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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2020秋拍|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及《濬路马湖记》创作年代考

2020-11-27 16:59:23 来源: 同古堂 作者:林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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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书画大观之夜·古代专场中,将隆重呈现董其昌七十一岁左右的书法作品《吴来仪公墓志铭》,其煌煌1400言,长近10米,行文突破了传统墓志铭的固定形式,带有很强的明代小品文趣味,是董氏墓志铭典型风格。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及《濬路马湖记》创作年代考作者:林妹妹\同古堂作为艺坛领袖,…

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书画大观之夜·古代专场中,将隆重呈现董其昌七十一岁左右的书法作品《吴来仪公墓志铭》,其煌煌1400言,长近10米,行文突破了传统墓志铭的固定形式,带有很强的明代小品文趣味,是董氏墓志铭典型风格。


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及《濬路马湖记》创作年代考

作者:林妹妹\同古堂

作为艺坛领袖,董其昌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集大成者,亦是具有近乎完美文人旨趣及美学思想的巨擘,尤是其所提倡之“南北宗”画论,影响深远,为后世所法。

而其艺术造诣,也是几无人可比附,如以“山水画”而言,唐代富丽,宋代凝重,元代萧散,清代奇逸,而明代或狂放,或书卷气,惟其上承“元四家”,又溯源“五代两宋”,成为“古雅生拙”、“清润秀淡”画风格调的极致化典范。

又或书法,其师法传统,从钟繇、二王至张旭、颜真卿、怀素,从杨凝式到“宋四家”乃至元人赵孟頫,凡帖学流派先贤,其皆研习,旁师博采,又自出机杼,乃成明后期书坛之执牛耳者,从者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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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于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承前启后,影响至深,又集前人大成,融会贯通,余绪至今不绝,故对其考据,尤是部分未署年款“作品”,系统梳理,甚有学术意义。

笔者试从其《吴来仪公墓志铭》及《淮安府濬路马湖记》创作年代,浅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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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左),中国嘉德“大观”夜场

▲董其昌《濬路马湖记》(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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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

《吴来仪公墓志铭》为董其昌应同僚吴用先所请,为其父亲吴应道(别号来仪居士)所书墓志铭,见载于明崇祯三年(1630)刻,董其昌撰《容台集》卷八,而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台集》则著录于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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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台集》(卷八·墓志铭)中《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志铭》书影

此墓志铭,不同时间,两次收录于不同版本《容台集》中,因牵涉及“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等敏感信息,多有修改与删减。如删掉吴应道夫人方氏、其子孙的婚配姻娅等,此与明末“魏阉党”与“东林党”党争的时代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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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

手卷 水墨纸本

引首:32×120 cm.约3.5平尺

字:32×963 cm.约27.7平尺

跋:36×66 cm.约2.1平尺

说明:是卷曾经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及近代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鉴藏。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家学,并问业于吴汝纶。后又师事张裕钊。《桐城耆旧传》卷四有《吴司马廷尉传》,对吴用先的履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通伯藏有此卷后,又延请谭宗浚、于荫霖、吴汝纶、刘泽源等赏鉴并观跋。

是卷曾经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及近代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鉴藏。卷后有谭宗浚、于荫霖、吴汝纶、刘泽源等赏鉴并观跋。

此外,是卷为目前市场所见规格最高,形制最大且带乌丝栏的董氏行楷手卷。卷中笔法精到,布局疏朗,书写自然洒脱,风格极类故宫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马湖记》。

董其昌所作墓志铭流传于今者,可谓寥寥,多为馆藏,其一,为项元汴作《太学墨林项公墓志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二,《朱泗墓志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三,《秦喻庵墓志铭》湖北省博物馆藏,此《吴来仪公墓志铭》为目前市面所见唯一著录于其《容台集》中,又可流通者,尤是难得。

《吴来仪公墓志铭》书写背景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安徽桐城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其为朝廷重臣,曾身居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等要职,然史载甚乏,生平语焉不详,《明史》亦无传记,令人生疑。

其与董其昌,皆是晚明大臣,份属同僚,二人自然相识,故彼此交游究竟始于何时,以及吴用先仕宦履历、此墓志铭书写背景等,甚应考究。

据考,天启四年(1624)三月至天启五年(1625)三月,吴用先由“大总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改任“总督蓟辽”。

