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山东烟台蓬莱君顶酒庄

　　时间：2010年5月21日

　　参会人员：贾方舟、刘骁纯、水天中、邓平祥、皮道坚、孙振华、鲁虹、王端廷、彭锋、杨卫、段君、鲍栋、贾廷峰、吕忠丽、郑荔

　　学术主持：贾方舟

　　会议整理：郑荔

　    段君：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提过“乡绅的权力”，他们认为在兴民权之前，应该先兴绅权，让乡绅代表民间来讲话。但问题是乡绅得到权力后，还能否代表民间说话?如果把这种关系拿到当代艺术来看，也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刚刚99艺术网采访了当代艺术界所谓的成名人士，其中问到一个问题：你对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蔡国强的回答是：当代艺术现在已经不在民间这个层面上起作用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体验出要通过官方，当代艺术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起的什么作用?

　　今天的话题是“官方”和“民间”，我本以为与会的大多数批评家都会选择民间的立场，因为选择民间的立场无疑是所谓的“政治上正确”，我没有想到孙振华老师很早把一个问题提了出来：选择民间首先要问“民间”究竟是什么?以我的理解，我觉得“民间”就是古代的“山林”，在传统里有“庙堂”和“山林”的区分。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对世俗的名利有主动的追求，就是属于官方的;如果有对世俗名利的拒绝或者是超越，就是属于民间的。所以“民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空间。

　　我记得余英时研究“五四”那一代人，他分析为什么有一些人采取反儒家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并不反儒家?余英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吴虞，吴虞在日记里面把他的父亲称为“老魔”，可见父子之间的冲突已经非常激烈了;另一个例子是萧公权，萧公权不反对儒家，原因是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是由伯父母把他带大的，他曾享受到儒家大家族的好处。所以我觉得选择官方立场的人，不一定都是出于利益关系的考虑，也不一定是纯智性方面的衡量，他还是有一种生活经验的内在依据。比如黄河清，他在欧洲的生活是失败的，所以他也并不是纯思想上的考虑。

　　再比如张晓凌，他之前写了《观念艺术》，还是保持在前卫的立场上，我记得《观念艺术》的副标题是“解构与重建的诗学”，他提出“解构批评”的概念，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批评是解构批评——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批评，解构批评是在作为主流的新潮批评的边缘处所发出的一种声音，他实际上还是赞同边缘的，但后来他一点一点地陷入到主流里头去了。柏拉图曾说：一个人的灵魂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欲望，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是尊严。欲望就是你想要得到你没有的东西，理性则是让你有更好的方法去得到你没有的东西，我觉得张晓凌是有理性的，至少他的《观念艺术》写得非常有理性，而且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得到他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放弃前卫艺术对他来说好处更大。

　　段君：我认为如果在座的批评家不认同当代艺术，那就没必要坐在这里讨论，这是我不同意孙振华老师的地方。但我认同孙振华老师的质疑，他认为不能因为是站在民间的立场，就可以什么事情都做。我的问题是：现在民间的空间究竟还有多大?这是要考虑的。现在官方对民间空间的压制还是存在的，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从经济上的操控，比如说房地产，就是一种搜刮，是一种变相的横征暴敛。记得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叫唐甄的人，他说：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府库空虚，虽府库之财堆积如丘山，实为贫国。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一致对外，在对当代艺术喜爱的基础上一致对外。为什么这么讲呢?汪建伟在面对和蔡国强同样的采访问题时说(怎么看待官方和民间的关系)：现在当代艺术既不是在官方，也不是在民间，我们能不能找到第三条道路?但汪建伟也没有更进一步描绘出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两极之间做一个选择，比如说你是选择官方还是民间?我肯定基本上还是要选择民间的，但还是要考虑选择民间立场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刚才鲍栋提到齐泽克，我记得齐泽克强调“主体”，他要用“主体”来对抗“主体性”过于强大或过量所造成的各种弊端。从笛卡尔一直到康德，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很严重，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齐泽克最后的选择还是倾向于主体，而不是偏向客体的。所以我补充发言的意思是说：批评家至少要有所选择——不管选择的立场有多大的弊端，否则就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