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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发簪研究

2020-02-03 09:49:43 来源: 新儒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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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贵族墓葬为切入点,对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的明代发簪的题材、工艺以及影响其制作的社会因素等进行的综合性研究。目的在于明晰以贵族群体为代表的贵族阶层所使用发饰的流行样式和发展变化,并且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

摘要: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贵族墓葬为切入点,对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的明代发簪的题材、工艺以及影响其制作的社会因素等进行的综合性研究。目的在于明晰以贵族群体为代表的贵族阶层所使用发饰的流行样式和发展变化,并且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

一、明代发簪的型式与插戴方式

明代是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各类发饰的制作和设计呈现出奢华艳丽、富贵逼人的气息。尤其是贵族阶层所使用的发簪,在材质、工艺、造型设计等方面,都达到了制作顶峰。明代贵族男女的发饰皆要用簪。男性束发带冠,要先把头发盘成发髻,再把发冠套在发髻上,最后用发簪固定。明代已婚贵族女性,则要先把头发绾起,罩上一个金丝银丝或其他材质编成的䯼髻,再环绕䯼髻插戴各种不同式样的簪钗。并且,明代流行用簪钗将䯼髻插戴满盈,不留空隙。

明代发簪相比前代最大的变化是女性发簪的式样大量增加,尤以金银发簪数量最多,而且渐成体系,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插戴规则的发饰组合。组合中的每一款发簪都有特定的造型、名称和佩戴的位置。根据孙机和扬之水两位先生多年的研究,明代女性发簪的插戴方式主要为:䯼髻顶部的为“顶簪”,通常是单独一只立体造型的簪子,起到支持和固定发髻的作用;插戴在䯼髻正面位置的为“挑心”,一般是上窄下款的形状,通常与顶簪、分心饰有相同的装饰主题并成套出现;插戴在挑心下方,䯼髻边沿的发簪是“分心”,与挑心相对;倒插在两鬓的发簪为“掩鬓”,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1]。”位于䯼髻后方的发簪,称为“满冠”。《三才图会》云:满冠“不过以首饰副满冠上,故有是名耳[2]。”因为背面插分心后,冠上的饰件遂已基本布满之故。满冠造型于分心相似,但较分心略短而高。贵族女性在䯼髻相对固定的部位插戴完这些发簪之后,还会在其余露出头发的地方补充一些小型的发簪进行装饰,如花头簪、草虫簪等,这类发簪长度较短,插戴方式十分灵活。明代贵族女性发簪的簪戴方式通过明倪仁吉《吴氏先祖容像》(图一)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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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倪仁吉《吴氏先祖容像》

浙江义乌博物馆藏

二、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发簪概况

明代早期的首都位居今江苏南京,历洪武、建文、永乐(1421年前)三朝达54年,使南京一度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又成为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都所在,仍设有中央百官建置。由此,不少开国功臣、皇亲贵族和文人士子在这里终老,留下大量珍贵墓葬[3]。如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等,墓中出土的发簪涵盖了明代从早到晚各个时期。现依据时代特征和出土数量,将出土发簪分为三期,并简述典型器物。

第一期:洪武时期。出土发簪的贵族墓葬有:宁河王邓愈家族墓、安庆侯仇成墓、南安侯俞通源墓等。明初社会经济刚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社会财富积累不多,法度严苛,明太祖朱元璋提倡简朴,驾崩时“遗命丧葬仪物一以俭朴,不用金玉[4]。”所以即便开国功臣地位尊贵,下葬时陪葬的金银首饰也不多。这一时期出土发簪较少,且大多是小型簪,样式简单。如太平门外白马村仇成墓的两件金花头簪与鎏金银束发冠同出,一件簪顶梅花,一件菊花簪顶,属于男性固冠用簪。中华门外戚家山俞通源墓中出土牡丹花叶形金簪,保存较完整,簪端以金片及金丝编成花叶形,此簪应属鬓簪,在时代更晚的其他墓葬也有发现。

