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亚洲的几大双三年展次第开幕，掀起了一股双三年展旋风。9月6日，广州三年展开幕式在广东美术馆的分馆时代美术馆举行，分馆由著名设计师库哈斯设计，建在楼层的顶部，天花板刷上橙黑相间的流水状的花纹，展厅之间以玻璃箱子结构连接。上下仅有一部电梯连通，显然不能应对开幕式巨大的人流。参观者不得不把大量时间花在等电梯上，而尽量压缩观看作品的时间。喧嚣而焦急的开幕式及参观过后，大家旋即奔赴三年展的主展场广东美术馆，在等候了又一套程序的开幕式之后，我随着拥挤的人群得以缓缓进入展厅。

　　刘大鸿的作品《马上信仰之所》置于大厅，这是一个T字型的帐篷，表示由兵营、训练营、夏令营、集中营的“营”和教堂、会堂的“堂”两者的结合之物。位处一楼走廊中的香港艺术家张韵雯的作品《问空明珠》吸引了不少目光，黑色的媒块和炭片组合成一个空心圆球，圆球上布满了孔洞和镜片，球内燃烧着一个以作者为摹本的檀香人像，作品集合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元素，这是作者自己的“天问”，她收集了大量当代人觉得重要的问题，而球内的小扬声器则传出回答的声音。2号展厅中维克·穆尼滋的作品《垃圾系列》也让不少人驻足，作者将庞杂琐碎的大批量的垃圾拼接成好似19世纪画家的架上画，“在他的世界里，媒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除此之外，印象较为深刻的还有米歇尔·洪的《希罗多德的船》(锈迹斑斑的船型框架，如同海底打捞上来的千年沉船)、叶伟立与吴语心的《宝藏岩刨茶照相馆计划第五阶段：勘误》(集摄影、文字和录像于一体的红色小屋)、鸿池朋子的《刀客森林》(塑造了亦正亦邪、非人亦非兽的角色Mimio的铅笔手绘动画影像装置)、约瑟夫·迪拉普的《甘地》等等。

　　此届三年展的主题名为“与后殖民说再见”，按照策展方的说法：“‘与后殖民说再见’并不是对于后殖民主义的简单否定。一方面，作为一种现实处境，后殖民远未终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策展与批评领域的主导性话语，后殖民主义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不但日渐丧失其批判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体制，阻碍了艺术创作新现实与新界面的呈现。所以，‘与后殖民说再见’，不但是从后殖民‘出走’，而且是‘重新界定’和‘再出发’。”于是，观众参观的时候还带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是如何表现“与后殖民说再见”的。当他们在检索这一问题而茫然不得要领时，策展人便举自己认为最能体现主题的吴山专的作品《黄色飞行》来说明，这是一次臆想的从1995年的北京到1997年的香港的环球飞行，因为殖民主义的原因，原本国内的飞行成了国际之旅，在此，“后殖民”和“国际”的议题得到集中呈现。但在这个主题上对我触动更深的则是克劳迪娅·克利斯托瓦的影像作品《幻想的旅行》，讲述的是一个孩提时候离开家乡，为了寻找他家人三十多年前埋在家乡的宝物而第一次返归故里的旅行故事。“作为一个在殖民地出生的混血儿、拥有多国国籍、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的身份使他在再次回到出生地的时候，为是否能被接受为一个‘当地人’而困扰，因此他对回家感到恐惧，但同时又强烈的渴望回家。”这种全球化造成的复杂身份及社会现实与后殖民话语、归属情感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碰撞，的确是能够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的。可惜的是，这次展览作品数量过于庞大，影像作品布置得像迷宫一样，又加上太多作品不能让人迅速进入问题讨论的情境，给观者造成视觉和精神上的巨大负担，因此一些饶有意味的作品还未能激荡起思想的火花就淹没在茫茫作品群中了。

　　在展览当中，接触到的不少参与者，较少流露出迎接一次次视觉冲击的喜悦，而更多的似乎是视觉和精神上的双重疲惫。但这一切，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较少体现出来，它们沿用更多的是策划者那充满着“前沿”理论词汇的学理阐释。此届三年展从主题的设置到参展艺术家身份和作品表现手法的多元呈现，以及围绕展览前后进行的跨地域的多场学术论坛，都试图营造起前沿思想的探讨氛围。在弥漫着各种施工材料的刺鼻气味的现场，拥堵、眩目，再加上各式文本和语言的穿插，似乎觉得空气里也布满了“思想”的咒语。但我深切地感到，这样一场浩大的盛会，它在艺术界、思想界实际产生的效果如何，作了哪些建设性的推进，而与公众又是在哪种程度上产生了互动，还有待耐心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