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首页
求购单(0) 消息

杨小彦: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尚扬

2008-09-01 16:40:16 来源: 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作者:杨小彦
    收藏 评论

摘要:一 1958年,尚扬十六岁。 十六岁的尚扬是湖北艺术学院附中绘画专业的学生。他长得清瘦,待人诚恳,爱讲笑话,还常常在绘画上有让同学们吃惊的技法小发明。于是,少年尚扬便成为班里一个不算太惹眼但又不可缺少的另类中心。讲笑话之余的尚扬,对画画极端认真;而笑话之后的尚扬,生性却并不乐观。十六岁的尚扬自然充满…


  1958年,尚扬十六岁。
  十六岁的尚扬是湖北艺术学院附中绘画专业的学生。他长得清瘦,待人诚恳,爱讲笑话,还常常在绘画上有让同学们吃惊的技法小发明。于是,少年尚扬便成为班里一个不算太惹眼但又不可缺少的另类中心。讲笑话之余的尚扬,对画画极端认真;而笑话之后的尚扬,生性却并不乐观。十六岁的尚扬自然充满了幻想,对绘画、艺术和自己的前途有着难言的期望。一般而言,这个年龄的幻想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可尚扬早熟,已经从困窘的家中了解到世道的艰难。对他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和艺术理想的渺茫错综复杂,纠缠在一起,有时清晰,有时又颇为虚无。有时,他觉得自己可以把握未来,有时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力量掌握今后的生活。这种矛盾心境造成了少年尚扬隐约可见的忧郁与内向。这种忧郁与内向,竟然伴随了他的大半生,直到今天也仍然无法去除。
  也就在这一年的深秋,湖北艺术学院全院师生下乡进行社会实践,两位老师带着他和几位同学作为小分队来到了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山城郧阳。山城宁静而安详,残旧的房子表明了它的古老与贫穷,山城的样式让人不由地想起了明清两代的民间生活。街道两旁的旧房子究竟建于哪个年代,无人能说得清楚,但那典型的木制结构,精致而结实的阁楼,以及屋里头油漆剥落的楼梯,人走过所发出的吱吱声响,都给了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一种遥远的联想,使他们在那个年代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运动的浪潮当中,体会到了和艺术与生俱来的境界。其实,尚扬和他的同学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画画写生,而是为了社会实践。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对那个年月的“社会实践”有任何认识,他们甚至不了解什么叫“社会实践”。确切来说,“社会实践”就是那个年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方式,而实践的内容,无非是白天参加当地劳动,晚上学习各种与运动有关的文件,间或还要访贫问苦,还要组织斗争会,去折磨那些被定性为地主富农的黑五类分子,以便从中受到教育。当然,老师间或也会安排一些速写或写生课,让社会实践多少与绘画业务有点关系。毫无疑问,在那个紧张而艰难的日子里,只有画画能够稍微放松少年尚扬那过分敏感的心思。对于学习绘画的学生来说,进行社会实践并不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相反,它能给这些艺术的学子们一些难以觉察的启迪。
  到了傍晚时分,少年尚扬常常喜欢一个人独处。那是他内心沸腾的时刻,也是他内心沉静的时刻。那时刻平淡如常,同时却也终生难忘。许多年以后,尚扬向笔者谈起他少年时代这第一次远行,他十分郑重地说道,那是他内心艺术生命的开始。正是在那一次远行当中,在傍晚时分的独处里,他听到了来自生命深处的召示。
  古城郧阳就坐落在鄂西北群山间,浑茫的汉水从她身边流过,然后朝着东南方向蜿延而去。黄昏时分,残阳如血,闪烁的江水把山城与天地融成一片,迷蒙而壮阔。少年尚扬一个人坐在汉水边,沉浸在眼前的景色里。这时,背后深陷在暮霭的山城,突然传来一阵高亢的曲子声,声音悲切而激越。悠远高亢的曲子声,使暮色中的古城和山水更加苍茫,这一切使尚扬无法自已,浑身的热量不断上升。他呆坐在汉水边上,双眼漫射着。好一会,声音停止了,宏亮的广播声接着开始。这时,尚扬才意识到那是广播站的广播。于是他起来,顺着声音去寻找。广播站在拾级而上的黑黝黝的山城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有两个妇女,一个在操作唱片,另一个在做晚饭。女人是朴素的当地人。尚扬问那操作唱片的女人,刚才播的音乐是什么。女人随口答到:秦腔。
  秦腔?
  是的,是秦腔。女人若无其事地重复着。
  尚扬平生第一次听到秦腔。他朦胧地知道,秦腔是陕西的地方戏曲音乐,但那高昂激越的曲调,那种与天地浑然一体的旋律,竟然让少年尚扬几乎不知所措地激动。黄土高原就在陕西,黄土高原是中国人的故乡。秦腔与黄土地一样古老,也和黄土地一样辽阔。尽管尚扬不懂戏曲,不懂秦腔,但是在远离黄土高原的地方,在汉水边上,黄昏时分,在一片迷蒙的氛围里,他竟然发现了自己听到了一种与生命律动息息相关的、荡气回肠的乐音。那乐音打开了他记忆的大门,赋予他生命一个情绪的平台;那乐音是他今后坎坷生活的底色,也是使他在过了不惑之年以后,不断涌现出来的创作力量的源头。但是,十六岁的尚扬,当他站在汉水边上,站在那间破旧的广播室门外时,并不知道以后漫长生涯中的种种是非与曲折,真的与眼前的普通景色密切相关。他只是把那曲调记入大脑,同时记入的是对秦地秦人的想像。这曲调,这秦地秦人,是和一种特殊的黄色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少年尚扬便开始有了一种个人化的色调。许多年以后,当人们激动地谈论出现在他画面当中的“尚扬黄”时,没有人知道,那黄色早就储存在少年尚扬的情绪体验中了。
  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色调?
  和黄土地一样普通,也和黄土地一样不平常!
  那黄色就是在汉水边上,在那横穿过来的秦腔声中,在人生的一刹那间形成的。而那时,少年尚扬还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许多年以后,已经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尚扬与笔者坐在首都师大招待所的房间里,谈到他十六岁时在汉水边的这一段际遇时,他的双眼蓦然浮起了一片迷茫,那种遥远的色调浸淫开来,把笔者也给裹挟了进去。
  艺术起因于一种感悟。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那种属于个人情感的经历,同样由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偶然的感悟来组成。
  就是在那间普通的房子里,尚扬给我讲述了他的家世和身世,他的艺术与情感,讲述了他人生际遇当中的欢喜与悲情。
  他讲得很慢,仔细地回忆着,细数着如烟的往事。讲到乐的时候,会笑起来,会开心;讲到悲的时候,会突然沉默,无语,然后,喝口茶,平缓一下心境,便又继续了下去。
  我听着他的讲述,有时会进入他的故事当中,有时也会走出来。一个人的故事往往很普通,与千千万万的人一样;一个人的故事肯定不普通,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至少,尚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出生在四十年代,如何度过那革命的岁月,然后又脱胎换骨,成就了全新的、与同代人完全不一样的艺术风貌。
  有的人少年早熟,然后在漫长的中年和老年活得浑浑噩噩;有的人早先糊涂,以后大悟,晚年则放出异彩。尚扬早慧,却没有过早出道,漫长的中年,在那特殊的革命年月,他几近沉默度日;然后,过了不惑之年,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成就了自己和艺术。
  和同代人相比,尚扬不像那个年代的人,只守着一种风格,一种趣味,便躺在名分和地位的椅子上。他从同代人那里走出来,而又远离了他们。
  和下两代人相比,尚扬明显保留了雅致,同时还多一份成熟,多一份深思,多一份哲理,多一份矜持。
  他的艺术跨越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
  他的艺术跨越了眼下,走向永恒。

