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我所知,晚清的昭通谢氏家族,至少出了三位大人物。第一位,即谢文翘先生(1853—?),光绪六年进士,是发现南宋典籍中所记载的五尺道上豆沙关“袁滋摩崖题记”的第一人;第二位,即谢崇基先生(1861-1922),光绪十二年进士,国史馆协修,是发现和保存《孟孝琚碑》的第一人。
(成联方 书法博士 云南大学硕士生导师、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据我所知,晚清的昭通谢氏家族,至少出了三位大人物。第一位,即谢文翘先生(1853—?),光绪六年进士,是发现南宋典籍中所记载的五尺道上豆沙关“袁滋摩崖题记”的第一人;第二位,即谢崇基先生(1861-1922),光绪十二年进士,国史馆协修,是发现和保存《孟孝琚碑》的第一人。
第三位即谢饮涧先生(1906—1997),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书画家。谢饮涧先生对《孟孝琚碑》的断代并且补全该碑所缺88字,此研究成果一经问世,瞬间震动学林!国史馆纂修由云龙先生为之赞叹到:“《孟孝琚碑》得此考,可谓无遗憾矣”。只要熟悉《孟孝琚碑》研究史的人,都知道谢饮涧先生的重大贡献在哪里,毋庸赘言。谢饮涧先生可谓研究《孟孝琚碑》的第一人。
临《孟孝琚碑》 长卷
晚清昭通,学术大师辈出,谢氏家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
当代文化学者、书画理论家、散文圣手姜澄清教授即受业于谢饮涧先生,本人曾多次听到姜先生感叹:“饮涧先生乃海内第一流学者,我几十年见人无数,尚不见超过先生之人。”
本文所写的主人翁——谢崇崐先生,即谢饮涧先生的哲嗣。
谢崇崐先生,1949年生于昭通,号一牛,别署澄心斋。曾任昭通市文化局副局长、昭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昭通政协常委、昭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2000年评为中国书协“德艺双馨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滇云印社社员、昭通市书法家协会第五届名誉主席。
姜澄清先生云:“崇崐君为饮涧先生的公子,以门庭之故,经史、翰墨,幼即攻习,至中岁,乃卓然闻于乡邦”。我们都知道崇崐先生善书,先生却不以书自命,向来津津于学问之道,只要查一查论文资料库就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崇崐先生已有多篇考古文章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杂志等重要学术期刊上。《考古》杂志是考古学界的权威学术期刊(CSSCI),崇崐先生的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连续发表,至少说明一点,其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地位等等都得到了考古界的高度认同。
鹤村长寿 朱文
1988年,崇崐先生的《孟孝琚碑书法管窥》一文,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中国汉代碑刻学术讨论会”,而且,崇崐先生还出版了《云南书画家约传》、《汉孟孝琚碑》等研究专著,并于2007年又出版了自己的书法篆刻作品集《澄心斋留痕》等等。这些书法成果说明,崇崐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史论家、书法艺术家。
崇崐先生在书法创作方面,以篆隶、篆刻取得的成就最高。我每次研读其篆书作品,都被其深厚的文字学功底所折服。高二适形容孙过庭《书谱》“草法典重”,今用“篆法典重”来形容崇崐先生的篆书也非常合适的!举几字为证。
这里刊发的戴叔伦《题天柱山图》这幅篆书作品,其中的“擎”、“凌”的篆法便可以“典重”二字赞之。试分析如下。
查《说文》就知道,《说文》无“擎”字,但是,《庄子·人间世》“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句中已有“擎”字,那么,庄子时代的“擎”字是何写法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这个字的解释也语焉不详。崇崐先生在这幅作品中将“擎”字写作“鈙”,《说文》是有这个字的,许叔重释其为:“持也,从攴金声,读若琴”,因此,“鈙”与“擎”是相通的。我以此字请教崇崐先生,他说:“这个字以声表意,可作形声和会意解,这是不悖六谊的。关于用字的问题,我以为古人未用过今人未必不能用,关键是要符合造字的原理。我们今天用了,只要解释得通,对于后人,我们又成了古人。《孟孝琚碑》上有一个字即是字书无考的,榮字头下边一个心字那个,我父亲释为營字,有的先生释为劳字,你可参看送你的《鹤村文选》。”崇崐先生此段文字,可见其用字“心法”之一端。