蓟辽总督,下辖顺天巡抚、保定巡抚、辽东巡抚,由此可见吴应先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崇祯年间,袁崇焕即曾为蓟辽督师,而“蓟辽督师”仅是“蓟辽总督”属官,亦可窥知吴氏地位之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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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据“白牧: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文中,董其昌《吴来仪公墓志铭》手卷,卷首有言“在昔戊子之岁,其昌与今少司马吴公同肄学北雍也”,其中“北雍”一般指北京国子监,而“戊子之岁”为万历十六年(1588)。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又称为“北监”或“北雍”。

因此,吴用先与董其昌二人最早相识时间,应不晚于1588年,且吴氏曾入国子监。此后,董其昌于万历十七年(1589)及第,而吴用先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者“举业”相差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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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是墓志铭中,董其昌称吴用先为“司马”,可见吴氏步入仕途后,官运亨通,渐至位高权重。

其中,董其昌言及“敭历中外,仗中丞之节,以奏最赠其尊人为中宪大夫、四川巡抚都御史”,即言指吴用先在“平播之役”后“奏最”获封诸职。“奏最”意指考绩列为优等,以此向朝廷上报。

又言“复自请告,起家纳言”,为吴用先因病辞官,家居8年,朝廷复召为侍郎,据后文,可知乃“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纳言”为尚书等近臣所用帻巾,后泛指帝王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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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而董其昌则因朝局变动,多赋闲在家,天启五年(1625),其出任南京礼部尚书。

墓志铭中,即有言“而余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赠,追随司马,以酬昔愿于万一”,其中“春卿”即礼部尚书,“承乏”,是暂任某职的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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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墓志铭中又言“从塞上授简其昌,志赠公墓中之石”,其中“塞上”为蓟辽边关,知吴用先从塞上乞请董其昌书写墓志铭。

结合吴用先天启四年至五年间,“蓟辽总督”履历,故此墓志铭应是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左右书写。具体何时,下文考据《淮安府濬路马湖记》详细分析。

吴用先父亲:吴应道生平

关于吴用先父亲吴应道,更是所载寥寥。

据墓志铭中所言,可知吴应道,字自明,别号来仪居士,故董其昌《容台文集》中,以《封少司马吴来仪公墓铭》为名收录。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古人“三不朽”为功业。

然因吴应道英年早逝,暂不及完成此“三不朽”,所以董其昌分举三事,“传形写照”,以期窥斑知豹,刻画吴应道志趣高尚的形象。

其一,立行。

董其昌以吴应道少有异贤,天资聪慧,又学习勤奋,精于诵读,娴于帖括,隐言其若未去世,必有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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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吴应道应考期间,身染重疾,回桐城后很快过世。临终之际,绝怜爱子,尤是对于九岁稚子吴应先,期望甚高。妻子方氏,三十而寡,守志皈佛,专修净土,抚养幼子吴用先、吴用衡。一老媪亦斋戒,相随逐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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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其二,立德。

董其昌借吴用先的转述,其母方夫人为其描述父亲吴应道“仪容修伟,神情高迈”,结婚当天“奁具甚盛”,然吴应道“目不一瞬”,不为财物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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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又吴应道父亲生病时,其“吁天请代,医祷服劳,裾不解带,既瘥而后即安”,希望代父受病,知其孝行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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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其三,立言。

吴应道的遗文中有“所忧非忧贫,斯忧其可休。处处凌九霄,行行戒深沟”诗句,为其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以及远大志向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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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吴应道,年仅二十九岁,即不幸过世,“立功”暂不可得,故董其昌以“立行”以代之。

古人曾言:“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如此则吴应道“立兴、立德、立言”的形象,跃然于纸。

吴应道子孙:婚配姻娅

此墓志铭中,董其昌有描述吴应道妻子方氏及子孙婚配姻娅。“白牧: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文中,有相关论述:

吴应道与方氏生二子,长即吴用先,次子吴用衡。吴用先娶太学生唐檄之女,唐氏也屡赠淑人。吴用衡鸿是胪寺序班,娶方学易之女。其孙辈共有九人,孙子七人,孙女二人。

吴用先有三个儿子:“日昶,文华殿中书舍人,娶礼部侍郎何如宠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禄寺卿盛世承长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户部主事韩国藩之女。”一个女儿“适佥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

吴用衡有四个儿子:“日旦,福建建安县县丞,娶方氏;日昇,邑庠生,娶孙氏;日晟,太学生,娶唐氏;日昺,太学生,娶方氏。”一个女儿“适邑庠生金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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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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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据此可知,吴用先与左光斗为姻亲。

天启四年(1624),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被捕,而杨涟弹劾时,左光斗参与谋议,“杨公有纠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公实预谋,逆珰亦为气夺。”

天启五年(1625),因对抗魏忠贤,左光斗而含冤下狱,不久在狱中折磨而死。南明弘光时平反,谥为忠毅。

闻知左光斗被捕,吴用先乔装回京,欲营救其于危亡之中,惜终究未能如愿。魏阉又以吴用先“私返京城,图谋不轨”罪名,请皇帝治罪杀之,上未允。

左光斗遇难后,吴用先愤而辞归,并于次年(1626)病卒于家。崇祯二年(1629)二月,崇祯帝命大学士韩爌等人审定逆案,清除阉党,然彼时政局飘摇未定,此墓志铭中又涉及“左光斗”,因此董其昌撰《容台集》时,删减了关于吴应道子孙婚配姻娅的情况。

此外,浩繁的《容台集》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其搜集编纂时定然重新校对、修改,此工作往前数年已然进行,故董其昌删减,亦是情理之中。

故宫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马湖记》

《淮安府濬路马湖记》(为方便表述,后简称《濬路马湖记》)为董其昌晚年行书碑记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历来被研究董其昌的学者和书家奉为董氏行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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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濬路马湖记》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物出版社《中国法书全集14(明3)》中对《濬路马湖记》的创作年代定为崇祯四年(1631年)后。而上文有言及,《吴来义公墓志铭》创作于天启五年(1625年)左右。

对比《濬路马湖记》与《吴来义公墓志铭》,不难发现两卷书写状态极是相近,堪称如出一辙,又同为乌丝栏格,故对是两卷的创作年代作详细的考证,极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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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下:《濬路马湖记》局部

据《中国法书全集14(明3)》中对《濬路马湖记》的评述:“此卷为董其昌撰文并书,记述朱敬韬等人,兴治漕之道,谋漕运之利,力主开浚淮安府路马湖的曲折经过。朱敬韬,名国盛,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山东右布政等。董其昌曾为其父撰并书《朱泗墓志铭》,于敬韬事迹亦有所涉及。此卷未署年款,据文中内容及董氏所具官职判断,应书于崇祯四年(1631)董氏七十七岁之后不久。”,可知其以董其昌的官职判定创作年代。

《濬路马湖记》卷中,董其昌的官职自书如下:“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实录副总裁,经筵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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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濬路马湖记》局部

又,查阅董其昌年谱,可知:

1、天启三年(1623)七月,董其昌得进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

2、天启四年(1624)秋,董其昌擢任礼部左侍郎;

3、天启五年(1625)正月,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并赴任;

4、天启六年(1626),董其昌上《引年起休书》吿归;

5、崇祯四年(1631)冬,董其昌复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对比董其昌“南京礼部尚书”官职,可知书写《濬路马湖记》时,定为天启五年(1625)正月之后。

而“前礼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中的“前”,可知此为董其昌就任南京礼部尚书前的官职,即此中“詹事府少詹事”与其崇祯四年(1631)冬“掌詹事府事”,并非同一官职。因此,以“詹事府少詹事”混淆“掌詹事府事”,定《濬路马湖记》为1631年左右创作,显然是不正确的。

董其昌年谱中,并没有关于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记录。

不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楷书三世诰命卷》中却有线索,三段诰命有确切制诰时间,均为天启四年(1624)九月二十九日。

而其中,最后一段诰命中,有董其昌的部分履历,其中:“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十一任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任今职”,“今职”即《诰命卷》中所言“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