  尚扬祖籍是四川开县,父亲叫尚武,他的名字如此,其实却文弱得很,名不符实。尚武没有从武,反倒从文,是位美术教师。尚武一辈子都在画画,所以也算是一位职业画家。主要画水墨画,而他的水墨画完全是自学的。1949年以前,尚武在一所中学任教。1950年,他进了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为医学教材画挂图和插图,这时的尚武变成了名符其实的业余画家。其实,尚武之所以画画,显然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尚扬的祖父不姓尚,姓苟,名尚志,是位中医,很早就离开了故乡,过着浪迹天涯的行医生活。他行医之余,爱好却相当广泛,长于武术、考古及金石绘画。祖父有一副侠客心肠,为人诚实,助人为乐,救人无数。所以,千里行医当中,也留下了名声。
  尚扬的父亲就是祖父在安徽行医时出生的。那一年是1904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到处都是破败贫穷的景象,父亲出生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下。由于祖母的早逝,祖父在安徽青阳县度过了这一段安定时日后,又开始了到处行医的日子,结果浪游变成了尚扬祖父两代人的共同生活经历。浪游作为一种情感因素,也深深地植入了尚扬心中,影响了他此后的艺术生涯。所不同的是,在尚扬祖父两代人的生活当中,浪游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在尚扬的生活当中,浪游则演变成了他的一种情感因素,并往往表现为艺术风格的跳跃与变化。
  尚扬的父亲两岁时,尚扬的祖母就去世了。尚武便由祖父一手抚养成人。尚扬的祖母去世后,祖父苟尚志开始厌倦了在外浪游的生活,叶落归根,打算回到四川老家去。途经湖北荆州时,与当地一家有名的中药堂“大有成”药店的老板夏正卿成为好友,应邀在他的药店里坐堂。本来,名药店配名中医是一桩好事,可是,没有想到,苟尚志突患重病,而且一病不起,在1923年去世了。
  其时,尚武才十九岁,既不是在自己家乡出生,更没有在那一片土地上生活过,故土对他是充满了陌生感的,所以,父亲一去世,他怎么可能回四川老家呢?夏正卿让尚武留了下来。几年下来,他省吃俭用,积了些盘缠,只身到武汉,去寻找个人的新生活了。
  武汉,所谓九省通衢,是中原的大城市,它对于年轻的尚武来说,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地方。尚武来到武汉不久,与一位出生在湖北洪湖的女子李崇英结了婚。结婚后,这时的尚武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有了家的概念,他要养家糊口。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对付的事。于是,他们便去到李崇英的故乡,在美丽的洪湖边和长江边上的小镇安了家。这是洪湖县的县城,叫新堤镇,是典型的江南小镇,镇中小街是青石板铺成的,两边的房子涂上白色的浆灰,屋顶上则是黑色的瓦片,色彩对比单纯而强烈。堤外江流汩汩,水天一色,就像一幅清淡的素描。
  很快,尚武在县立中学谋了一份教职,教美术,虽然薪水不高,但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不久,就在这浩瀚的长江边上,尚扬出世了。
  尚扬出生在一间深灰色瓦片盖顶的屋子里,那房子是简朴甚至粗糙的,可见证着尚扬出生的长江,一开始就把她那阔大苍茫的气派给了这个不停啼哭的小孩。那是一片单纯的色彩,刷地一下,从远处横扫过来,直涌进一双才睁开的充满着稚嫩和好奇的眼睛。
  洪湖,历史上属于古代云梦泽的一部分,长江在她身边拐了个大弯,然后向东蜿蜒而去。洪湖是浩瀚的,不管晴天还是阴雨,总呈现着一派散淡的风姿。同样,长江边上的景色是雅致而空远的,色调沉着而统一。洪湖广大而有深度,不喧嚣,不张扬;长江悠远而浩浩荡荡。这种总体的色调,居然对尚扬的一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长江和洪湖的性格,造就了尚扬的人生与艺术的方向。

