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如果没有《画刊》和它的前身《江苏画刊》这样一本杂志的推波助澜，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结论肯定是多元而充满想象的。但事实是，当你真正对这一问题穷追不舍时，不管是追忆还是前瞻，把《画刊》这30年的旅程作一个回顾，并把该杂志的主编、编辑、作者和艺术家串联起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串联所构成的景象，即是《画刊》在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在过去的30年中，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今天中国艺术格局的生成、艺术史的梳理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一本杂志如何能做到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如此影响深远？虽然这同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但更多的是它在一花独放的时代，倡导和存续了冲突，因为在它的初始，以及在它的中期，该杂志提前地预见了中国在文化上的转型，并从多元的角度，探索性地展开了它独特的视角。它以一种智慧、活泼又尖锐的编辑方式，针对性地对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部分的修正，将注意力从意识形态的艺术、因循守旧的传统、不变的表达方式转移到当代艺术的世界格局中，由此使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有了一个良性的平台。 　　正是因为这样，《画刊》在艺术的进程中，不但为中国艺术清醒了某些认识，同时也制造了事件的元素，这里不得不让我们记住了如李小山、彭德、王林等批评家，同时也使我们想到了黄永砯、谷文达、徐冰等艺术家。很多年以前，李小山的文章《中国画穷途末路》就是在《江苏画刊》制造的骚动中，引发了我们对固有的文化模式的反思。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传媒，一定不要对艺术中所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它不但需要宗教一样的宽容，也需要激活大众对文化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尤其是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传媒的今天，如果还要对“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在传媒中受益匪浅的艳俗艺术家杰夫•昆斯的一句话至少部分地强调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艺术就是传播——它的活力在于利用与操纵大众，而它所显示出来的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特别之处，只是因为艺术家是个自由人！” 　　的确，在报纸、杂志、畅销书、宣传单、电视、电影、灯箱告示牌、互联网……不同的传媒重重叠叠包围的当代社会，艺术肯定已经不仅仅是技术的实验或观念的前卫，而是在与媒体和传播的高 度结合中融入大众的生活。可以说，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传媒已经成为艺术创作和艺术家自我塑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尽管各类专业的艺术媒体越来越多，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时，将很快发现，这其中真正能脱颖而出、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寥寥无几，就是真实一些的、颇有实验精神的传媒，仍然遇到来自习惯势力的攻击。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媒体和它所主导的传播究竟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一方面，媒体制造新闻和焦点，主导时尚话语，引领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知识准备和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追逐流行神话的泡沫，周而复始；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传媒体系在技术支撑的基础上，为现代人的都市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资源共享：人们通过媒体的传播，更迅速、更便捷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视野拓展到身体不能企及的领域。 　　这对于专业的艺术媒体而言同样是症结所在：它是推出一个艺术家来引导大众；还是代表大众来选择一个艺术家。前者是有意识地包装出一个社会关注对象，制造艺术新闻和卖点；后者则有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因为，尽管反对精英主义的波普艺术和艳俗艺术已经在上个世纪大占噱头，但实际上，民众所理解和欣赏的作品与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总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种距离更加显而易见。因此，专业艺术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在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传媒的目的不是要制造一个偶像或者是呆子的世界，艺术媒体更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在多元的资讯社会，在艺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系和沟通。而且，这种联系不是单一的、圈子化的，而应该是立体的、广泛的。在这方面，不得不使我们回忆起《画刊》在过去的种种范例。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型的媒体还在不断出现，综合了影像和声响等更多能刺激人们感官的传播途径的网络成为传媒业中的新宠儿，真正成为视觉文化的主体和舆论自由的进一步实现。这无疑为杂志，这种依靠出版而平面化的、形式相对单向的传统媒体的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事实上，在21世纪，传统的媒体除了必须清楚自身的困境之外，还应该从更为广泛的角度上，立体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当下，不仅人们改变了自己的阅读习惯，尤其是静态的表达方式、涉及领域的狭隘等等，对出版专业杂志的媒体来说，已经成为极大的问题。我们不但期望艺术能够更为广泛地去影响我们的生活，进行有针对性的干涉同时还要提供有意义和具有实效的信息，这些都变得十分关键。要顺应时代要求、做到“与时俱进”，也许，艺术传媒也需要一次集体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