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尤其是汉魏以来，流传着许多有关书家、书艺的轶事杂说。它们或者直据史实，言而可信;或者穿凿附会，空穴来风。若是后者，久而久之，便会贻误后学。从这些书事所依托的真实背景，考察其可能性，对于还原书家、书事本来面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极大现实意义。

　　汉魏时期的书家韦诞，生逢乱世，兼善数能，[1]懿性贞实，文敏笃诚。[2]与其相关的几则书事，有待商榷，试作一考。

　　一 钟繇掘韦诞墓

　　唐韦续《墨薮》之八《用笔法并口诀》云：『繇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苦求之不得，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此故事刻画钟繇之求笔法心切，韦诞之小气，可谓入木三分，但却不合史实。

　　《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传》：『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临吊，谥曰成侯。』知钟繇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二三○)。韦诞之生卒，无明确纪年：

　　晋卫恒《四体书势》云：『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

　　《三囯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裴松之注云：『《文章叙录》曰：「诞字仲将，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辞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迁侍中……以光禄大夫逊位，年七十五卒於家。」』

　　《晋书》卷一《宣帝纪》：『(嘉平)三年春正月……天子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鸿胪、太仆庾嶷持节，策命帝为相国……』

　　可见，韦诞太和(二二七—二三三)中为武都太守、侍中;嘉平三年(二五一)仍奉敕持节劳军;卒年七十五岁。又唐张怀瓘《书断》记载：『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可知钟繇早亡于韦诞二十三年之久，怎会为得笔法而掘韦诞之墓?其荒谬如此。

　　二 韦诞题榜

　　这则故事流传甚广，考其源流大致如下。其首见于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写。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之，使就榜书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掷其笔，比下焚之。乃诫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鸿胪少卿。』[3]后又多见其它版本。如：

　　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云：『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4]

　　王僧虔《论书》云：『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观题署，多是诞手。魏明帝起凌云台，先钉榜，未题。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榜去地将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鸿胪。』

　　《晋书》卷八十《王献之传》：『(谢)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

　　张怀瓘《书断》：『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芝，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明帝时凌云台初成，令诞题榜，高下异好，宜就加点正，因致危惧，头鬓皆白。既以下，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

　　故事中涉及到一人一物，即魏明帝和凌云台(陵凌互通)。《世说新语·巧艺》注引《洛阳宫殿簿》曰：『凌云台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楼方四丈，高五丈。栋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洛阳伽蓝记》卷一云：『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杨龙骧《洛阳记》曰：『陵云台高二十三丈，登之见孟津。』《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引《述征记》曰：『陵云台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砖作道，通至台上。』各方记载不一，既云『凌云』之台，故当以《洛阳记》之二十三丈为确。

　　又《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己卯，以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十二月，行东巡。是岁筑陵云台。』凌云台实为黄初二年文帝所始建。《世说新语·巧艺》云：『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盖明帝时凌云台又曾遭倾坏。《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高堂隆传》云：『帝愈增崇宫殿，彫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於芳林之园，建昭阳殿於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盖魏明帝后大起营造，重起凌云台，其时在青龙三年(二三五)，见《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此事林林总总，流转有序，当有所据，盖非空穴来风。但后世必有形容过甚之处，如须发皆白、焚笔之类。所叙大同小异，一者谓榜未题，误先订之，如羊欣所言;一者谓先行书就，高下异好，如张怀瓘所言。按之常情，张氏所云更为入理。如元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六所云：『李子曰：「魏明帝之为人，人主中俊健者也。兴工造事，必不孟浪。况凌云台非小小营构，其为匠氏者，必极天下之工，其为将作者，必欲当时之选。楼观题榜，以人情度之，亦必先定，岂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辈遽挂白榜哉?误订后书之说，万无此理。」而《名书录》载之，《晋史》又载之，是皆好事者之过也。《名书录》又谓去地二十五丈，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果可信耶。《晋书》虽引此事，而复著献之语，谓宁有此事，则亦自不信也。《书法录》言高下异好，令就点定。诞因危惧，以戒子孙。则此说其或有之。《晋书》又称诞此书讫，须发尽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记周兴嗣一夕次千文成，须发尽白，已属缪妄。而诞之书榜，特茶顷耳，畏惧难甚，安能遽白乎!』明帝起凌云台约在青龙三年，其年韦诞时五十七岁，从身体状况而言，亦可允许登高而书。