  这都是些遥远的往事了,但对于记忆来说,遥远的只是时间,而不是往事。
  往事并不如烟。
  当尚扬向我描述他过去的日子时,他的声音沉稳平和,他的双眼,凝视着窗外。在他闪烁的目光中,正折射着岁月的沧桑。
  他向我描述祖父与父亲两代人的平凡故事,描述他无比爱戴的母亲和母亲的故乡,描述童年少年的全部生活,描述自己的艺术生涯。我们两人坐在狭小的房间里,窗外的日影渐渐地消隐下去了,马路上各种喧哗像细细的波浪暗涌进来,围绕着我们,成了尚扬叙述的一种奇异背景。
  于是,历史在他的叙述中,演变成了一些让人难忘的细节。
  人生是从母爱开始的,所以母爱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底色。但是,对于尚扬来说,母爱还有着另一层特别的意义,那是他全部艺术的情感源泉。所以,尚扬一开始就讲述他的母亲。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如果说他的第一个艺术老师是父亲的话,那么,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母亲。
  “母亲是一位贫穷而不识字的妇女,但却充满了人生的智慧,特别的质朴善良。她是一位典型的有着古道热肠的人。如果她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倾其所有。事实上,在她的一生中,她确实帮助过无数的人,所以,在她生活过的地方,总是得到普遍的尊敬。母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由于我父亲为人特别的老实厚道,所以在这个家庭里母亲是主心骨,她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支撑着这个家庭,帮助父亲,以巨大的爱带着二位姐姐、我和妹妹弟弟走出无数的艰难困苦。她刚直不阿,不避艰险和通达宽厚、善良无私的秉性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母亲一辈子都信奉观世音,在我的心中,母亲就是观世音。
  “我从小就对洪湖有着很深的印象。洪湖的正前方是长江,江的南边是湖南。洪湖是个秀美的地方,但又绝不像江南的那种小家碧玉似的秀气。特别是雨季和雾天时,洪湖的浩瀚会让你吃惊。记得小时候,我常常站在长江边上,眺望着遥远的对岸,那迷蒙,那水天一色的辽阔,真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那时节,父亲在地方上做中学教员,家境还过得去。父亲业余时喜欢画画,只要从学校回到家,他就把笔墨纸砚拿出来,然后在桌子上弄来弄去的。我自小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老是在画画,但他是怎样画的,由于太小,我看不到。
  “父亲内秀,话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无话。他不张扬,为人老实,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当然,从他画画时的神情中,我知道他非常愉快。稍大一点后,我长到高过了桌子,可以看到他的画了。我总是呆在他身边,默默地看着他画画。我当时觉得他画得真好,但好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出来。我就是觉得亲切,有韵味。后来,我长大了,对艺术有所了解,才知道,父亲其实真的画得相当好。我记得他中年时喜欢画山水,师法倪云林,用墨总是淡雅的,用笔也颇为苍劲,十分高古雅致。他有时也画些道释人物。
  “现在想来,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呆在父母亲身边,看着母亲忙碌,看着父亲画画。后来我也拿起笔来,自己画画。那时看着父亲画画,非常注意他是怎么样去用花青和赭石的。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两种颜色,它们的性能和色调在我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花青不是普通的蓝色,用笔点上花青,再醮点水,然后铺染在纸上,那缓缓化开的淡青,马上让我联想到了早晚相对的浩瀚无边的长江。长江常常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青调子。这时,再把赭石渲染在淡青的旁边,让它们形成一种精彩的对比。那是一种可以让你看得心动的对比。更有趣的是,有时,赭石会混一点到花青里去,或者相反,有一些花青跑到了赭石那里,两个颜色一混合,就会产生出一种微妙的暖绿色。有时,笔头的墨色也会浸进颜色当中,那产生出来的微妙色调,是说不出来的。保存在记忆中的色调,罩上了一层时间的云烟。童年的色调,其实是我终生不变的色调。不少人都说我风格多变,而我自己最清楚,我在变中自有不变的存在。我的艺术,大概都可以追溯到这童年的色调当中。这说明,我的色调不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我的色调是从父亲那儿来的,是童年的记忆。事实上,父亲是我艺术上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是的,父亲不仅是父亲那么简单,父亲更是儿子学业的第一位老师。父亲养育儿女,更培养他们成人,让他们成为社会中有用的一员。中国传统家庭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孝悌观念,其意义也正在这里。尚扬的父亲是一位终生热爱艺术但却没有多少机会展示其才华的老实人,他教给儿子的,也恰恰是热爱艺术这一点。父亲教导儿子,不仅热爱艺术,还要热爱以艺术为底色的人生,热爱生活。
  童年的尚扬不仅在浩瀚的洪湖边上长大,他更是在父亲的画桌边长大的。童年的尚扬不仅喜欢画画,稍大一些,认了些字后,他也开始像父亲和祖父那样,喜欢读书了。书籍和画画一样,成了尚扬童年和少年相伴的朋友。不仅如此,书籍还陪伴他度过了大半个世纪。
  那时,已经有了珂罗版的印刷技术,印刷彩色图书不成问题,市面上也可以买到一些图画类的彩色书籍。正是这些印在书上的图画,成了尚扬最早的学习艺术的教材。
  提到小时候从书上所看到的“名画”,尚扬情不自禁地便有些激动了,他兴奋地叙说着他的“读图”经历:
  “小时候,家中生活常常陷入困顿,可以想见,父亲并没有多少闲钱买书,我所能读到的书也就有限。那时父亲从汉口买回几本关于画画的书,使我开始感受到绘画也是一个无比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似乎比现实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在贫穷的中国的内地小镇,我所接触到的为数可怜的绘画如同散见在寥廓天际的几颗星星,激发了我无比美妙的想像。
  “父亲买的这几本图画书,用珂罗版印刷的,虽然无法和今天的彩色印刷相比,但在那个年代,在我小时候,我已经觉得那印刷够精美的了。平时闲着时,看完了父亲画画,我就喜欢翻书,喜欢看书里印着的那些图画。记得有一本书,上头是各种各样的写生画,现在想来,风格还是现代的。有一张画画面很像我家后院外的长江景色,江边有个人撑着伞,顶着风雨行走,江上隐隐约约,有一艘帆船。这张有明暗的西画风格的铅笔画,与传统风格大不相同,却有着淡雅的调子和一个古雅的名字:江干行旅。可见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人在做一些尝试了,试着用铅笔和水彩,画出有典型中国情致的画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它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风格和技巧其实是可以有所分家的,不一定要用水墨才能画有古意的画。
  “另外还有一本书,上面则全是西方大家的作品。其中有一张我终生难忘的便是法国柯罗的《风景》。当然,当时并不知道柯罗这个人,只知道那画画得格外生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水墨画。吸引我的是画面上那种若明若暗的光线,以及微微拂动的树影,真是处理得惟妙惟肖。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画这张《风景》的人叫柯罗,是法国的大画家。
  “还有一张画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一张静物画,印得并不好,但画面上的那些笔触是扭曲癫狂的,特别的神经质。画下面印了画家的名字,叫‘谷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谷柯’就是著名的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可那个年月,我甚至连法国在哪里都不知道。
  “小时候喜欢的还有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我很早就看过这张画的印刷品,也听父亲讲过范宽。1952年,我才十岁,正在上小学(我们家已在1949年下半年迁往武汉市)。一天下午,我在桌上铺开纸,开始临摹《溪山行旅图》。我临摹的时候是相当认真的,完全忘掉了所有的事,正在临摹时,大姐突然跑了进来,说临街失火了!我听到楼上的人匆忙跑下来的慌乱的脚步声。人们抢着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往外搬,于是我随着姐姐飞快地往外跑去。其实当时的火并不太大,主要是紧张,怕真的火大了,把房子烧起来,人都跑不及。很快火就扑灭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这时,邻居和姐姐看着我的样子,突然大声地笑起来。当时,我脸上有墨,衣服也有墨,一只手拿着那本印有《溪山行旅图》的书,另一只手则夹着枕头,一副傻愣愣的样子。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曾和我结下了这样的缘分。
  “后来学了中国美术史,才知道《溪山行旅图》在美术史上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而当时我茫然无知,只知道这画画得好,厚重、开阔、雄浑。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溪山行旅图》是中国美术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在刚开始接触西方绘画,在接触梵高和柯罗的同时,反而让我认识到了范宽的伟大。
  “是的,凡是经过八十年代艺术解放运动的画家们,大概都会觉得,梵高是一座情感和艺术的高峰。但是范宽呢,他的雄浑、深沉与对自然山水的态度,却让我明白了‘自然’这两个字在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含意。
  “说穿了,我喜欢范宽对待自然的态度。”
  尚扬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了。范宽对待自然的态度,当然和梵高和柯罗都不一样。本来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和西方不一样。但是,现在的情形是,西方的视觉方式已经取代了中国人的观看,于是,我们才觉得梵高的色彩有激情,柯罗的风景蕴含着诗意。那么,范宽呢?中国人仅仅把范宽看成是古典的样式么?
  梵高的激情自然无法否定,柯罗也的确用一种柔情的眼光来注视着自然界的风吹草动和明暗变化。但是范宽却不仅是激情,不仅仅是风吹草动阴晴变化。这个生活在中古世纪的画家,似乎在画中表达了远比色彩和明暗还要丰富的韵致。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墨分五色的道理,知道情绪是蕴藉在繁密的笔触当中的。同时,中国人更明白山水的意义并不在于山水,而在于一种状态,一种宗炳称之为“卧游畅神”的精神状态。当然,用语言很难道出这其中的诸多不同,尚扬也不需要用语言来区别这种种的不同,他是用了自己的艺术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少年时代的尚扬可没想得那么多那么远,他只是觉得,那本被他从火警中抱出来画册,画册上那用珂罗版印刷的范宽的杰作《溪山行旅图》,就像一颗种子,沉埋在心底,然后,悄无声息地就开始发芽,逐日成长,最后结出了奇异的果实。我们从尚扬开始于九十年代的《大风景》系列中,不正好看出这当中的奇妙关系么?
  尚扬也从印刷物中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
  “有一期的《美术》杂志上刊登了诗人闻一多的铅笔画。以前我只知道闻一多是位诗人,一个反抗者,一个宁愿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妥协的人,但没想到他的画也很好。我看着闻一多用铅笔画的写生,风景的光影明暗中,渗透着中国的情致,才觉得父亲画的一些铅笔写生稿,有着相同的意趣,感到他们都是用一种与现今的人们极不相同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的。在他们的观看中,其实就多少包含了范宽的眼光,是一种中国的观看方式。当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有不小的震动。尽管我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经过许多年,还要经历漫长的艺术实践。”