其中,董其昌“十任”为天启二年(1622)擢任,因此,其“十一任”为“詹事府少詹事”应介于“十任”与“十二任”之间,即天启二年(1622)至天启三年(1623)七月之间。

又以所书官职而言,此卷不可能作于其“掌詹事府事”之后,故可知《濬路马湖记》卷应作于天启五年(1625)正月至崇祯四年(1631)冬之间。

《濬路马湖记》创作时间进一步考据

《濬路马湖记》卷中,所记述朱敬韬(即朱国盛)等人兴治漕之道等事宜。

朱国盛,字敬韬,号云来,明代松江府华亭县长人乡新场村(今上海浦东新区新场镇)人,万历庚戌科(1610)进士,历任工部主事转员外郎郎中、河南粮道、山东布政使、后升太常寺卿。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朱国盛考中进士,未能被选为庶常,而是被派到工部任职,负责水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董其昌曾有《送朱敬韬水部》诗相赠,知二人交契匪浅。壬子年(1612)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其昌又作《仿大痴画赠朱国盛》。

朱国盛初莅政坛不久,即奉敕治理河漕。因其才能卓越,功绩斐然,升大司空,掌管全国水利。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国盛因治理河槽有功,祖父朱镗、其父朱泗,皆封赠山东左部政(二品)。

就在他上任大司空之际,父亲朱泗病逝。董其昌为其父朱泗作《朱泗墓志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亦曾为朱国盛的母亲写过《寿朱敬韬太夫人》的诗作。

朱国盛也喜艺事,擅画,其与董其昌多有唱和题跋,如董氏曾跋言“敬韬作米虎儿墨戏,不减高尚书,阅此欲焚吾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据此,足可知朱国盛与董其昌关系密切,堪称挚友。

天启年间,淮安府路马湖(今江苏骆马湖)水系险情尤甚,航运受阻。天启元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国盛方受事奉行严督河官,毕力堵塞。期间,其不畏艰险,亲临一线,多次疏浚完善,效益显著。至天启五年(1625)四月,工程才完成。

因而《濬路马湖记》的撰写时间应在天启五年(1625)四月之后。又朱国盛治河有功,天启七年(1627)三月,经提督漕运河道太监李明道推荐,专管漕务山东左布政使朱国盛奉旨加衔,管事吏部尚书。

周应秋复言:“厂臣擎天巨手,报国赤心,挽漕输运,河伯效灵,裕国通粮,仓庾渐实,道臣朱国盛宜加太常寺卿,兼山东按察使,照旧管事从之。”朝廷嘉奖朱国盛并“以漕河功升太常寺卿”,调进京都,留任皇帝身边,掌管祭祀礼乐。

故,董其昌为挚友朱国盛书《濬路马湖记》,应在其路马湖的疏浚成功之后,奉调京都之前,若为加衔之后,朱国盛再请董其昌为其撰书旧功绩就不能顺理成章,略显矫情了。

书写时间可进一步推断为天启五年(1625)四月之后至天启七年(1627)三月之间。再者《路马湖》卷中最后有徐标的官衔:“钦差提督河南工部水清吏司郎中”,按此衔,此卷撰写之时朱国盛应还在工部任上。

朱国盛以工部郎中管理南河期间,编著了长达1500多页的《南河志》十四卷也已完成。该书前有作者朱国盛自作序例一首,又有李思诚、徐标二序。

再考董其昌年谱:“天启五年(1625)四月三日,崔镇风阻八日,四月二十二日到苏州平江平望镇遇大风,作《阻风平望图轴》。”

可知,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由长安(北京)回乡,书画船经山东、过路马湖、到崔镇(宿迁南35公里处),风阻(台风)八日。崔镇林官渡口明清两代是京杭大运河南北交汇必经之处,历代设有“崔镇驿”,是万商汇聚之地,又是关防要塞。

此时,朱国盛治理浚路马湖工程竣工,正逢同乡长辈兼挚友的董其昌回乡,又因风阻当地,其宴请董其昌,再挽留欢聚是理所当然的。

而董其昌为表彰朱国盛治水之功,为之撰写《濬路马湖记》,以其洒脱的笔法,优美的文辞,高度赞扬朱国盛之举乃“所谓一劳久逸,暂费永宁者也”亦是情理之中。

此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董其昌为朱国盛父亲朱泗作《朱泗墓志铭》楷书,后四行跋文明显不是1615年所书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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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泗墓志铭》,局部

