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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仓院的树下美人之谜

2019-12-02 10:03:05 来源: 典藏-古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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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鸟毛立女》屏风(图1)原是奈良正仓院北仓珍藏的一件著名宝物,原为圣武天皇天平王宫内之装饰用具,现存为六扇围屏形式,各扇未连接。每扇以绯色纱作缘,再以类似斑竹的木条贴边,以黑色漆钉固定,背面张碧色粗绸。1-1、1-2.《鸟毛立女》屏风,136×56厘米×6,北仓,正仓院藏作品简介《鸟毛立女》屏风原初…

《鸟毛立女》屏风(图1)原是奈良正仓院北仓珍藏的一件著名宝物,原为圣武天皇天平王宫内之装饰用具,现存为六扇围屏形式,各扇未连接。每扇以绯色纱作缘,再以类似斑竹的木条贴边,以黑色漆钉固定,背面张碧色粗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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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鸟毛立女》屏风,136×56厘米×6,北仓,正仓院藏

作品简介

《鸟毛立女》屏风原初的排列序列已不可考,为便于储存与记录,20世纪30年代进行修补时,将六扇屏风编为1至6号,目前可见的编排是:一至三扇为站立仕女,四至六扇为坐姿仕女,按传统顺序由右向左排列。六扇皆为表层纸本,其上以白色粉质材料打底,每扇绘一仕女,人物或立或坐于树下,旁有山石、树木,上空有飞鸟。人物、树、石等形象以墨线勾勒,除人物的部分肌肤、袖中与手执圆形器物三处着色外,余者皆为素色。少数细部如第二扇底稿线处,残存有贴敷鸟类羽毛的痕迹,推测画像中除了树、石等景物,以及上述人物部分设色外,其余皆以鸟毛贴敷装饰,其效果可参考正仓院现存的《鸟毛贴成文书》屏风和《鸟毛篆书》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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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鸟毛立女》屏风,正仓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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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鸟毛立女》屏风,正仓院藏

《鸟毛立女》屏风共六扇,是唐代屏风中最常见的形式。唐诗中多见,如李贺《屏风曲》中“团回六曲抱膏兰”及李商隐《屏风》中“六曲连环接翠帷”等。由诗中的描述,可知屏风题材多见人物、山水、鸟兽、书法等,在唐墓壁画中也可得到印证。而唐代屏风实物见于新疆出土的几组,均为木框绢画多扇连屏。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的《鸟毛立女》屏风,是存世唯一的7至8世纪纸本屏风,由于在绘画之外又加以鸟毛装饰,因此对绘画和工艺都具有重要意义。就绘画而言,其形制、题材、风格与唐代墓室壁画或绘画遗存相似,画中仕女的发型、化妆、服装等都是盛唐常见样式;屏风也是中国传统家具,尤其和陕西西安南里王村韦氏墓的《树下侍女图》屏风壁画(图2)十分接近。凡此,俱使人认为其为唐物无疑。然而,屏风背后所贴天平胜宝四年文书裱纸与残存的日本产鸟羽却指向它确为日本制造,几扇屏风所表现出的画风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大多倾向认为其为受唐风影响的作品,或以唐传稿本、粉本为底,东渡后再由日本工匠以鸟毛敷贴加工制成,是7至8世纪中、日之间与东亚艺术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文献与实物佐证,《鸟毛立女》屏风背后仍有重重谜团,有待厘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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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树下侍女图》壁画,唐,陕西西安南里王村韦氏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树下人物”与“树下美人”源流