  我们开始聊到了文学,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见读书的重要。中国人自元以来,就把山水花卉等写意画叫做“文人画”,这三个字非常有意思:作“文”,做“人”,最后才成其为“画”。画与文、与人的关系,简直非同一般。要了解尚扬的艺术,我想,对他阅读背景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尚扬有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
  尚扬五岁就开始进私塾,他在私塾里读《幼学琼林》《昔时增广贤文》《论语》《孟子》等。尚扬至今仍然记得他五岁时,每天就带着一包书,书是用块方蓝布巾包着的,由父亲带着去上学。课堂其实是一间陈旧而且有些残破的瓦顶木板房,教书的是一位老先生,在他身后,供着孔子的牌位,尖尖的木牌上用端正的楷书写着“大成至圣先师之位”的字样。虽然是私塾,但却也有它的规矩:每天早上上课前,首先要给孔夫子的牌位上香,年龄稍大的同学,还得给老师打水倒尿壶。老师声音朗朗,教得特别认真,这也给了年幼的尚扬颇深的印象,养成了他终生都尊敬师长的习惯。童年的尚扬只上了两年的私塾,然后就转到了洪湖县国民中心二小上学。新学堂和私塾不一样,没有太多古文,反倒要学算数和其他的功课。尽管如此,尚扬喜欢读旧书的习惯却还是保留了下来。只是由于家境一直不见好,几乎没有什么闲钱买书读,所以,他读的书就是东借西抄的了,往往找一本赶紧读一本,有时借的时间太短,没读完也只好还了了事。
  1957年,尚扬已经是美术附中的学生。那年冬天,他在汉口的一家古旧书店买了一套函匣装的《十三经注疏》。那是一个奇特的开本,木刻线装,开本只有现在的名片那么一丁点大。这套书搁在书店恐怕有很多年了,面上堆满了灰尘。因为价格是多年前定的,所以非常便宜。这套精致的小套书很让尚扬研读和把玩了一阵子。那时的尚扬还有另外的癖好,就是喜欢搜集古旧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尚扬就读的校区里有一大片荒地,下课后,他时常到那荒地去,东挖挖西刨刨的,看能不能找到些宝贝回来。他在那里居然找到一面比掌心还要小的明代的小铜镜,一丁点大的小陶豆和小虎子。多少年了,这个习惯一直没变,结果家里已经堆了不少“文物”,搁在架子上,放在书架间,赏心悦目自不待说,有时还能激发出一种情绪,一种思古的幽情。甚至,兴致高的时候,少年尚扬还会突发奇想地写些文言文之类的文章自娱,也仅仅是自娱而已,这些只言片语,也便永远消失在岁月的风烟中了。由于这么一些习性,于是,在美术附中,尚扬的绰号叫“古董”。
  谁能想到,“古董”尚扬的内心一点也不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人们所知道的尚扬,是一个不间断地创新的新锐艺术家。
  说起这些少年往事,尚扬兀自笑了。
  “怎么说呢?现在看来,几乎整整两代人,中国旧学对他们来说,算是完了。五十年代初,觉得旧学还可以,后来不行了,说那些东西大都封建,毒素很多。毛主席说了,旧诗有束缚,年轻人学着写,并不好。可是,他老人家根本就瞧不上新诗,他老人家只写旧诗词,虽然写到后来,‘不须放屁’这样的字眼都出来了,可也还算是旧东西。有的同学把我写的一些文言文拿给老师看了,老师对我说,别写那些东西,束缚思想。我那时才十五岁,从此再也没有沾过这玩艺了。
  “这就是我身上的旧东西。它像让面发酵的菌种,到了今天,也还在起作用。
  “有一年,大概是我十岁的时候吧,我家前面住着的那家人搬走了,人去楼空。楼的过道那儿,堆了一堆不要的书,于是我就去翻,结果,在丢弃的书堆里我发现了一本外国小说,就是著名的《飘》。我马上把它拿回家,读了起来。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被书的情节完全吸引了过去。
  “当时,对我来说,那可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小说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背景是美国的南北战争。那里头有豪华的生活,有残酷的战争,有惊人的爱情,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有无法挽回的死绝,是一本大起大落的小说,极度的繁华和极度的悲惨,全都搅在了一块。当时我读的这本书,书皮已经不存在了,是一本残书,后来才知道那就是《飘》。尽管如此,书中所流露的那种精神的震撼力却终生难忘。我从此把中国的旧书抛弃了,专门去找外国书读。
  “这就是我后来读中学时的读书情结。那时真的非常想读外国的各种各样的图书,可家里穷,没钱去买书,怎么办?只有到图书馆去了。武汉最大的图书馆就是武汉图书馆,在一幢气派典雅的外国银行的旧址里。阔大的大厅里,每天都坐满了静静看书的人。但它离我读的中学很远。我没钱坐公共汽车,更没有多少时间到那图书馆去,同时,强烈的愿望又折磨得我不得安心。你现在很难想像我当年的那种读书愿望。说来动力也简单,只是想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和文化,如此而已。
  “我当时采取了最笨的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放学后跑步去图书馆找书看。跑一趟大概要花上四十分钟左右,到了那里后大概也可以看个四十分钟,然后,用一张便条夹在书页里,把书还了,便往回跑。第二天又继续。”
  武汉的天气,冬夏之间差异极大,夏天热得让人难受,到了冬天,那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像刀子似的,直刮过来。我听着尚扬的这番描述,仿佛真的看到,在武汉的大街上,一个少年正在有节奏地跑着。夏天,然后是冬天;冬天了,不久又到了夏天。显然,那是一种无法重复的生活方式,更是今天的年青人所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那真是令人怀念!
  说到对书籍的爱好,尚扬提到了他在1963年时一桩终生难忘的经历,那时尚扬已经读了大学,是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的一名学生。
  六十年代初的那些日子,对于尚扬印象最深的事就是穷,整个国家处在极度的艰难之中,而家里也没有什么钱,自己手上更是缺钱。那时的尚扬,身上常穿一件背心,背心已经洗了又洗,有了许多小洞了,甚至都快要成布条了,可还是舍不得丢掉。那时的尚扬偏偏最喜欢的事,除了绘画,就是看电影和买书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倒也单纯。尚扬有一个初中时要好的同学,叫刘文炽,家里经济状况比尚扬家好些,读完中学就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当时的哈军工是重点大学,多是高干子弟去读的学校。刘文炽知道尚扬的经济状况,所以每月给他寄五元钱人民币。尚扬实在不好意思收同学的钱,所以,开始把钱给退了回去,但是后来刘文炽仍热情地将钱寄来,这样,尚扬也接受了同学几个月的馈赠。
  有一次,尚扬照例去逛旧书店,在书架上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本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的画册,而且只有一本。他实在舍不得这本画册,可手头没钱。无奈,他只好求营业员为他把书留下,马上回去拿钱。其实,尚扬知道,即使回去了,也不知道父母有没有钱给他。尚扬回到家里,鼓起勇气和父亲说了画册的事,父亲说,家里正为钱犯愁,怎么办?尚扬一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母亲非常心痛,赶紧去向邻居借了五元钱。在那个年头,五元钱可是大钱了。尚扬就拿着从母亲手里递过来的五元钱,把那本苏里科夫的画册买了下来。这件事在尚扬心里留下了对父母亲终生的感激。
  那本画册一直伴随在尚扬身边。那是一本边角已经残破的画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印制得也不好,但它对尚扬却有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真的比三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更容易地得到各类书籍了,况且,今天的人们肯定不会愿意为了找本书看,要跑图书馆了。物质的匮乏固然让人伤心,但物质的丰富却并没有让人感到幸福,反而在什么都匮乏的年代,人们意外地得到了许多今天的人们所不能想像、更不容易珍惜的东西。
  我对尚扬的读书范围颇有兴趣,于是问他当年大概都读了些什么,他说:“专门读外国书。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这回答有趣。当年鲁迅出于激愤,说年青人最好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没想到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人读外国书蔚然成风,而读的又多是翻译过来的书,不是原文,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中文“翻译腔”,搞得行文写作也爱用长句子,用翻译过来的生词,甚至用别人不太懂的词。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
  自然,这是读外国书的负面,还有正面意义在。尚扬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从尚扬的叙述来看,他读书和一般人很有点不同,他通常不读完全书,东读一点,西读一点,读着读着,想像就开始了,然后他便让这想像填塞他的大脑,让他飘起来,飘到幻想当中,然后自由自在地、漫无目标地晃荡。这是一种非学者化的读书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没有逻辑的读书方式。显然,书,对于尚扬来说,只是一种想像的出发点,或者想像的转折点。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饶有兴趣地听尚扬继续说下去:
  “我读得最多的是俄罗斯和英法的文学作品及人物传记。其中,俄罗斯文化是我,不仅是我,而且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想来,我从附中到大学,就是浸泡在俄罗斯的艺术与文学当中,直到八十年代初,情况才开始得到改变。
  “总的说来,我是一个‘杂食者’,中学到大学时代的阅读,是有什么就读什么,库普林、都德、杰克•伦敦、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茨威格等等。作为一个穷学生,我的藏书可能是同学中最多的,每个星期天,都去汉口交通路旧书店淘书。在我的收藏中,有些至爱的书籍,如埃及的《亡灵书》、都德的《磨坊书简》、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等。这些很早的版本,可惜都丢失在别人的借阅中了。六十年代中期,影响过我的还有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和他的随笔《金蔷薇》。而另外一本欧文•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也喜欢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但不读他的长篇,像《战争与和平》那样长的小说,我不知为什么,总也读不进去。这倒形象地说明我读小说时,读的是什么东西。说来也有趣,我对小说的情节不感兴趣,对人物的描写也不太感兴趣。我读小说时,常常读不完。我只对小说里的气氛感兴趣。我甚至会读着读着,便开始遐想。我会把小说放在一边,任由这遐想去发展。我会突然对某种表达方式感到兴趣,会为书里的一段文字所感动,而不问这表达和文字的来龙去脉如何。我读书的过程其实是一种遐想的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开始时我喜欢那些描写有力甚至华美的风格,后来却又喜欢有些笨拙的叙述方式。我有时专门想去找那种完全是大白话的文字,这时,我就非常讨厌漂亮的、行云流水般的风格。说来有趣,我一直对过分流畅有看法,从视觉到文字都有这样的看法。我到了今天,仍然想去追求一种更为笨拙朴素的风格。但我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内心的美学要求,可能和少年时代的读书经验有关。
  “所以,我不太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太忠奸分明了,太流畅了。
  “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看地图册。什么地图册我都看,而且看得很仔细。我曾经对女儿说,对于读书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历史,一是地理。在这里,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一个是纵的,一个是横的。有了这两个,读书就有了坐标。女儿开始很信,也照着这方法去读。不过她长大以后,慢慢地形成了她自己的读书方法。女儿对历史和地理显然就没有我那么大的兴趣。”
  我问:“是不是女性的感觉和男性不一样?一般女的都不喜欢历史,也不太有空间感。”
  尚扬笑了笑,说:“大概吧。”接着,他很快补充说:“我女儿很会读书,有她自己的一套,和我不一样。小时她崇尚我的方法,现在长大了,发现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尚扬只有一个女儿,当然要以女儿为荣了。女儿也跟着父亲学艺术,略有不同的是,她学的是装饰绘画,大学毕业后,从事邮票设计工作。

