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世界的内脏”杨鸿个展

　　时间：2010年12月5日——2010年12月13日

　　地点：今日美术馆2号馆2层展厅

　　在这次以“世界的内脏”为题的杨鸿的个人绘画展览中，展览入口处摆放着几丛庆贺用的花篮，墙壁上挂满了艺术家用各种单纯的色彩营造出的肉感世界。从迈进展厅的那一刻开始，这两种毫不搭调表象间的相互攻歼便构成了一种关于展览本身的对抗性隐喻——花篮中浓艳的花束透射着朋友间情感交往的必然或虚情假意的客套，而蠕动在画面上血淋淋的肠子在一种带有学术意味的愤懑情绪及托词之下，分身为无数曲折的变体，在对于这种非常态形象说不清缘由的喜爱(或厌恶?)之下，杨鸿用血肉模糊的片段表现围拢起自我艺术的形象领地，却在连续的视觉刺激中将几个已然僵硬的词汇——象征物、观念性的意图传达、病态的现实等——抛向了我这个略显麻木的看客。

　　在杨鸿所描绘的血腥鱼肠中是否真的隐藏着吴鸿所说的“宽泛的社会空间”呢?如果真的存在，那这种“社会空间”的变体最终反弹给它所抱有强烈情感的世界的——不论是出于深埋在心底里恨铁不成钢的“大爱”还是已然绝望并希望其毁灭的“憎恶”——又有哪些实际或玄虚的东西呢?难道只是一片血肉模糊的放纵和令人翻江倒海的肠胃不适吗?或许我们可以引用无数确切相关或美其名曰为“隐晦”实则牵强的概念来解说杨鸿的绘画，并在“能指”与“所指”的躲猫猫游戏中将其绘画的意义引向无限悬浮的“太虚之境”或振振有词的逻辑关系之内。就像段君在其《画肠画皮画心》一文中，煞费苦心地刨开无数的历史之坟，从康德开始驰骋在历史的追思与“掉书袋”的惬意中，并在对《吕氏春秋》中《上农》篇的解读中陈述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意义模块：“今人虽然不必再计较农与商的高下，但仍有必要警惕商业社会的负面性质，比如欺诈、虚假、伪善、谎言、浪费、贪婪、人性泯灭等等。[1]”，却在文章末尾虎头蛇尾地退缩回自己的含混之中：“当会产生扰乱效果的现实进入艺术时，它已经不再属于艺术，不再属于再现，杨鸿画肠显然也不再属于画肠。[2]”而这种理论上毫无危险地兜圈子并没有改变杨鸿绘画中肠子的形象对于观众视觉的嵌入作用，大量蠕动纠结的肠子形象也让其绘画止步在一种对于形象的关注和形式的迷恋上，最初触发画家灵感的模糊情绪在大量同质的画面中不可遏止地进化成一种用以反复装饰自我符号的封闭式呓语，并在看似洒脱的表现形式中炫耀着自己对于细节掌控的良好手艺。而在我看来如果将段君文章的标题倒置来用——“画心”→“画皮”→“画肠”——正构成了本次展览中杨鸿与自己初衷逆向而行的整体表现。

　　“杨鸿作品的问题意识是观者深有所感的。面对充满病灶的现实世界，敢于揭示一个时代的精神真相，是艺术家的正当权利和历史责任。[3]”王林如是说，但他文章中对于“现实世界病灶”的阐释却同样陷入到与段君类似的宏大但空洞的口号式宣言之中。我不能否认在杨鸿的绘画中可能存在着种种隐喻或对于现实的指涉，但对于宏大概念的偏爱是否已成为当下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用以虚标个人价值的一种学术自大了呢?——世界的内脏?鱼肠和鲜花，还有众多文人“庄周梦蝶”式的逻辑演算等，似乎都在变相地为他们所鄙夷的病态世界羞涩地喝彩。而作为观众的我，却在展厅内血色和欲望纵横交错的感官清洗中让自己的头脑走向了见怪不怪的麻木，同时又不禁要问：如果真的可以剖开这变幻中世界莫测的躯体的话，在那里是否真的仅仅悬挂着一副血腥且不堪的盲肠呢?再无其它了吗?或者这种不厌其烦的形象强调本身只是艺术家在自我剖析时一种略带眩晕感的膨胀认知呢?同时又辛苦了一干努力在故纸堆中为其寻找意义阐释的圈内文人吧。

　　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1—2] 段君 《画肠画皮画心》

　　[3] 王林 《“面对充满病灶的世界”杨鸿作品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