在艺术史研究中,题材与风格样式是解读作品的关键。唐代与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乃至更早的汉代,在墓葬壁画或画像遗存中已有“树下人物”或所谓“树下美人”等特定题材,并发展出许多母题与构图形式。学者冯慧认为,南北朝以后,“树下人物”分成两支:一支与佛教相关,主要存在于石窟寺与佛教造像中;一支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结合“树表示仙界”之概念。它们的基本构图形式都是一树木一人物,例如“竹林七贤”系列图画,以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图3)最为著名。这些以烈女、孝子、高士等角色为主的“树下人物”墓葬图像,除具有教化意义外,也代表神仙世界。此外,在“孝能通天”思想的影响下,北魏有林中孝子图,也有象征神仙世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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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局部,南朝,江苏南京西善桥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唐代墓葬壁画中的“树下人物”图像在表现模式上沿袭魏晋传统,但其范围和思想内涵已经多有扩充。尤其唐中期以后,随着社会风气转换,树下人物图分为两大类,即神仙画和世俗画,后一类逐渐增多,更多描写日常世俗生活的场景,而画中原本仅是概念或象征性的树木,也由分界或分隔功能,逐渐转变为对实景实物的写生描绘或交代人物所在空间背景的功能。例如唐乾陵懿德太子墓《侍女图》壁画(图4)中类似丁香类的植物,虽介于两位人物之间,也有分隔感,但它确实是对珍贵奇花异草的记录;或如表现“贵戚游园”一类题材的南里王村壁画,也是典型代表。学者推测,这种构图模式传入日本宫廷,由此才产生了流传至今的《鸟毛立女》屏风。就此点而言,《鸟毛立女》屏风所描绘的应是宫廷或庭院中的生活景象,而非宗教或大自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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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侍女图》壁画,唐,陕西咸阳乾陵懿德太子墓出土

另一说认为其源自印度佛教的“树下美人”系统,树下的丰满女神被当作佛塔的装饰之一,传到波斯后,变成美人立于葡萄树下。如吐鲁番出土、由大谷光瑞探险队带回日本的《树下美人图》(图5),与《鸟毛立女》屏风极为相似,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大多倾向认为《鸟毛立女》屏风为受唐风影响的作品,或以唐传稿本、粉本为底,东渡后再由日本工匠以鸟毛敷贴加工制成。美女均为粗眉,小口,丰颊。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鸟毛立女》屏风和唐朝美人颇为相似,从妆容、发型、服饰到丰满的体态,均带有浓厚的唐风,可见唐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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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树下美人图》,MOA美术馆藏

唐代仕女造型与羽衣

《鸟毛立女》屏风人物面部、胸线、手部以及袖里均以墨线(部分丹线)勾勒,再加施彩,裸露肌肤部分为肉色,周围淡淡朱晕,脸颊部分刷淡朱色,鼻梁和下颌施以白晕。六位女子面容乍看如一,粗眉细眼,眉间妆以花钿,唇侧饰有靥点,上衣下裙,肩有披帛;但细节仍有所区别,眉心所饰花钿数量也不完全相同。眉式为盛唐时期流行的出茧眉,可与MOA 美术馆藏《树下美人图》中的仕女对照观察。画中仕女皆梳两鬓抱耳、前髻下垂的倭堕髻,这种发型流行于盛唐,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墓葬壁画中经常见到。中国学者张乐认为,画中对衣裙飘带的处理颇似同时期道释画中影响较大的“吴带当风”笔法,显示屏风粉本或纸本的作者是熟练掌握唐代人物画技法的出色画家,故不能排除作者是中国移民及其后代或唐代宫廷画师的可能。

《鸟毛立女》屏风第二扇所绘仕女似穿着鸟羽状的裙子(图6),说明当时可能有以鸟羽制裙的风尚,而鸟毛贴敷工艺可能与在唐代贵族女子中风靡一时的“羽衣”或“毛裙”有关,最早参观并研究正仓院文物的中国学者傅芸子(1902—1948),在所著《正仓院考古记》一书中即提出此说。据《旧唐书》记载,唐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又令尚方取百兽毛为鞯面,视之各见本兽形。韦后又集鸟毛为鞯面……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按字面理解,安乐公主的毛裙合百鸟毛织成,并非鸟毛贴敷于衣料之上。日本学者小杉一雄认为把鸟毛织成面料,再加以裁剪制作毛裙是不可能的,应是先用面料缝制下裙,再以鸟毛缝缉而成。史籍的作者可能并未深入思考便直接记为“织成”。但中国学者冯慧认为,其实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如把鸟毛捻成线,再织成面料,也并非不可能。“百鸟之状,并见裙中”之语若不是夸张描述,或可理解为用鸟羽直接织成了百鸟纹样,或先在衣料上勾勒出百鸟轮廓,再将鸟毛缝缉或粘贴附加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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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鸟毛立女》屏风,第二扇,局部