  话题由读书转到了尚扬求学的历程。对于艺术家来说,大学的艺术教育固然重要,但影响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却是中小学教育,所以,中小学的经历是不能忽视的。我问尚扬,在他的小学和初中的经历中,有什么是让他终生难忘的。尚扬想了一下,便向我讲起了他当年与父亲星期天远足郊外的事。
  “读小学和初中,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事就是星期天时父亲带我到武汉的郊外去远足。父亲总是带我去参观一些有意思的寺庙和道观,逛热闹的集市。那时节,我和父亲常常从汉口的集稼嘴坐小划子渡过不太宽的汉水,上岸后,悠闲自在地穿行在古旧而热闹的小巷子中。不多久,就到了有名的归元寺了。归元寺里头有许多高大而表情生动的泥塑,其中特别喜欢的是那五百罗汉,每一个表情都不一样,神采生动而有趣。几乎每次我进了归元寺,都会用心地去数那罗汉,一个个地数下去,边数边去观察他们那异常奇特的表情。有时,父亲不带我去归元寺,而是去长春观,或者再远一点的宝通寺、卓刀泉和古德寺。有时,父亲干脆也不带我去什么寺庙了,而是到荒郊野外漫步,和我聊各种各样他所知道的书画艺术、建筑园林等等。每每聊到傍晚时分,远处寺庙的钟声会隐隐约约地传来,并且还伴随着渐渐消失的日影,把一种高远的感觉植入我幼小的心灵。父亲还会说一些中国文化的史实、掌故和画史上的轶事给我听。他讲钟子期和俞伯牙如何知遇相交,演出了一场‘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响。他讲宁愿被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来做官的介之推,讲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讲一生都‘哭之笑之’的和尚画家朱耷,讲终生不仕的倪云林和他的折带皴,讲‘米家山水’‘十八描’‘马一角’和‘夏半边’。
  “很多时候父亲几乎是在自说自话。后来我才明白,他不完全是说给我听的,更多的时候他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在细数着那些曾经让他感动过,或不断地让他感动的传说和艺术杰作,他沉浸在自己的冥想当中,并把这冥想带给了他的儿子。少不更事的我恐怕就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听讲中,接受了最初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艺术教育。
  “想来也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父亲就是这样把我带进了艺术神圣的殿堂,让我在那里徘徊至今,流连忘返,而终其一生。”
  窗外残余的日影漫过了悠长的岁月,爬上了尚扬已经刻上皱纹的额头,让我再一次明白了往事并不如烟的道理。
  往事并不如烟,是因为那往事早已融入了艺术发展的长河。
  由于自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尚扬很早就表现出对艺术的独特感受力。小学时,他的绘画能力就受到了学校的重视。当时尚扬就读的是武汉市济生小学,学习成绩不错,但最为突出的却是绘画。尚扬告诉我说,当年,他读小学时的教务主任姓周,叫周德忠,教画画的美术老师姓徐,名字已经忘了。正是他们俩常常鼓励尚扬画画。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周老师和徐老师在校园的一角支起了画架和画板,让尚扬用铅笔对着学校的景色写生。那可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景写生。开始颇有些紧张,老师倒挺耐心的,不断地讲解写生的要领。一个下午,居然画了十来张对开纸那么大的风景写生。很快就到傍晚了,周老师去外面买来烧饼给大家吃。此情此景让少年尚扬感动不已。
  那次启蒙式的写生,一直持续到了天黑以后才停止。不久,尚扬写生的画就被学校拿去参加了武汉市小学教学的成果展览。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美术作品展览。
  学校的生活显然是丰富多彩的,尚扬喜欢这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很快,小学读完了,尚扬参加了中学考试。他不记得当年的成绩如何了,反正考取了武汉五中,一所十分重视美术和音乐的学校。
  中学的生活和小学不一样,课外活动更多。学校组织了学生的民乐队,到校外参加演出。当年的武汉五中的民乐队在武汉市中学里很有点名气,曾经因为演奏聂耳的《金蛇狂舞》而获得武汉市民乐演奏三等奖。那可是个很有点专业水准的奖项。学校还组织了业余美术小组,组织绘画活动。这个业余美术小组也颇有点名气,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南美专和湖北艺术学院附中的学生。不过,有趣的是,尚扬却没有参加学校的美术小组,而是与小组的一些成员另外组织了美术小组。以尚扬当年读书的老实,他为什么却没有参加学校的课余美术小组呢?许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时,自己也弄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是否他自小就存着一种不易被人、包括被自己觉察的反叛性?是否这种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举动,预示了日后的尚扬在绘画风格上的持续反抗与不断创新?当他回忆大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时,中学时代没有参加学校美术业余小组的事,倒成了他在寻求个性方面的第一个明确的不同寻常的举动。
  在校外的美术小组成员中,有一位同学名字叫李世鼎。这是一个奇特的人,有着超出常人的奇思怪想。有一天,他突然向小组其他成员宣布,他要研究原子能。大家都笑了,一个初中生,怎么想着去研究原子能?不过,那个年代似乎是有一种风气,大家都想干点什么大事,才对得起短暂的一生。所以,大家心里还是挺佩服李世鼎的。
  为了研究,就得找书看,于是,李世鼎就成了和尚扬一起去武汉图书馆的同伴。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初中生几乎每天一下课就往图书馆跑,尚扬自然是借各种文学书籍和传记,李世鼎则专门找和原子能有关的书。
  这就是那个年代建立理想的方式。也就是在那个小小的年龄,李世鼎确立了研究科学的理想,而尚扬决定读完初中以后,进美术学院附中,继续从事绘画学习。
  理想确立之后,少年尚扬突发奇想,要过长江去看看他所向往的两所艺术院校。当时,武汉五中是在汉口,而武汉的两所艺术院校,中南美专和武汉艺术师范学院(也就是湖北艺术学院的前身)都在武昌。这样就引来了尚扬自己一个人第一次过长江的经历。
  尚扬一想起当年那种对艺术院校的好奇与向往,就觉得激动不已。现在的人们实在很难理解那种好奇和向往。现在的人们越来越缺乏好奇心,见多识广却索然无味。而少年尚扬却竟然为这一瞬间的念头一夜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熬到第二天起来。
  “五十年代初,武汉还没有长江大桥,过江要坐渡轮。那时可不同于现在,乘船过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我一想到要去看看未来将要去就读的学校,一想到将来要学的艺术,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下来了。
  “过江那天天气好极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半空,四周围一片灿烂的景象。在船上时,我注视着脚下翻腾不息的江水,心思真是想得很远很远。过了长江以后,我迈开大步往中南美专那边走。快到美专时,蓦然看见街边坐着一个正在写生的画家。我大着胆子走到他后面,看他的画。这画家正在画水彩,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只见他眯着眼,看一下前面的景色,再看一下画面,然后顺手把手上的笔往后一甩,一下子,整笔的颜色水正好甩到了我的身上。我一楞,却一点也不敢动。我更不舍得离开他,因为我看他画画看入迷了。要知道,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专业画家画画。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崇敬之情。不到一会,我的衣服上竟然都是红色绿色的水点了。人生最难忘掉的就是这第一次。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江,第一次看画家画画,第一次进艺术学校,第一次有作品参加展览……第一次的经历往往影响人的一生。”
