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骁纯

　　最近，朱其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的批评文章，在圈内圈外引起了不小的振荡。作为一位著名策展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策划的业内人士，突然报出这样一些“秘密”，自然引起了业界的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其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平衡才由此倒戈，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其受了某些高层的暗示，有意从内部来刁难中国当代艺术。但据我对朱其的了解，这些猜测并不怎么着调。因为朱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他还是一个很单纯的文化人，且有着相对独立的思考。之所以他用如此这般颠覆自己的方式来揭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内幕”，应该说还是书生意气，是一种“舍身取义”的文学臆想在作怪。
　　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朱其是最喜欢臆测的批评家之一。这大概与他的文学情结有关。作为一位从文学领域转入艺术理论的批评家，朱其始终在心理上占有一种想象的优势，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太过余具体，甚至被艺术家的表现方式所牵引，失去了自我叙事的能力。这应该是朱其转入艺术批评的一种动力，也就是说他由局外深入局内，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文学渲染的历史使命感。所以，从1996年他在上海策划“以艺术的名义”当代艺术展以来，那种重新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抱负就已埋伏在了他的思想理路中。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挑剔一个人的心理抱负，无论这种抱负是大还是小，是对还是错。但我们有理由去怀疑实现这种抱负的操作途径，因为只有这个操作途径才会影响到周边，播种下某种价值的误区。从朱其放弃对同辈艺术家探索的关注，继而力推起70后、80后的艺术家来看，他并不是一位注重精神痕迹的人。艺术史之于他，与其说是心灵的表现史，不如说是历史的效果史。
　　对效果史的关注，其实不只是朱其一个人的毛病，从“’85新潮”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美术批评家都容易犯这样一个通病。只不过朱其出道后，于同辈批评家当中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如此，他的知名度上升得非常快。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最容易感到失落。从朱其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时，所举例出的艺术家名单来看，我们能够体会到朱其的那种失落心理。因为这份名单大都与他的批评策划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前辈批评家栗宪庭等人力推出来的结果。由此我们能够想到，为什么朱其会反戈一击的原¬因。因为从效果史的意义上，这些艺术家的商业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已¾¬掩盖了朱其近年来所做的工作，使他急于想以新来弃旧的心理愿望化为了泡影。
　　提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在近两年内迅速地暴涨，的确有着泡沫¬化倾向。但学术批评的职责，不是一种简单的揭示泡沫，而是要树立那种高于金钱价值的人文价值，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告诫市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更有意义。朱其在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时，并没有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展开，而是一味地将其称之为假象，予以否定。这就使得他的批评缺乏文化批判的高度，而局限在了轰动效应上，成了“艳照门”之类的八封新闻。当然，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更在于朱其揭示这种所谓“内幕”的时候，既不拿出根据，也不举出例证，而是完全凭着自我的主观臆断，以一种文学性的细节描述加以渲染。如此这般造成的结果，看上去好像具有某种文化的反思性，但其实是抽离了文化反思的支柱，将其再一次引向了效果史的轰动表面，滑过了问题的实质。
　　作为朱其曾经的朋友，我之所以写这篇短文指出朱其的批评误区，并没有想要冒犯朱其的意思。而是因为朱其将他的那种文学想象带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领域，已经产生了一种偏离主体的影响，造成了某种不据事实的随意性与散文化的批评倾向。如果朱其一个人这样尚且还好，还可以作为一道抒情的风景来丰富批评的枯燥，但如果由此影响到更多的批评，则会断送其批评生涯，使批评的工作复归于零。因为批评离开了现实的依据，就产生不出矫正的思想与批判的精神。哈母雷特可以自恋，也可以臆断，因为他是文学中的人。但批评家不是哈母雷特，必须要将哈母雷特提升。只有将其提高到道德追问的层次上，并从中梳理出一条理性的归路，批评才能通过艺术作品的原¬型对现实有所警示，对人生有所启迪。这，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冲动，也是我作为朋友对朱其的善意之言，但愿朱其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