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古代礼制，事死与事生一样重要，帝王在太庙举行的祭祀活动中，有一类与时序变化密切相关。据《周礼》记载，帝王要“以祠，春享先王;以，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冬享先王” (《周礼·春官·大宗伯》卷十八)。祠，春祭名;，夏祭名;尝，秋祭名;丞，冬祭名。这类祭祀活动就是太庙时享。时享又称时飨，一般在四孟月举行，四孟月是农历四季中每季头一个月的合称，即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孟冬(十月)。时享为何在四孟月举行呢?洪武三年(1370年)，礼部尚书崔亮上言“孟月者，四时之首。因时变，致孝思，故备三牲黍稷品物以祭”(《明史·•时享》)。在时序更替之时，备牺牲、时鲜物品祭祀先人，以展孝思，这就是时享祭祀的目的。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建立了本朝宗庙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追封先祖，“上高祖考尊谥曰玄皇帝，庙号德祖，妣曰玄皇后;曾祖考尊谥曰恒皇帝，庙号懿祖，妣曰恒皇后;祖考尊谥曰裕皇帝，庙号熙祖，妣曰裕皇后;考尊谥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陈氏曰淳皇后。”(《明会典·礼部四十·祭祀二·时享太庙·庙号》)在追封先祖的基础上，朱元璋建立了本朝太庙制度，在宫廷之左建立四庙，德祖庙居中，懿祖居东第一庙，熙祖居西第一庙，仁祖居东第二庙，庙以及牌位神主均南向。后来，朱元璋继续完善了宗庙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以太庙时享未足以展孝思为由，在宫门内之东修建了奉先殿。以太庙为外朝祭祀之处，以奉先殿为内朝祭祀之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仿南京规制，仍兴建了太庙与奉先殿。太庙与奉先殿，一内一外，明代的宗庙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明代时享制度是随其宗庙制度的建立而确立的，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令翰林学士朱升定下了宗庙时享斋戒之礼，除开四孟月以外，每年的年末也要举行时享祭祀。洪武二年(1369年)、洪武九年(1376年)、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对时享制度进行了一些更改。朱元璋以后，正统皇帝朱祁镇、嘉靖皇帝朱厚、隆庆皇帝朱载也对时享制度进行了一些修正。

　　时享祭祀分为特祭与祫祭，特祭即各庙分别举行祭祀，祭即是选最高辈分的宗庙，为所有先祖合祭。洪武元年(1368年)，在学士陶安的建议下，朱元璋下令，孟春各庙举行特祭，而其余的三时及岁除则在德祖庙(即朱元璋所追封的最高辈分的先祖)举行合祭。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只有孟春在各庙祭祀，并奏各自的祭祀乐，其余时享祭祀俱奉三祖(即朱元璋所追封的懿祖、熙祖、仁祖)之神主在德祖庙合祭。只在初献环节分别演奏各自的祭祀庙乐，其余的亚献、终献、彻馔等环节则同奏德庙的祭祀庙乐。洪武九年(1376年)，改建太庙，取消了各庙特享，四孟及岁末时享，俱行合享之礼，俱奏德庙之乐，不再为各庙行特享祭祀礼以及演奏各庙祭祀乐。嘉靖十七年(1538年)，重定时享祭祀礼，立春时的孟春时享，为各庙举行特享，皇帝亲自为太祖朱元璋供献祭品，派遣八位大臣分别为其余的八位皇帝(即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樘、武宗朱厚照及嘉靖帝的生父睿宗朱)献祭品，派八位内臣为诸后献祭品。立夏时的孟夏时享祫祭，将各庙神主集中于太庙。太祖南向，成祖西向，位于后七宗之上，仁、宣、英、宪、孝、睿、武宗东西相向。秋冬季节的时享祭，跟孟夏祭祀一样。嘉靖帝恢复了特祭与祭并行的制度。