  是的,今天的年轻艺术学子们,恐怕很难想像当年一个普通人家的初中生,如何怯怯地站在一个旁若无人的画家身边,用他那惊讶和专注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由衷向往。
  接着,尚扬回忆起了他读五中时的美术老师,碰巧那老师也姓徐,叫徐锡敏,是个广东人,平时不苟言笑,严肃得很。但徐老师却对尚扬格外青睐,留给了少年尚扬终生难忘的印象。
  就在尚扬顺利考上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的那一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大地上以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迅雷不及掩耳地开展起来。不幸,徐老师成了右派,不能教美术了,只能在学校打杂做卫生。尚扬听说这事后,便偷偷地去看望他。徐老师被尚扬感动了,他知道尚扬家里穷,经济颇为拮据,就把学校学生上美术课用过的作业纸,找了好几捆让尚扬带回家。那些用过的画纸反过来的空白面还可以用,对于正在艺术之途上艰难跋涉而又家庭经济不好的尚扬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从附中一直到大学,这些用过的画纸成了尚扬画画的重要工具。尚扬不无幽默地对我说,他的色彩感觉之所以那么好,还得感谢徐锡敏老师。
  1957年,尚扬十五岁,从武汉五中初中毕业。初中的生活过得紧张而有序,但对于尚扬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是,他选择了艺术作为自己今后人生的惟一目标。
  一个人能够在初中时就选定了人生目标,应该说是幸运的。多少人茫然一生,追寻终结之所而不可得。有的人则目标游移,好高骛远,终生彷徨。所以,早早就确定了人生目标,就把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达至结合起来,使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初中毕业后,尚扬就开始考虑进艺术院校。当时,可以提供尚扬选择的是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和中南美专附中。那个年月,报考艺术院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能够保证自己可以在这两所学校当中的任何一所就读,尚扬决定同时报考两所学校。不过,这样一来,可就苦了自己了。
  两所学校相隔甚远,来往交通很不方便,况且,学校安排的考试时间大致重合。结果,尚扬考完了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后,便耽误了中南美专附中的口试。但是,尚扬不死心,他从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的考场一出来,还是马上赶去中南美专附中考场。当然,中南美专的口试已经结束了,尚扬仍不死心,打听到了进行口试的老师的家。他到了这个老师家门口时,已经是黄昏了。
  老师打开门,看着眼前气喘吁吁的尚扬。老师便问他,为什么现在才赶来参加口试?尚扬不会说谎,脱口而出说是刚参加完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美术附中的考试。这是一个不聪明然而诚实的回答,一点也不会减轻自己没来参加口试的责任。显然,老师被尚扬的诚实感动了,他知道眼前这个少年求学心切,生怕没有机会去学艺术,所以才如此这般地赶来赶去。老师忍不住问尚扬,如果两所学校都录取,打算进哪一所呢?尚扬说,进你们学校。老师又问,如果这里不取呢?尚扬便说进那一所学校。老师感叹到,这学生真老实,没有一个学生会这样回答的。他便接着问尚扬喜欢哪一个画家,为什么,等等。很快,老师的问题问完了,他告诉尚扬,刚刚的问答就算是口试吧。这时,站在老师家门口的尚扬觉得自己考得并不好,以为那只是聊天,不算考试,所以惴惴不安地离开了老师的家。
  事后,有同学知道尚扬这场口试的内容后,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直说他完全是白考了,人家怎么可能会录取你这个两边都考的考生呢。果然,中南美专没有录取尚扬,而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则向尚扬敞开了大门。就这样,在1957年夏季,在那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多事的岁月中,十五岁的尚扬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正式开始了他那漫长的艺术探险之途。
  说起那一次紧张的考试,尚扬显然相当的兴奋。坦率说,那一次考进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美术附中,对于尚扬的艺术生涯是有决定意义的,这意味着尚扬从此接近了艺术,为学习这一专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十五岁开始,尚扬从附中读到大学,然后分配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在那里,他度过了十四年,参加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目睹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然后,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遇上了改革开放,尚扬再一次投考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研究生,在指导老师杨立光和刘依闻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重新开始他那漫长的艺术征途。毕业的时候,尚扬的毕业创作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得到好评。1981年,他留校任教,之后,当讲师,当副教授,最后当教授,还当了一任全国美术学院任期最短的副院长。提起这些往事,尚扬的眼神总是凝重的。自从1979年读研究生以来,二十多年宝贵的时光,他有成功的喜悦,有遭遇挫折的沮丧,有创造的兴奋和快乐。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尚扬在尘封已久的学生档案中发现自己当年的考试作业时,他简直不能相信当年一个十五岁的艺术学子,画出来的竟是这样一幅画。人生有时真是巧遇,风云际会,就在那一瞬间。
  在那一瞬间,尚扬在一张未完成的静物画上,发现了少年的身影……
  “我在湖北艺术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居然找到了1957年的考卷。那是一张静物画,一张居然没有完成的画。我一看就愣了,马上想起是当年考试时,时间不够了,只好把画了一半的作业交了上去。画面上就是一只只画了一半的茶壶。我想,当年究竟是凭什么考上附中的?完全不可思议!
  “我上附中时年龄不大,十五岁。一进学校,社会运动就不曾停过,一场接着一场。1957年的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运动。好不容易到了1958年,结果又是大炼钢铁,常常跑到乡下去支农,帮农民做农活,没有多少时间上课。刚进附中时很兴奋,觉得从此可以天天画画了,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把心都给搞疲惫了。
  “那时的中国是个什么状况,我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况,所有人都必须做驯服工具,必须对一切政治号召无条件地服从。这种状况却触发了自己的思想反弹,希望能够多少有些独立思考的地方。不容易,那个年月,过分的独立思考一定是危险的。这种想法自然不能表达,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就不存在了。我那时在日记本里写了两句话:“在高高云层之上,在阳光永远照耀的地方”。后来看了这两句没头没尾的话,知道自己当时想的是什么。自由,是对自由的状态的渴望。
  “当时幼稚,没有社会经验,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内心深处多少还有些不驯服的地方。
