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奈里斯展览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库奈里斯作品本身，而是贫穷艺术与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节奏较为合拍。我对贫穷艺术的了解起因于2009年翻译意大利女策展人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研究贫穷艺术的专文《调查：动物、植物与矿物现身艺术世界》，卡洛琳是201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她把库奈里斯、米开朗基罗·匹斯多雷托等人列为贫穷艺术最核心的艺术家。

　　王音先生刚才提到希腊戏剧可能对库奈里斯产生过影响，当年提出“贫穷艺术”一词的策展人切兰特正是受启发于20世纪中期实验戏剧导演葛罗托斯基创造的“贫穷戏剧”。贫穷戏剧倾心于原始仪典，主张集体行动，之所以称之为“贫穷”，是因为戏剧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葛罗托斯基认为戏剧不具备电影的丰富性，而贫穷艺术同样发现绘画正在受到其它媒介更为猛烈的冲击。贫穷艺术试图打通媒介的界限，使语言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但它最内在的理念是力图减轻理性对经验的控制，以库奈里斯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工业科技让人脱离自我。他的话不得不让人联想起当时的历史情景：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二战后的疮痍，而且意大利的工业奇迹在6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

　　我今天主要想谈谈贫穷艺术对东方艺术(尤其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启发性作用。最早，日本的具体小组曾对贫穷艺术产生过影响，据资料显示，米开朗基罗·匹斯多雷托知悉具体小组在欧洲1959年的首展以及1961年的第二次展览。后来贫穷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到物派。中国当代艺术近年持续受到贫穷艺术的直接影响，比如常青画廊2010年的展览《纪念·残留》(米开朗基罗·皮斯特雷托参展)，其中中国艺术家刘建华的作品颇有贫穷艺术的味道：陶瓷碎片以最自然的状态散落在进门的角落。孙原彭禹的作品也与贫穷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2009年的《自由》，以自然的力量化解或对抗文化、社会、政治。受到物派影响的中国艺术家也不在少数，比如今天研讨会在座的隋建国先生，以及他的弟子杨心广、卢征远、梁硕、王思顺等，他们经常提及他们的作品与物派的联系和区别，隋建国一系甚至使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受物派影响的艺术家还包括朱金石、施慧等。此外受贫穷艺术较为间接影响的，还有黄笃先生在展览文章中提到的陈箴、黄永砯、蔡国强等人。总体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将贫穷艺术视为吸纳养分或超越的对象，他们试图在贫穷艺术或物派的基础上开辟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的道路。

　　贫穷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回避风格，甚至是反风格的，但库奈里斯的作品风格却较为明显，主要是他所习惯使用的材料，以及使用材料和展出作品的方法一以贯之。比如此次他用到的煤炭、铁板等，很早以前就用过。贫穷艺术偏爱物理的能量，比如火、电流等，正如库奈里斯所言，他对煤炭的使用是在显示其重力。库奈里斯并没有将煤炭简单地视为材料，因为“材料”的称呼具有对象化、工具化的危险，库奈里斯喜欢把材料升华为内在的情感因素，比如此次在中国的展览，他将瓷片转化为柔性的、脆弱的心理感觉，以此瓦解主体与客体的界限，瓦解文化产物与自然产物的区别。

　　库奈里斯的作品源自欧洲的传统，刚才他也提到他19岁离开希腊，希腊对他来说并非地理范畴，而是情感概念和共同记忆，包括他的思想具有典型的辩证性和对话感，都是欧洲的话语传统，物派也是源自东亚的佛道传统，所以贫穷艺术对中国的启发在于怎样在非本土的国际语言中建立真正属于自身思想传统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