《鸟毛立女》屏风于中日文化交流之意义

关于《鸟毛立女》屏风的技艺属性,除了日本学者认为其属工艺装饰品和工绘相生的半工艺品之外,学者张乐在其研究中,也引用了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完成于1968年的《关于鸟毛立女屏风的羽毛贴成》修复调查报告。根据岛田的研究,屏风的画面有两种刻线存在:一是锐利刀状物将鸟毛切入纸上粘贴之痕,线条为断续短直线;二是沿凹线持续的长直墨线,也就是说在上墨线前,先用硬质笔状物用力刻画留下凹痕后,再于凹痕位置上以墨线完成轮廓,据此可推测屏风最初在制作时有依据的粉本或底稿存在。

张乐据此回顾敦煌藏经洞、唐代墓室壁画、雕塑等类似制作技术的案例,作了详尽分析,认为此屏风是属于先有墨线勾勒的底稿,其上再贴敷羽毛的工艺制作手段。她指出,唐代雕塑、石刻、壁画墓与纸本绘画的制作过程都存在“绘画性划线”或“锥朽”的起稿现象,而用淡墨定稿,再用重墨勾勒的程序符合中原地区绘制壁画普遍采用的手法,尤其是在壁画上非常明显。由此可以推得,《鸟毛立女》屏风表面遗存的刀刻痕迹是以刃物起稿的遗痕,而不是日本学者所谓的切羽痕迹。据此,张乐认为它是一件中国纸本“绘画”加上日本本土“工艺”制作的组合体,原稿很可能是出自唐代宫廷画师之手的纸本“白描”作品,经过初步设色后,辗转或直接交给遣唐使东渡,再由日本工匠后续贴羽制作而成。

冯慧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她认为《鸟毛立女》屏风各扇之间存在着艺术水平的高低差别,也呈现不同风格,应该出自不同画师之手,故基本上排除了从国外购入,再运回日本的可能性。此外,第五扇屏风背后所贴“反故文书”裱纸,为752年日本王公贵族与新罗使节交易物品的购买申请书,这种官方文书在失去效用后被收于宫廷相应部门,后来作为废旧用纸交给负责屏风制作的内匠寮或画工司,成为屏风用纸的一部分。且同类文书不止零星,而是成批现存于借日本文书中,一部分作为屏风的背面裱纸,甚至画面本纸所用,是日本本土制作最有力的证明。屏风贴敷的鸟毛大部分脱落,根据科学检测,为日本产山鸡或雉鸡的鸟羽,也为屏风产地提供了旁证。

尽管有关《鸟毛立女》屏风的作者及其制作背景、过程仍然众说纷纭,但是借由《鸟毛立女》屏风考察“树下人物”图像模式的发展过程,可以管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及汉唐间社会风气的转换。而《鸟毛立女》屏风的制作吸取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养分,又加上日本本土工艺的独特风格,就此意义而言,此屏风不仅凝聚了佛、道、儒文化,还是东西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文|刘榕峻,台大艺术史研究所毕业,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数字典藏研究助理、翦淞阁研究员

图|本刊资料室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1. 冯慧,《正仓院文物所见唐日文化交流——以鸟毛立女屏风等文物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2. 张乐,《中日美术关联性研究: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新解》,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3. 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4. 黄士纯,《日本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上)、(下)》,《历史文物》,2003年,

第124、125期,第62—77页、第48—59页

5. 蔡芯圩,《唐代“树下人物”图像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国版2019年11月刊。原标题为《树下美人之谜  正仓院《鸟毛立女》屏风与中日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陈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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