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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军:有坚持又有创新的摄影家

2018-12-27 15:35:59 来源: 艺术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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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访者:陈小波题记:三月,走进王达军成都的工作室,听到他正在拉《江河水》。他拉的很投入,我在一旁静静地听。一直听说王达军会拉二胡,今天才知道:他不是爱好者,而是有一定专业水准的二胡演奏家。二胡是民乐中我最喜欢的乐器,音质悠扬、醇厚而含蓄。有几个经典名曲,承载着中国人哀怨凄美的情感。如《江河水》《二泉…

  采访者:陈小波

  题记:

  三月,走进王达军成都的工作室,听到他正在拉《江河水》。他拉的很投入,我在一旁静静地听。

  一直听说王达军会拉二胡,今天才知道:他不是爱好者,而是有一定专业水准的二胡演奏家。

  二胡是民乐中我最喜欢的乐器,音质悠扬、醇厚而含蓄。有几个经典名曲,承载着中国人哀怨凄美的情感。如《江河水》《二泉映月》《病中吟》。而这几支曲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在整理这篇访谈的晚上,一直在播放《二泉映月》和《江河水》。

  我2011年完成访谈录《他们为什么要摄影》,2014年完成口述史《口述新华》。两次访谈大约进行了10年,采访中国近百位重要的摄影家,耗尽了我大量精力和心血,我也从一位图片编辑成为摄影个案的研究者。但最近几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这样大规模地做访谈了。

  可是我依然认为访谈和口述史是非常重要的个案研究手段。它是帮助人了解艺术家最重要的路径。如刘树勇先生为《他们为什么要摄影》做的序中所言:“访问者以她的蓄意设计,甚至以她跟对象多年交往与熟稔,代我们完成了一次完美窥探。由此,完美知晓了对方的性情、禀赋,了解了他的学养与人生经验,明白了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态度。甚至甚至,我们会从生物学的视角、从一个人欲望本能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和理解他们那些用其它方法无法深入和阐明的照片。我们发现,那些照片只不过是这个人生命活动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甚至会相信,经由这些不动声色的讯问和毫无设防的回答,我们已经窥知了他人的秘密……”

  今天,我将又一次和你一同走进中国重要摄影家王达军影像背后的世界,完成一次“完美的窥探”……

  一、父母行医、爱艺术,影响我一生

  陈小波:达军先生,我们虽认识很多年,但我对你的很多经历还是了解不够。我希望通过这个访谈,让我,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你。

  你出生在中医家庭?

  王达军:我出生在四川盆地东南部长江边上的江津,与聂荣臻元帅是同乡。江津以前是四川省的一个地区行署所在地,后为四川的一个县,以后改为江津市。1997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江津成为重庆的一个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中医,7岁就当学徒,70多岁去世。

  陈小波:有一个当中医的父亲好幸运!他是跟自己家里人学?

  王达军:不是,是当地一个中医名家。父亲开始打杂、学文化,后来就制药抓药,帮着写处方。父亲很聪明,爱学习,包括西医的一些知识,最后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

  父亲一生行医,20世纪50年代就在区医院当院长,医术高明。不管白天还是深夜,只要需要,他都不厌其烦地给老百姓看病。他的干儿女特别多,治好的重病小孩,最后都要磕头认他为干爹。方圆几百里,父亲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我母亲是药剂师,也是几十年在医院药房工作。

  陈小波:你说父母亲都喜欢川剧……

  王达军:父母两人的业余爱好就是川剧。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经常晚上或节假日邀约当地喜欢川剧的朋友聚在一起。父亲京胡拉得不错。有时候专业川剧团来区上演出,父亲还会请主要演员和琴师到家里吃饭。

  陈小波:这种家庭气氛对人的影响肯定是潜移默化的。行医:治病救人,心中永远有爱和关怀;爱艺术:精神生活丰富,在平凡和琐碎中可以牵引人与沉重的日常生活有短暂分离。

  王达军: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景况和父母的生命态度对我产生的影响几十年后还在。

  陈小波:乐器是谁教你的?