　　且韦诞戒子孙者为绝『大字楷法』，非『勿复学书』。其子韦熊即有书名：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诞子少季，亦有能称。』南朝宋王愔《文字志目》下卷目收录魏宋六十人即有韦熊;梁庾肩吾《书品》将韦熊归之『下之下』品;《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云：『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唐张怀瓘《书断》云：『子熊，字少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不有二事。」世所美焉。』

　　三 《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又称《三字石经》、《三体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5]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的第二部石经。该石经用古文、篆、隶三种不同字体刻写，在书法史以及文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石经出自何人之手?历代学者持论不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邯郸淳、卫觊、嵇康、韦诞四说。[6]

　　(一)主张邯郸淳者，主要有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杭世骏《石经考异》、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等。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博学有文章，曹操『素闻其名』，『甚敬异之』[7]。蔡邕善篆，『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邯郸淳是魏国初年传古文的名家，篆书师法东汉曹喜，精通八体、六书，兼善分书小字，梁鹄称其得王次仲法。(卫恒《四体书势》)

　　主此说者依据主要是，《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载延昌三年江式上表云(亦称《论书表》)：『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

　　邯郸淳生卒年无明确记载，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曰：『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其实早在宋胡三省《通鉴注》已经指出：『《北史》江式云：「魏邯郸淳以书教皇子，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汉书》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云嘉至正始亦九十余年。式以三字为魏碑则是，谓之邯郸淳所书，非也。』[8]故知邯郸淳虽有书碑的才学和能力，但从时间而言，已绝无可能。又晋卫恒《四体书势》云：『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若石经出自邯郸淳之手，何来『转失淳法』之说?

　　(二)主张卫觊者，主要有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杨守敬《水经注疏》等。卫觊字伯儒，曹操为魏王时，卫觊与王粲并典制度。魏文帝曹丕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就是卫觊以金针八分书写，可谓名盛一时。曹魏文帝、明帝两朝先后封亭侯、乡侯，执掌朝廷礼制和文史图籍。《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卫觊传》云：『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

　　谓卫觊为《正始石经》书者，源于对晋人卫恒《四体书势》的误读。《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如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六所言：『余谓《卫恒传》……是明明谓卫敬侯初学古文于邯郸淳，及书石经，乃转失淳法，怪其不遵师法也。此石经即卫敬侯书无疑。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其实《四体书势》中既然已经明说，卫觊学邯郸淳古文书法，连邯郸淳自己都分辨不出，几可乱真。那么石经若是出自卫觊之手，怎么会出现转失淳法这种可能呢?!又杨守敬云：『及书石经，乃转失淳法，怪其不遵师法也。』卫恒父卫瓘为卫觊长子，卫恒作为孙辈岂敢怪其祖父不遵师法?!杨又云：『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首先《晋书》卷三十六《卫恒传》是全录其《四体书势》，而非节录。正是因为别人而非卫觊书写了《正始石经》，结果才导致了『转失淳法』，卫恒语此以显示其祖父卫觊书艺之精能。弦外之音，若当初石经由其祖父书写，就会更好的传承邯郸淳之古文书法，卫恒之意正在褒扬而非责怪其祖父!另外卫觊或卒于魏明帝太和三年或四年，时距正始年间十余载，于石经之刊刻时间亦不相合。[9]

　　(三)主张嵇康者，主要有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嵇康字叔夜，谯郡铚人，与阮籍齐名，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后被司马昭以细故杀之。康善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云：『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窦臮《述书赋》云：『叔夜才高，心在典坟。允文允武，令望令闻。精光照人，气格凌云。力举巨石，芳逾众芬。』

　　主嵇康说者，依据主要为《晋书》卷九十二《赵至传》：『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另嵇康之子嵇绍《叙赵至》[10]亦有类似记载：『(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君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主此说者据以云嵇康写石经为同代人赵至亲见。

　　考赵至生卒，《晋书》卷九十二《赵至传》云：『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为二八○至二八九年之间，赵至卒年三十七岁，卒于太康年间，则逆推其生年为二四四至二五三年之间，其时处于魏曹芳正始与嘉平年间。即使赵至于二四四年生，假定《正始石经》果为嵇康所书，即使石经是正始(二四○—二四九)末年所建，那么嵇康写石经时赵至亦不过才四五岁，何来『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之称?!知与史实绝不相符。