　　明代时享的具体时间多有变更，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时享在四时孟月以及除夕举行，一年共五次。洪武二年(1369年)，对四孟时享时间进行了变动，春季时享定在清明，夏季时享定在端午，秋季时享定在中元，冬季时享定在冬至，时享与节日重合，只是岁除时享仍然在除夕日举行。经过这样的更改，四孟时享就不一定在四孟月举行了。在礼部尚书崔亮的建议下，洪武三年(1370年)，太庙时享祭祀时间又恢复到了四孟月，洪武九年(1376年)改建太庙后，对时享时间进一步具体化，孟春选择上旬吉日，孟夏、孟秋、孟冬用朔日(每季孟月初一)，岁暮祭祀仍在除夕，经过这样的更定，除开孟春的日期要根据历法确定外，其余四次时享祭祀都具体到了每一天。但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天顺六年(1462年)，阁臣以皇太后丧期之故，请求更改孟冬时享在除服后举行。

　　太庙时享最重要的陈设就是神位祭器，据《明史·吉礼一·神位祭器玉帛牲牢祝册之数》(《明史》志第二十三)，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每庙登一，三，笾、豆各十二，、簋各二，供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于殿东西向。”后来，祭器在整体上保持了稳定，但具体的某一项祭器的数目做了调整，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更定，每庙登二，二。弘治年间，祭器数目做了进一步更改，“九庙通设酒尊九，祭加一，金爵十七，祫祭加二，瓷爵三十四，祭加四”。祭祀时所配享的亲王神位祭器，洪武三年规定，每位“登、各三，笾、豆各十二，、簋各二，酒尊三，酒注二。” 配享功臣的神位祭器，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每位“笾、豆各二，、簋各二”。后来，亲王和功臣配享的祭器数目也有变更。

　　时享前皇帝与文武官员需要斋戒，凡时享太庙前三天，太常寺要进斋戒铜人，铜人高一尺五寸，手执牙简，时享等大祀则在简上写致斋三日，并上殿上奏，请求斋戒。时享的前一天太常寺还要与光禄寺一起查看祭祀用的牲牢。明代祭祀的牲牢分为三等：犊(小牛)、羊、豕(猪)。毛色以(赤色)或黝(淡青黑色)为上。祭祀前，牲牢要先奉进，洗涤九十天时间，让它们变得洁净。据《明史·玉帛牲牢》(《明史》志第二十三)，时享祭祀时，“每庙犊、羊、豕各一“，亲王的配位，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共牛、羊、豕一”。功臣配位，洪武二年定，“每位羊、豕体各一”，以后亲王和功臣的牲牢都有所减少。

　　时享祭祀整个过程都由典仪主持。(《明会典》卷八十一)记载了时享祭祀过程。祭祀开始时，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导引官导引皇帝至御拜位内。接下来的仪式有：“迎神”，先奏乐，皇帝同大臣四拜，为神位供奉祭品;“行初献礼”，奏乐，执事官用金爵进酒，恭读祝文，皇帝同百官跪拜;“行亚献礼”，奏乐，执事官用瓷爵献酒;“行终献礼”，仪式与行亚献礼相同，光禄寺官从神位前捧祭祀的酒肉给皇帝，皇帝同百官四拜;“彻馔”，奏乐，执事官撤去食物;“还宫”，太常卿跪请皇帝还宫，皇帝同百官四拜，典礼结束。

　　“行初献礼”时要恭读读祝文，据《明会典》卷八十一，洪武年的时享祝文为：“维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四庙太皇太后，时维孟春(夏、秋、冬)，礼严祭祀，谨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尚享!”岁暮祝文为：“时当岁暮，明旦新正，谨率群臣以牲醴庶品恭诣太庙，用伸追慕之情，尚享!”

