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油画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作为外来画种，它带来了西方视觉文化当中的写实主义，并为写实主义在中国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艺术资源;另一方面，同样作为外来画种，它总被要求去切合本土特点，努力使自己“民族化”，以求得民族文化的认同。前一种压力导致了写实主义在中国的滥觞，后一种压力，由于对“民族化”的不同理解，更由于这个问题受到过多的人为因素的干预，至今了无结论，更乏见令人满意的成果。

　　油画“民族化”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在认识。我甚至怀疑有多少人，就是多少关于“民族化”的认识。这说明，历年来对它的诠释，正是使它艰难发展的原因之一。把色彩鲜艳、勾线平涂、取消焦点透视等类似年画的处理方式说成是“民族化”，在今天恐怕已经不能得到更多的油画家们的认同，宽容的理解是把这种方式看作是多种“民族化”方案中的一种。但是，那些表面摹仿所谓“古典油画”的中式油画，尽管在市场上相当走俏，也不能让对油画抱有更强烈希望的新生代们感到满足。在他们看来，油画毕竟只是一个画种，一种手段，用这个画种和手段表达本土感情，有着天然的合理性。我愿意把车建全在风景油画上的努力视为后一个目标的合适案例。但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把他也纳入“民族化”的努力之中。在我看来，对“民族化”的表述，在车建全这一代油画家心目中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我甚至怀疑他们知道，从学理上说，“民族化”与其说是个油画问题，不如说是个在特定语境下所产生的文化政治问题。摆在车建全这一代中国油画家面前的目标是：他们在使用油画这个外来画种时，如何真实地把自己，也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本土所获得的切身感受放到创作当中，从而让油画呈现出它的魅力。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创意媒体系主任、教授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主任    杨小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