　　另外对『遇嵇康于学写石经』、『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有误读，『写』实乃摹写之意。王国维《魏石经考四》云：『拓石之事，未识始于何时，然拓本之始见于记载者，实自石经始。《后汉书·蔡邕传》：「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晋书·赵至》：「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石季龙载记》：「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已主此说。另据王书才考证赵至首见嵇康之时间约为甘露三年(二五八)[11]。故知赵至所见实为《正始石经》刊立之后，嵇康在太学临摹、抄写此石经，而非所云嵇康为石经书者。

　　(四)主张韦诞者，吴峻甫《新出汉魏石经考》等主此说。因《正始石经》是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故书碑之人定是兼善三体尤其是古文者。汉魏时期，史书见载诸体兼工之书家，仅有蔡邕、邯郸淳、钟繇、卫觊、胡昭、韦诞等几人。『曹魏西晋时期，正是古体与新体并行的时期，也是古体渐衰而新体渐盛的书风变革时期。新体的正书、行书因为简便易写，广为流行;而古文、篆书、八分，是前朝的古体或旧体，法度森严，书写繁难，写者渐少。尤其是古文、篆书，体态古奥，且不说书写的技艺表现，倘若没有学养，连识读也很困难。古体虽然不便流行，但是在统治者那里，在传统的观念中，古体仍然具有庄重、高雅甚至神圣的象征性，所以朝廷宫馆、皇室宝器的题署，大型碑刻的文字，仍然采用古体、旧体。于是，善写古体的书家，仿佛阳春白雪，见重于士林。』[12]

　　晋卫恒《四体书势》云：『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善篆，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所云『转失淳法』盖为师淳而又不精，则书碑者或为邯郸淳之生徒，而韦诞正是『师淳而不及』。则若韦诞书《正始石经》，则亦必云其『转失淳法』，不然何来『转失』之谓?另外既然魏氏宫馆、宝器、铭题，都是出自韦诞之手，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凡是重要的书刻、题跋皆有其参与，《正始石经》为彪炳之业，韦氏岂能袖手?且张怀瓘《书断》云：『(诞)嘉平五年(二五三)卒，年七十五。』则书刻《正始石经》之正始二年(二四一)，韦诞方六十三岁，正是『人书俱老』之时。即使是多人合作书写石经，以韦诞之盛名和才学，定也会参与其中。

　　注释：

　　[1]《初学记》卷二十一录韦诞《墨方》，为其制墨之法，《书断》引萧子良答王僧虔书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齐民要术》录韦诞《笔方》，为其制笔之法。

　　[2]《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裴松之注引汉末赵歧《三辅决录》云：『康字元将，亦京兆人。孔融与康父端书曰：「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又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

　　[3]《宋书》卷六十二《羊欣传》载：『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羊欣曾受法于王献之，《晋书·王献之传》亦载韦诞题榜之事，王献之卒于太元十一年(三八六)，羊欣时十七岁，韦诞题榜事或为献之告于羊氏。

　　[4]世语注云：『卫恒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云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懼。乃戒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按：《晋书·卫恒传》全录《四体书势》却无此记载。若是后世对此事记载脱误，则定当补在原文『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之后，但显然又与『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相重复;又其记载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大同小异，疑为梁时刘孝标误将羊欣之语记作卫恒之言了。

　　[5]一九五七年在西安市发现了《正始石经》残石，正面刻《尚书·梓材》篇，下部刻有『正始二年三』等字。背面刻《春秋左传·成公元年》，两面仅存八十余字。残石高38.3cm，宽30cm。见《人文杂志》，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6]亦有人主张多人合作说。如马衡《魏石经概述》(载《凡将斋金石丛稿》卷六)，范邦瑾《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书法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主此说。

　　[7]《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

　　[8]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十九：『《后汉·列女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注引《会稽典录》：「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弱冠有异才，作《曹娥碑》，操笔而成，无所点定。其后蔡邕又题八字。」』

　　[9]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附录『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大事年表』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0]见清严可均《全晋文》卷六十五。

　　[11]王书才《魏晋之际文学家赵至生平考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二○○九年第三期。

　　[1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九十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