　　时享祭祀太庙中各个庙所演奏的乐章，曲名一样，但内容却有差别。迎神为《太和之曲》，初献为《寿和之曲》，亚献为《豫和之曲》，终献为《宁和之曲》，彻馔为《雍和之曲》，还宫为《安和之曲》。我们从嘉靖十五年(1536年)，太祖朱元璋庙孟春特享乐章可以窥见明代时享祭祀各庙乐章的面貌：

　　迎神《太和之曲》：“于皇于皇兮仰我圣祖，乃武乃文，攘夷正华，为天下大君。比隆于古，越彼放勋。肇造王业，佑启予子孙。功德超迈，大室攸尊。首称春祀，诚敬用申。维神格思，万世如存。”

　　初献《寿和之曲》：“荐帛于篚，洁牲于俎，嘉我黍稷，酌我清酤。愚孙毖祀，奠献初举。翼翼精诚，对越我皇祖。居然顾歆，永锡纯祜。”

　　亚献《豫和之曲》：“钥舞既荐，八音洋洋，工歌喤喤。醇醴载羞，齐明其将之。永佑于子孙，岁事其承之。俾嗣续克承，百世其保之。”

　　终献《宁和之曲》：“三爵既崇，礼秩有终。盈溢孚颙，显相肃雍。惟皇祖格哉，以绎以融，申锡无穷。暨于臣民，万福攸同。”

　　彻馔《雍和之曲》：“礼毕乐成，神悦人宜。笾豆静嘉，敬彻不迟。穆穆有容，秩秩有仪。益祗以严，矧敢斁于斯。”

　　还宫《安和之曲》：“于皇我祖，陟降在天。清庙翼翼，禋祀首虔。明神既留，寝祐静渊。介福绥禄，锡胤绵绵。以惠我家邦，于万斯年。”(《明史》志第三十八)

　　孟夏、孟秋、孟冬也有专门的唱词。时享祭祀乐章在特殊情况下不会演奏，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更定时享仪时规定，“若国有丧事，乐备而不作”(《明史》志第二十七)时享结束后，皇帝在太庙街门里升辇后，乐官“奏敬祖宗之曲，导至午门里，乐止，凡用领乐官五员，俳长十人，各色色长四十人，乐工四拨，每拨一百八人，歌工十二人”(《明会典》卷九十五)。由此可见太庙时享时乐队规模的庞大。时享结束后，皇帝回宫，大臣们要行庆贺礼，朝廷要对大臣的仪容严加监察。

　　太庙时享祭祀时，皇帝要穿黄袍，如果皇帝正处于丧期，也要换穿黄袍。如洪熙皇帝朱高炽死后，宣德皇帝到西角门上朝时穿素服，但遇时享等礼，太常寺奏祭祀后，当天一早鸣钟鼓，皇帝穿黄袍，到奉天门上朝，时享结束后，仍旧穿素服，到西角门上朝，一直到除丧服的祭后才不穿素服。

　　明代，四孟时享也要祭祀皇陵，皇帝要派遣使臣，恭读祭文。因为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就在朱元璋孝陵的左边，每年的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及忌辰，朱标陵的祭祀都是由孝陵祠祭署办理。

　　时享祭祀要求皇帝亲自参与，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壬寅，定郊社宗庙礼，岁必亲祀以为常”(《明史》本纪第二)。明代大臣非常重视时享祭祀，若皇帝不参加，往往会受到大臣的批评，正德年间，乾清宫发生火灾，石天柱上书批评正德皇帝不亲自参与时享，“时享不亲，慈闱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储位久虚，既不常御宫中，又弗预选宗室，何以消祸本，计久长哉 !”(《明史》列传第七十六)嘉靖二年(1523年)十月，嘉靖皇帝也受到郑本公的批评，“时享太庙，帝不亲行，本公与同官彭占祺极言遣代非宜，报闻”(《明史》列传第八十)。

　　对明代的时享礼，清乾隆朝刑部尚书秦蕙田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明代时享之礼，天子亲行，尽革唐宋以来赏赉陋例，可谓拨云雾而睹青天矣!”(《五礼通考》卷九十六)从秦蕙田之评价，我们可以知道，相对于前代时享祭祀，明代从制度上要求皇帝亲自参与，并且革除了唐宋以来花费过多的弊病，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