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ole，公元前384-前322)为例，这位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开篇就说，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也就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而为了摆脱无知人们就会渴求知识。但是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通俗地说，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人们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知识阶层不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因为整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求知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哲学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中国人在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第二个条件之后，便没有进入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条件”，而是走进了另一条“虚无”的世界之中，在中国人看来”虚无”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自由”。中国人是不能客观的，客观就意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以中国人也只能遵守皇帝的主观解解而进行自己最小范围内的主观解释。中国人之所以会将“自由“解释为”虚无“，我认为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观只能是”最小“的，既然是”最小“，在老百姓看来还不如什么都没有的”“无”，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无“也是”最大“和“最多”，这就是“无生有，有生万物”。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便感到了充分的满足。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妄想之中，中国文人就将自己想当然地看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但残酷的现实又不断提醒他“什么都不是”，这就造成了无限“自大”与“自卑”的精神分裂。对于患有这种分裂症的人而言，最明显的病症特征之一就是斤斤计较、什么都在乎，什么都要，以及什么都不能丢弃，这又都是缘于自己的“虚””和“无”。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虚无”是绝对不能与“自由”划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