  “1958年秋,在大办钢铁的尾声中,贾国中、唐小禾、我和郭天民、杨力行居然讨论起‘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口号来了。我们认为,不应该这样提,而应该提‘艺术为人民服务’,更全面,也更具有包容性。这个观点立即在班上引起了辩论。辩论持续了很久,而且还引发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这样一来,我们的提法就成了批判对象。
  “1962年,湖北艺术学院党委组织部,通过系总支找到我们这几个当年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同学,宣布甄别平反。许多年以后,一个搞人事的干部朋友告诉我说,我的档案里记载有这件事,仍然强调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错误的认识’。这评语就这样,跟了我二十多年。
  “直到八十年代,邓小平亲自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不要再提‘艺术为政治服务’了,我才觉得时代真正变了。
  “说起我这个人,从小就十分听话、孝顺、老实、厚道,但同时也倔,常常倔得可以,倔得自己也觉得奇怪。而且,我最致命的是爱憎分明,宁折不弯,不回头。在艺术中,最可宝贵的是特立独行,不受潮流影响,敏锐地寻找自己的方向,而且永远按自己认定的方式行事。这不容易。我为这付出了代价,但也获得了回报。
  “整整两年,都在搞运动。我从十五岁搞运动到十七岁,没怎么正式上课,全靠平时抽时间画,同学之间交流交流,不断地请教老师。那时其实人还是糊涂的,并不知道画画是什么东西,大致上依样画葫芦,画得像对象了,就高兴。老师也不太敢说什么,生怕把话说错了。我以为运动完了就可以好好画画了,可后来才知道,运动是没完没了的。我就在运动中度过了青少年。运动和画画,是我那个年月交错出现的事。我这一代人,就这样,是运动当中走过来的。
  “后来,上大学了,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明白了画画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一种顿然开悟的感觉,觉得自己对绘画真正理解了。附中那一阵子,其实是不明事理的,凭着直觉而已。
  “学习就是这样,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开始时让人过得不明不白,然后,突然之间开悟了,明白了,思想提升了,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当然,学习是一件很具体的事。学生年代,因为贫穷,便不断地想些自己所能想到的办法来进行练习。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个实验者。 
  “我画油画时,总喜欢用画刀,用画刀来刮,来压,以便在色彩的表面留下些意想不到的、画笔画不出来的效果。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唯效果论者,而且喜欢偶然性,不喜欢那种过于人为的、过于流畅的画法。在肌理上我曾经做过很多试验,就是希望能够寻找一种精彩的偶然性,让人看了惊异,不知道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反正,自然最美,而自然当中,偶然为之又是自然中的自然。
  “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这画是怎么画的,我想大概是好不到哪里去的。我很小就不想画那样的画。这种习惯可把我害苦了,因为许多偶然的效果需要对材料有专门的认识,需要大量使用颜色。读附中那阵子,常常吃不饱,哪有那么多钱去买绘画材料。绘画材料那时太贵了!
  “我大学学的是油画专业,我想,能不能用相当便宜的水彩画出油画的效果来?这想法居然做到了,现在想来,当时的探索真是有意思,好像有点荒唐,但却可贵。
  “这件事可以看出我对材料所达到的效果是多么的迷恋。我终生都保留了这种习惯。我甚至可以说,没有对材料的处理,我很难作画。对我来说,画画的第一要事就是对材料的处理。
  “六十年代最初的几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同学们总是吃不饱,全都饿着肚子。可也正是在那个年头,画得最多。可惜我那时的画后来大部分都给烧掉了。想起来,那段日子是我学画最用功的时候,不管寒假还是暑假,我惟一做的事情就是画画。我每天都画,不停地画,画了很多很多。那真是一段穷困而幸福的日子。
  “你知道武汉的夏天是很热的,暑假时四十度的高温长达十天之久,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画室里,打着赤膊画素描。我拿着一个脸盆,盛上凉水,放条毛巾进去,一边画一边不停地往身上浇水。很快,脸盆里的水也变温热了,再去换一盆。
  “到了冬天,武汉又变得非常的冷。武汉算不上北方,没有供暖设备,所以那份冷又比中国的北方厉害。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画头骨石膏素描,外面正在下着大雪。我们画累了,就一起跑到学校的澡堂,脱光了衣服,兜头用凉水来泼。那种一刹那间的冰冷,感觉真是妙极了。然后,便又跑回宿舍,继续画画。
  “现在的人们是无法想像当年生活的困境的。画画需要大量颜料,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去买?我记得为了省钱,便买了一大堆廉价的或减价的水彩颜色,然后再买一罐子白广告色和一瓶浆糊。那阵子的浆糊是非常便宜的,五分钱就可以买一大瓶。
  “你猜我买这些东西干嘛?我是想有没有可能用浆糊调白粉,然后和上水彩颜料,画出一种有油画感觉的画来。我把徐老师送我的废图画纸用水浸透,等到快干时再用沙纸在上面打磨,让它的表面变得粗糙,然后再用调和了浆糊和白粉的水彩颜色作画,待它们干后,我又再上一层胶水,这样就能画出一张类似油画的画了。当时,我每天都得画出好多张这样的画来。
  “这种节约的实验却给我留下了一个习惯,而且至今不变,那就是不喜欢厚堆颜料,总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即使今天我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很多颜料了,仍然无法把画面堆厚。我的很多画都还是画得很薄。那些看来似乎颇为厚重的油画,其实是用了若干层薄薄的色彩反复作画形成的。这真是积习难改呀!有不少人以为我的画一定画得很厚,因为我的画面上总是色彩斑驳交错,可走近一看,你甚至连画面上原来起稿的木炭条印都可以看见。
  “当年我们几位穷同学都养成了这样一种毛病,生怕用多了颜料。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走进画室,看见同学唐明松刚完成一张油画,老远看,那画面上堆满了笔触,颜料用得很多。当时我们说,唐明松一定是疯了,堆着的这些颜料足可以画十张画了。可走近一看,就大吃一惊,原来画面上只有薄薄的一层。为了营造那种油画笔触特殊的厚重效果,他用铅笔,像画素描那样,沿着颜料笔触的边缘,仔细地画上了阴影!
  “那阵子,我们宿舍的四个同学,非常要好。当时我们这个油画班有十二个人,而从附中上来的只能有六个人学油画。其实学油画可是附中全班四十四个人中大多数同学的梦想,是最不容易上的专业。那个年代,大家都崇尚油画。我们宿舍的四个同学中,我和郭天民是从附中上来的,另外两位,徐公度和唐明松,是从高中考进来的,但大家都特别热爱艺术,一天到晚都在一起。我们常常进行很深入的讨论,在人生和艺术上大家特别相投。
  “四个同学中,唐明松风景画画得最好,当年他是个列维坦迷。现在年轻的绘画学生们,大概没有几个知道这个列维坦了,当年,这位俄罗斯的风景画家,对中国的风景艺术产生过持续的影响。
  “1963年,我画了在那个年代第一张重要的创作,题目叫《当年长工》,是大学三年级的创作作业。这张画是当年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获得的构思。草图出来后,学校对我们这几个班的创作非常关心,甚至还请全国美协的几位领导来看过,他们也非常肯定和鼓励。当然,从画面来看,这画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和我们长年累月下乡有关,更和那阵子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有关。不过,即使是这样一种创作,我也非常真诚地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放到画里边,希望在里头有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来看这张画,其实对我后面的风格也产生了影响,画面