  王达军:从小耳濡目染,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会吹笛子、拉二胡了。

  当地有一个姓龚的音乐世家,全家人都会乐器,专门给当地老百姓做表演。哪家有结婚的、祝寿的、小孩子满月的,俗称的红白喜事,他们都会去助兴。他们家有一个叫龚作和的小伙子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有时会指点我一下。

  人啊,你一定要相信天赋。我好像天生就与艺术亲近,学什么乐器都不觉得难。

  二、那个时代,部队非常重视文体人才,但我参军的过程异常曲折

  陈小波: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学会一件乐器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啊。

  王达军:我刚进中学没多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当时停课闹革命,会乐器帮了我的忙,我十四五岁就参加了演出队,经常到各地演出。

  当年江津的驻军是13军。13军宣传队几个搞乐器的队员到基层部队体验生活,与我很投缘。他们中有从上海和北京入伍的,经常和我在一起合奏。二胡、笛子、板胡、扬琴、三弦等乐器我都会,二胡的水平更好一些。我常常与他们同台演出。

  陈小波:你下过农村吗?

  王达军:我是1970年6月份下乡的,11月份部队就来招兵了。我那时候以为自己要一辈子扎根农村,根本没想过还有离开的可能。那个年代,部队非常重视文体人才,刚开始是13军的那几个朋友希望我去他们宣传队,后来又有沈阳空军和成都军区汽车20团要我。我当时觉得13军是野战军,沈阳空军在东北,而汽车兵对我特别有吸引力,于是我最后决定去汽车部队。

  没想到我参军入伍的过程异常曲折。当我准备办理入伍手续时,当地武装部的同志却告知:知青当兵必须在农村落户两年以上,而我落户还不到半年,不够条件。怎么办呢?当时接兵部队有一个姓彭的参谋特别好,他受部队领导的委托来招几个文艺兵。而那个时候参军的几乎全是农村兵,文艺人才很少。于是他就出主意,用纸条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让我按地址到成都找他们。我不敢白天坐车,怕被武装部的人发现。

  陈小波: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吧?

  王达军:17岁。我拿着他们给的地址,背一个小包,到火车站搭了一列往西开的货车。货车在永川火车站停靠,我决定在这里转乘客车去成都。正在候车,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乡的另一个知青张树明。他个子高,打篮球的。我不知他从哪里得知我要独自去成都的消息。于是我俩就一块到了成都。

  陈小波:那个时候江津到成都多远?

  王达军:不是太远,但也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到。到成都后我们按纸条上的地址来到老南门浆洗街,这里有一个兵站,专门负责部队食宿接待。我找到了彭参谋,他还在等我。第二天彭参谋把我们带到位于通惠门的成都军区后勤部,准备通过军务部门为我们办理入伍手续。我们在军区后勤部大门外等候,成都气温低,寒风一吹,冻得我直哆嗦。一个多小时后彭参谋才出来,看到他失望的表情,我估计可能是军务部门没同意。我们不想让彭参谋为难,就准备买回江津的火车票,但只买到了3天以后的。

  离开通惠门,张树明到他的亲戚家,我就到五冶我表哥那里住了两天。第3天下午两点过,我到成都北门火车站,张树明也来了。与表哥道完别,我们来到检票口排队准备乘车。突然广播响了,广播找人,而找的正是我和张树明,广播里说进站口外边有两个军人在等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回到进站口外,找到两个等我们的老兵。老兵告诉我们,汽车团领导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将我们留下带回团里。

  陈小波:啊呀,人的命运有时候真的是具有偶然性!如果你们当时提前走了,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找人的广播,你们的人生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王达军:是啊是啊!我们还是幸运啊。第二天上午,老兵安排我俩搭乘一辆去团部的汽车。当时汽车20团的车几乎全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国生产的大道奇,载重4吨,方向盘在右边。我们坐在货车上边,没有车篷,脚下装有不少轮胎。团部在雅安,离成都148公里。那时成都到雅安还是砂石路面,我们走了5个多小时才到雅安。

  我们住在团部招待所,又过了20多天,才被安排到部队医院体检。体检一切正常,我们终于如愿穿上新军装,很快被分到新兵连。我没参加新兵训练,直接到团演出队去了。

  陈小波:汽车团有演出队?

  王达军:当年汽车20团的演出队和篮球队可不一般,在整个军区范围内都是响当当的!我们的节目短小精悍,很接地气,部队反响强烈。我们常常到后勤所属部队巡回演出。

  陈小波:演出队有女兵吗?