跋文原文:“敬韬奉敕治河漕,以立功荐叙。蒙恩俞为大司空右总宪开府中丞。虽皆牢让不拜,而山东左伯诰命已给,当如二品,树神道碑于先茔。此铭但筮仕时作耳。董其昌题”,钤“宗伯学士”、“董氏玄宰”二印。

此“宗伯学士”、“董氏玄宰”二印,为董其昌1623年秋,任进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后启用,为1623年至1636年最常用的印,不可能在1615年出现。因此,此题文应为此时(天启五年四月)补题,且论及“朱敬韬治河槽已立功,恩俞为大司空,诰命再封当如二品”是对先人之告慰。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推断,《路马湖》卷应作于天启五年(1625)四月三日至二十二日之间,而且应在“风阻八日”期间,说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一日之间也不为过。

《濬路马湖记》与《吴来仪公墓志铭》

仅就书风而言,《吴来仪公墓志铭》与《路马湖》完全相通,且两卷中董其昌的官职是相同的,又天启五年(1625)正月,董氏拜南京礼部尚书。故《吴来仪公墓志铭》定为其官拜南京礼部尚书之后的作品,即天启五年(1625)正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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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下:《濬路马湖记》局部

查对吴用先生平,《大明蓟辽总督一览表》有载:“31、吴用先,南直隶桐城,天启四年(1624)三月己卯(1624年5月12日),天启五年三月戊戌(1625年)令闲住。”“东林党碑”七碑中有三碑准确记载对吴用先的处置:“三月,令闲住”。

而此年,吴用先三月回京闲住,董其昌四月自京南下回乡,又天启六年(1626)十月,吴用先卒。

另外,天启五年(1625)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称“大宗伯”,吴用先“塞上授简”(即吴用先在蓟辽总督任上写信),请董宗伯为早年过世之家翁书墓志铭,此书写时间定为天启五年(1625)三月末至四月初之间最合理。距书《路马湖》卷不足一月时间。

至此,此两卷的创作年代便基本清晰合理,应属于同时期的作品,是董其昌晚年之作,两卷均布局疏朗匀称,所谓“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寓生秀于扑茂苍拙,自然洒落。一样的形制,一样的行楷,一样的书风,浑如一卷,诚是殊为可珍也。

《吴来仪公墓志铭》书法

与《濬路马湖记》一样,《吴来仪公墓志铭》行笔端庄自然,气息无丝毫故作姿态,平淡天真,转折处亦往往一带而过,看似毫不经意,实是书道造诣至深。

又有乌丝栏格,字里行间,不见密布紧靠为主的格局,字与字遥隔天河又翘首相望,行与行则笔断意连,妙趣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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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吴来仪公墓志铭》,局部

而不同于《濬路马湖记》,墓志铭多有正稿及草稿之分,此《吴来仪公墓志铭》稿中未见涂改,应为正稿,自是书写依次渐序,格式严谨,脉络分明,而风采不减,此为《濬路马湖记》所不及,更远非寻常应酬之作可比附。

卷首,刘泽源题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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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源题引首

亦有谭宗敬、于荫霖、吴汝纶等人题跋,马其昶及张祖翼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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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宗敬、于荫霖、吴汝纶等题跋

结语

董其昌书艺成就,兼得“颜骨赵姿”之美,学古却不拘泥于古,隐隐然有“明代书圣”之势,《画禅室随笔》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更是中国绘画史之分水岭。

而此《吴来仪公墓志铭》可考明代重臣吴用先生平,补史料之不足,又与晚明党争有关,如涉及“左光斗”等,而书法更是“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媲美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董其昌代表之作《濬路马湖记》,其之稀珍,难得之至也。

参考资料:

白牧: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考

中国嘉德2020年秋拍

预展时间

11月27日-12月3日

或至专场拍卖前一日

拍卖时间

12月1日-6日

展拍地点

嘉德艺术中心\璞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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