第二期:永乐至万历时期。出土发簪的贵族墓葬有:徐达三子都督府佥事徐膺绪夫妇墓、黔国公沐斌夫人梅氏墓、魏国公徐俌夫妇墓、定远忠敬王沐晟夫妇合葬墓、黔国公沐睿墓等。因社会趋于安定,社会经济稳步发展,这一时期发簪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大量增加。如太平门外板仓村的徐达家族墓,出土发簪二十一件。男性固冠用簪有螭纹金簪、圆头金簪。女性发簪有嵌宝石慈姑叶金挑心、嵌宝石云形金鬓钗、凤穿牡丹金簪、嵌绿松石花形金簪等。江宁殷巷的沐睿墓出土发簪十二件,材质最为丰富,除了有镶嵌宝石、水晶、琥珀的金簪外,还有碧玉簪、白玉簪和珊瑚簪。在装饰工艺上,这一时期普遍采用复杂的累丝工艺并镶嵌彩色宝石。如徐俌夫妇墓的金累丝凤簪、沐晟墓的嵌紫红色宝石金簪、沐昂墓的金托镶蓝宝石银簪。在器物组合上,也出现了与䯼髻组合佩戴的大型簪,如沐斌夫人梅氏墓出土的一套嵌宝石金头面(图二),分别是:嵌宝石火焰纹金顶簪、嵌宝石凤纹金分心、嵌宝石菊瓣纹金挑心、嵌宝石云形金掩鬓、莲花形金簪。这些发簪形制各异,每件均镶嵌红、蓝宝石,精巧华美,色泽艳丽。《明史》舆服三记载:“成化十年,禁官民妇女不得僣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正德元年,令军民妇女不许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镯钏[5]。”说明佩戴华丽的镶嵌宝石发饰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士庶阶层无法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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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嵌宝石金头面 沐斌夫人梅氏墓出土

第三期:天启至明代结束。随葬发簪的墓葬有:沐昌祚夫妇合葬墓、佟卜年妻陈氏墓。沐昌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碧玉簪两件,出土时插在金束发冠上,为男性用簪。佟卜年妻陈氏虽卒于清初顺治四年,但其一生大部分生活在明代。其墓出土四件金簪,其中两件蘑菇头金簪出土时插于金包髻边沿的小孔内,为女性固冠用簪,金包髻旁侧还有一兽头金簪。另有一支蜘蛛形嵌宝石金簪出土于墓主头部,应为发髻上的小插。第三期发现贵族墓葬较少,发簪种类也不多。

从考古出土情况看,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有开国功臣、皇亲国戚,也有宫宦士绅,很多都是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及其眷属。从性别上看,男性用簪出土数量较少,有的与束发冠同出,造型和纹饰虽简但不乏文人趣味。女性发簪造型奇巧、名目繁多、题材广泛,是明代贵族女性发饰的经典之作。有的发簪出土时有明确的摆放位置,有的出土时未发现䯼髻或冠,所以属于什么种类的簪并不十分确定。

三、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发簪艺术特点

(一)材质与题材

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的发簪,按照材质可分为金簪、银簪、鎏金银簪、玉簪、琥珀簪、珊瑚簪,其中以金簪和银簪最为常见,样式最为丰富。就装饰题材来看,其造型、纹饰的取材主要是植物、动物、佛教内容等。

植物纹饰主要是花卉,有梅花、菊花、牡丹等,这类纹饰都是比较生活化的物象,用来表达吉祥富贵的寓意。出土的花头簪簪顶大多是菊花形或梅花形,有的花头直径较小,有的直径较大的花叶中会镶嵌玉石,比较特殊的做法将是花朵制作于一个累丝的倭角方台上,如徐达家族墓所出的件菊花形金簪(图三)。女性大型簪上的植物纹饰往往设计的别有用心,如徐俌继室夫人王氏墓中的嵌宝石慈姑叶金挑心(图四),传统纹样满池娇中的慈姑叶成为了挑心的主题图案。俞通源墓和沐昌祚墓的牡丹花叶形金簪(图五),叶茎为弹簧式,插戴在䯼髻上可以随步摇曳,尽显女性风姿。男性发簪多用玉雕而成,纹饰简洁,带有文人趣味。如沐睿墓中的一对碧玉竹节形簪,簪首浅浮雕梅花(图六);两件白玉簪,一件雕灵芝纹,一件簪首为蘑菇形,簪身浅浮雕云纹和仙鹤,并刻有“乾纲独立”四字。同为蘑菇形簪首的还有沐昌祚夫妇合葬墓中的碧玉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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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菊花形金簪簪头 徐达家族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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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嵌宝石慈姑叶金挑心 徐俌继室夫人王氏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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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牡丹花叶形金簪 沐昌祚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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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碧玉竹节形簪 沐睿墓出土

