睹物思幽，叫人心生暖流，别有情趣。

　　显然上引《赏析》文字，作者将“《篆刻五印》铜墨盒”作为“文人自写自画自刻”的代表。对此，笔者认为称陈寅生、张樾臣为清末民初刻铜大家可称公允，然而把姚茫父并列其中，那就不免让人会有牵强附会之嫌了。因为“刻铜大家”，应指镌刻铜墨盒、压尺(镇纸)等刻铜工艺的第一流高手，而如姚茫父、陈师曾等在民国初年虽多有为刻铜工艺创作并提供书画稿的记载(史实)，但他(姚茫父)亲自执刀刻铜的史实不知出自何据?

　　记得《收藏界》2006年第5期曾刊有《名家刻铜墨盒赝品何其多》一文，其中就特别指出“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姚华其本人没有亲自刻过铜墨盒。”笔者为此曾特地参阅了有关“姚茫父研究”的一些专文，如：周季文《姚茫父年谱》、邓幼民《姚茫父的生平及其艺术》(均刊载于上海书画出版社版《朵云》(中国绘画研究季刊)1992年第4期)，在两文中除了邓文在最后有述“姚茫父曾与北京琉璃厂著名铜刻工张寿臣合作刻铜艺术品，与著名木刻工张启合作水印木刻笺谱”之外，确实未见有关姚华亲自执刀刻铜的记述。当然，“未见有关姚华亲自执刀刻铜的记述”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也许有客观事实的存在。这也便是笔者会在上文中提出“但他(姚茫父)亲自执刀刻铜的史实不知出自何据”的原因。

　　从《赏析》附刊的“图3”中的“五方不同形状之篆书印章”，和“行(应为楷书)书释文”的书迹字体来看，所作篆字的笔法混乱，结体乖张，显然书写者昧于篆书书体的理解，也未能掌握篆字书写的基本法度。“释文”楷书又与姚茫父(姚楷书以颜、欧为基石，以褚、柳为变化，尤其小楷得唐人写经体精髓)大相径庭。再说“五方不同形状之篆书印章”的创作构思及其形式平庸、粗俗，综观其印语“风流儒雅亦吾师”(似应出自杜甫《咏怀古迹》)、“间(笔者按：应系“闲”之误)与仙人埽落花”(似应出自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中有句“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此中有真意”(似应出自陶渊明《饮酒》“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血性男子”、“情痴”，读之只能让人感觉其内容有不伦不类之嫌，如此平庸粗俗的刻铜墨盒，无论于“写、画、刻”显然与精于文字学、书法著称的学者、书画家姚茫父全然无涉。以笔者之见图示刻铜墨盒，应该出自一些普通刻铜工手，究其实质是“托名”大名家姚茫文而仿造“茫父”款的“大路货”。因此“茫父”款刻铜墨盒中也以这类刻有印章形式的数量为最多。至于“《篆刻五印》铜墨盒”被作者赏析为“词句新清，含义委婉，构思力辟新天，镌刻刀法老到。休闲消遣，睹物思幽，叫人心生暖流，别有情趣。”那只能说是“敝帚自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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