戴叔伦《题天柱山》斗方
再如,该作“凌”字的篆书写法,是“凌”的正体字,而我们常见的从“仌”旁之“凌”字,反而是异体字。这两种写法在《说文》里已经明确记载了。随着时代变化,正体字逐渐隐退而异体字却越来越彰显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不对这些字进行研究,是很难分清何者是“正”何者为“异”的。
再如《束身如圭》作品中的“养”字,崇崐先生写作“䍩”,这是化用古文而来的,此字与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而常见的“養”字却是后起字,与甲骨文、金文的关系非常远。清代吴让之、赵之谦等人也多写作“養”,很少写作“䍩”。所以,崇崐先生并不囿于古代书家的用字范例,要么从文字学的学理出发,让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古汉字得以重生;要么化用不同字体,复活不同字体之间的繁衍递嬗关系。这于篆书艺术创作、于文字学研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崇崐先生的精彩用字,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只要品读其篆书作品,就会毫不犹豫地用“精熟六书”四个字评价崇崐先生。
崇崐先生的篆书书写风格,继承了邓石如以来的“清篆”传统。邓完白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开创了一种叫作“清篆”的新风尚,打破了李斯、李阳冰千年以来独统天下的玉箸篆的历史局面。邓完白的后继者们,往金石之学的更深处漫溯,把小篆向隶书化、向魏碑化方向发展,甚至将许慎《说文》中的古文、籀文进行小篆化、隶书化或者魏碑楷书化处理等等,最终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清篆”巨流。
到晚清吴昌硕以后,小篆结构几乎“土崩瓦解”了,小篆笔法同时也呈现出真、草、隶、篆、行等多法杂糅的现象。上海王个簃、浙江陆维钊、北京刘博琴以及陕西刘自椟等等都可称作“邓石如后派”——吴昌硕书风的延续,这个流派直到当下都是小篆创作的主流。这就是“邓石如传统”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崇崐先生的父亲谢饮涧先生是从晚清过来的书法家,亦擅长篆书。姜澄清先生如此评价:“谢氏一门,两代攻篆,积久臻善,遂成大观”,“君(崇崐先生)篆于引中略予提按,行笔如流,生意贯乎线中,斯可谓‘守度求新’也。”
我曾目睹过崇崐先生写篆书,其几十年的修为在刹那之间就可以全部调动起来,速度之快真力之足,有“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的气概。一位文弱书生竟然如此神勇,真令人赞叹!
《刻竹横经联》条幅
自古擅篆书者,亦擅隶书。篆隶二体犹如“孔怀兄弟,同气连枝”,相辅相成又相互生发。
崇崐先生的隶书,与其篆书“法理同宗”,皆呈现出一种厚重不迁、大朴不雕的仁者之相。其所取昭通《孟孝琚碑》风格的作品,古朴盎然又中正博大。我从中仿佛看到了秦汉帝王“西南得朋”,在朱提大地上,学宫栉比、博士讲经以及白银满地的盛世繁华。这一根根遒劲缠绵的线条就像通往帝都的弯弯曲曲的、幽远苍茫的五尺道,承载着朱提旧郡几千年的文人情怀。没有数代人在泮池旁边、在状元桥上看尽花开花落、历经时易世变,哪能写出如此饱含朱提美学精神的线条!
篆隶之外,崇崐先生亦擅篆刻。有的印章,结字中正博大,刀法猛利,与明代何雪渔极为相似;有的印章又善于布白留红,且线条光洁如玉,仿佛如黄牧甫一般。从表面上看,崇崐先生与明清文人印家似乎非常接近,但是,如果探赜钩深,便会发现,汉代帝王所颁发的“滇王之印”以及昭通洒渔河边的那座汉墓中出土的印章——“汉叟邑长印”等等朱提古印,才是崇崐先生印章精神的真正渊薮。
当我对崇崐先生的资料进行梳理之后,颇为感叹!崇崐先生之学之艺,皆注入自己对朱提大地的深厚情感,是朱提人“集体无意识”的高度浓缩。姜澄清先生所评价的“崇崐君承风继绪,是无愧于先行者,有益于后来人”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丁酉立夏,成不割联方于观六庐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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