动物纹饰有螭纹、蜘蛛、蜜蜂、凤凰等,也有凤凰和梅花或牡丹,蜜蜂和兰花的组合花鸟纹饰。如徐达家族墓出土的螭纹金簪(图七)用金片卷成,簪顶蘑菇头錾团螭纹,簪脚錾两螭相对,此题材应为男性固冠用簪。沐睿墓中的琥珀兰花蜜蜂簪,是所见男性簪饰最为繁复的,蜜蜂和兰花之间还衬有累丝花叶。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的蜘蛛形嵌宝石金簪(图八),头部用长短不一的八根金线盘绕成一蜘蛛,头、身以红、蓝宝石各一颗嵌成,颇有象生的趣味。徐俌夫人朱氏墓的一对金累丝凤簪(图九)凤踏祥云,振翅欲飞,出土时仍插戴在徐俌元配朱氏的攒珠如意灵芝凤冠上。根据明代命妇画像中可以知道,这种成对的凤形金簪是用于凤冠上的插饰,有的凤嘴悬环用来悬挂珍珠类饰物,非王室贵族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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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螭纹金簪 徐达家族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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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蜘蛛形嵌宝石金簪 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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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金累丝凤簪 徐俌夫人朱氏墓出土

发簪上的佛教题材主要通过佛像、佛手、佛字等造型来表现。如徐达家族墓出土的佛像形金挑心(图十),簪顶做成一尊佛像,佛像螺髻,着左袒袈裟,作定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是佛教题材时代较早的一列。沐晟墓出土的金簪(图十一)簪首为圆形,内有一阳文“佛”字,用细金丝纽结云形纹饰于上部。沐睿墓的镶琥珀佛手形金簪,以玛瑙雕成佛手形镶嵌于簪顶(图十二),琥珀作为装饰在中国古代被视为吉祥如意之物,与金、银、珍珠、珊瑚、砗磲、琉璃一起列为佛教七宝。“佛”与“福”谐音,佛手造型也有幸福美满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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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佛像形金挑心 徐达家族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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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圆形佛字金簪 沐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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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镶琥珀佛手形金簪 沐睿墓出土

(二)  工艺特点

南京明代贵族墓葬出土的发簪,制作水平都十分高超,尤其是金发簪在工艺上继承了古代金银器制作的传统,运用锤鍱、累丝、镶嵌,辅以錾刻、焊接、炸珠等多种金银细工,体现了工匠成熟的技艺和高超的水平。

累丝也叫花丝,是明代细金工艺的主流,即将金银加工成圆素丝,再经盘曲、掐丝、填丝、堆累、编织等手法制成各种图案,往往体现出玲珑剔透的设计,不但让纹饰显得繁密,还能控制整器的重量,节省金材[6]。南京贵族出土的金发簪多采用累丝工艺来表现主题纹饰,如徐俌夫人墓中的金累丝凤簪,凤尾、凤翅均用累丝制成,羽毛部分则采用两股金丝编织而成。徐膺绪墓出土的凤穿牡丹金簪(图十三)以金丝垒成卷草纹样衬底,簪顶用金丝盘成立体的如意云纹,一只凤凰翱翔其间,凤凰与云纹皆用细如发丝的金丝垒成,工艺极为讲究。其他出土发簪如徐俌夫人墓的梅花凤凰纹金簪、牡丹凤凰纹金簪,都是先用累丝做成卷草纹衬在簪首底部,在再其上累丝加工各种花鸟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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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凤穿牡丹金簪 徐膺绪墓出土

镶嵌工艺是明代发簪制作中最奢华的一种装饰手段,但镶嵌时并没有对宝石进行精细的加工,大多是随形填充在簪子的不同部位。宝石质地有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琥珀、水晶、猫眼石等。从南京出土明代发簪的顶部装饰来看,多采用红宝石和蓝宝石的搭配。如沐斌夫人梅氏墓的一套嵌宝石金头面都镶嵌有红蓝宝石,火焰形金顶簪共焊接爪托二十四个,爪托内现尚存红宝石七颗,蓝宝石六颗;菊花形金挑心共焊接爪托三十五个,现尚存红宝石十颗,蓝宝石十一颗;嵌宝石凤纹金分心共焊接爪托二十三个,现尚存红宝石十四颗,蓝宝石八颗。镶嵌宝石时分两种做法,一是通过爪托边缘伸出的三到四个抱爪将宝石紧紧固定,二是爪托内均无抱爪,宝石放好后,将托壁略向内挤压即可抓住宝石。