(责任编辑:施鸿伟)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推荐关键字
收藏

我要评论

注:网友评论只供表达个人看法,并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看法或者证实其描述

已有位网友发表评论

作品推荐

展览推荐

拍卖预展

龘藏·二零一六年秋季拍卖
成都崇古尚珍网络科技有限
预展时间:2016年10月19日 14:
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
海纳百川13届名家书画拍卖
上海博海拍卖有限公司
预展时间:2016年12月21日-22日
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
2016年秋季中国书画精品拍
北京御宝嘉和国际拍卖有限
预展时间:2016年10月21日-22日
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官网推荐

拍卖指数

比上一拍卖季:↑5%当前指数:9,249
国画400指数

每日推荐

每周热点

  1. 1【雅昌快讯】奉献与传承:贵州民族大
  2. 2【雅昌快讯】“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
  3. 3【雅昌快讯】艺术中的数理逻辑 “花托
  4. 4北京诚轩2016秋拍——龙银瑰宝“浙江
  5. 5“丝路画意”亦师亦友第六届海上画家
  6. 6印谱:渐入佳境的文化收藏
  7. 7【雅昌快讯】“行色”尼瓦尔唐卡艺术
  8. 8【海外】波兰摄影师斩获纪实摄影至高
  9. 9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在合
  10. 10【雅昌快讯】第二届江苏艺博会进入倒

排行榜

论坛/博客热点

推荐视频

业务合作: 010-84599636-852 bjb@artron.net 责任编辑: 程立雪010-84599636-852

关于我们产品介绍人才招聘雅昌动态联系我们网站地图版权说明免责声明隐私权保护友情链接雅昌集团专家顾问法律顾问
返回顶部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