炸珠是将黄金溶液滴入水中,使之形成大小不等的金珠,然后按照一定的图案将金珠焊接在物品上作装饰。如徐俌夫人墓出土的金累丝凤簪,其凤鸟头部纯以金珠做成,制作时,先将金珠用白芨水等粘着剂固定在金片上,然后撒焊药,加热使焊药熔化,冷却后就可以达到焊缀的效果。总体看来,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的发簪多采用复合工艺,累丝工艺与宝石、玉石镶嵌完美结合。

四、社会因素对南京明代发簪的影响

(一)   宝石贸易对发簪质料的影响

明代以前金银首饰很少有宝石镶嵌,偶尔的个案也是经西域传入。但自明代开始,嵌宝石工艺的应用在首饰中占了很大比重。写于万历年间的明代笔记《五杂俎》,提及“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蜡、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7]”。

明代彩色宝石的兴起源自于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政治外交事件打通了彩色宝石供应渠道。记述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史料中,记录了明代人在西洋诸国采买宝石、以及西洋诸国向明王朝朝贡宝石的信息,现代地质学也表明东南亚各个国家是重要的红、蓝宝石等彩色宝石的出产国[8]。南京是明代早期宝船的制造基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郑和带回的大量东南亚宝石为明代首饰的装饰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这种官方贸易是由明王朝推动的,舶来的彩色宝石因此受到珍视,明代政府屡次发布政令“禁官民人等妇女、不许僭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所以物以稀为贵,南京出土镶嵌宝石发簪的墓葬,墓主大多是中央朝廷认可的功臣及其眷属,具有明确的等级尊卑。

此外,沐氏家族长期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而云南是红、蓝宝石由泰国、缅甸运往内地的必经之路,斯里兰卡运送来的猫睛石也要途经云南,沐英家族占地利之先,得以方便挑选质优粒大的宝石来制作金镶玉饰品[9]。所以,在南京出土的明代发簪,镶嵌宝石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自然是来自是沐英家族墓。

到万历时期,明代海运更不如前,宝石的获得还有连接中西亚地区的西北商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鄂本笃于17世纪乔装成商人,由印度出发途径阿富汗经过叶尔羌汗国最后从嘉峪关进入甘州,游记中记录同行商人冒充贡使,向明朝官方贩卖和田玉和各类宝石[10]。但这条路线的宝石输送记载很少,不成为宝石的主要来源。

(二)   佛教信仰对发簪纹饰的影响

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发簪上的佛教题材,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明代墓葬也有大量发现。这一影响主要与明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有关。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曾经当过数年僧人的皇帝,认为佛教有着社会教化的功用,因此他在南京定都期间提倡、保护佛教,并在洪武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法令。到了明成祖朱棣上台以后,又意图通过佛教的宣传为其篡夺皇位正名,还在南京的中华门外修建了佛教寺院大报恩寺。其后,各朝多沿用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除了明世宗朱厚熜禁佛扬道,其他朝代变更不大。正因为明代皇室中有浓厚的崇佛传统,所以在发饰上使用佛教题材,也深受贵族阶层的推崇。

结论

综上所述,南京贵族墓葬所出土的明代发簪,时代上贯穿整个明王朝,造型奇巧,题材丰富,所镶嵌的宝石来源受到明代宝石贸易的影响,发簪的装饰题材又带有佛教信仰的社会因素。因全国出土明代发簪的数量庞大,出土墓葬的类型层次丰富,而本文仅是以地区入手,通过贵族阶层所使用的发簪为实物例证进行研究,尚不完备。期望以此文作为引子,更加深入的探讨古代发簪所折射出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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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孙机明代的束发冠、䯼髻与头面[J].文物,2001(7):62-83

[3]贺云翱.江苏明代墓葬的发现及类型学分析[J].南方文物,2001(2):53-65

[4]仇泰格.明代金银首饰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4

[5] [明]张廷玉. 明史·舆服三[M].当当网数字商店公版书,2011

[6] 许洁.金色江南 婉约风华 明代金银首饰品鉴[J].上海工艺美术,2016:32-34

[7]张燕芬.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3):114-162

[8]莫默;丘志力;张跃峰;李榴芬;吴沫;罗涵.中国彩色宝玉石使用的三次高潮及其与古代丝绸之路关系探索[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6):118-126

[9]顾苏宁;徐佩佩[J].南京市博物馆藏金镶玉文物浅析.华夏考古,2011(4):95-108

[10]罗涵;孔艳菊;刘岳;仇泰格[J].明万历孝靖皇后凤冠镶嵌宝石的种属判定.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5):146-163

(责任编辑:陈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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