  王达军:汽车团没有女兵,但当时四川农学院的大学生在我们团农场劳动锻炼,演出队的几个女的都是川农的大学生。

  陈小波:我70年代后期也在地区文工团做过乐队琴手,也是到处演出。最近看电影《芳华》,勾起许多回忆。到处演出是我最深刻的回忆之一。

  王达军:1972年初,上级单位成昌兵站部成立了演出队。兵站部是师级单位,管的部队多一些,有汽车团、兵站、仓库和医院等。演出队以汽车20团为主,同时在医院和其他单位抽调了一批骨干。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王建军的。我和建军同年入伍,他在兵站部警通连,笛子吹得不错,还会打篮球。他笛子独奏《小八路勇闯封锁线》,我拉二胡给他伴奏,很受欢迎,在部队演出经常返场。

  四十多年了,我和王建军的友情一直持续至今。

  三、在这时,生命也发生了另一个转折:搞航空摄影的哥哥教我摄影

  陈小波:摄影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王达军:就在这时,生命也发生了另一个转折。在演出队期间,我受哥哥的影响,开始学摄影。

  我们家4兄弟,都是男孩,我排行老二。哥哥叫王达源,1966年他读初三时就被空军招飞行员招到部队去了。他在部队的专业就是搞航空摄影。

  陈小波:在飞机上拍摄?

  王达军:对,专职航空摄影师。航拍用的是大卷大卷的航空胶片,大都是27度高感光的,颗粒粗,反差大。他每次来演出队看我,都会带一些边角余料的胶片给我。他按120胶卷的规格剪裁,在相馆里要一些用过的胶卷纸,将航空胶片装上密封,然后在相机上拍摄。最多的一次,他给了我80多卷。

  当时商店里上海牌和公元牌的黑白胶卷一个大概是1.84元,能买几斤猪肉了。

  陈小波:你当时用的是什么相机?哪里来的相机?

  答:哥哥送了我1台海鸥4B相机,上海生产的。

  陈小波:70年代,海鸥4B应该是很好的相机了。

  王达军:120双镜头。我记得当时他还给我讲一些摄影的专业知识,比如什么超焦距的计算方法呀、倒易律失效呀,等等,不过我都是懵的。

  哥哥还帮我自制了一个简易的印片箱,从相馆买6cm×6cm的相纸回来自己洗印。我刚开始冲洗胶片用两个大碗,一个装显影液,一个装定影液,用洗脸盆装上清水,再用一支手电筒和两张拓蓝纸,在床下用床单遮光进行显影和定影。

  陈小波:感谢王达源大哥!他当时肯定不知道,他将为中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摄影家。

  四、我的照片开始在报上发表,哪怕只有豆腐块大小,我都会兴奋几天

  陈小波:你刚拿相机主要拍什么题材?

  王达军:主要就是拍剧照和个人纪念照。

  陈小波:现在还有那些照片吗?应该很有意思。

  王达军:有一点,但是不多了。我有一个弱点,不大注意资料保存,过去好多东西都搞丢了。

  1973年10月份演出队告一段落,我和一些队友作为骨干分配到汽车18团。我和王建军等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营在成都天回镇,离军区总医院不远。我跟建军当时还迷着乐器,每天晚上要练很晚。

  王建军是长笛,我是二胡和单簧管。那个时候我们在四川音乐学院学习,每周要去上3次课,老师布置有任务的,每次去都要还课。这期间我还有幸拜了二胡大师蒋才如为师。他爱人是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声乐演员,他刚从北京照顾关系调回来。有名师的指导,我练琴更加刻苦,长进很快,已经基本达到专业水准。蒋老师打算推荐我去刚成立的峨影乐团,我开始有点动心,但不久我就提干了。1976年初,我被提拔为汽车18团1营营部书记。这是部队政工干部中最小的官,相当于排级干部,工资是53块5。

  陈小波:这个官管什么人?什么事?

  王达军:只管两个通讯员。营部书记就相当于文书,所有的简报、材料、总结,包括干部的任免报告和驾驶证的申领都由我做。

  陈小波:那时候已经没有演出了?

  王达军:1977年至1978年间,我还去川藏兵站部担任了近1年的演出队队长。

  陈小波:动来动去,摄影还一直在坚持吗?

  王达军:还在坚持。提干以后,我开始试着往《战旗报》《四川日报》《西藏日报》等报纸投稿,每当我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哪怕只有豆腐块大小,我都会兴奋好几天。

  陈小波:这时的宣传报道不是有人让你做的,是你想做的?

  王达军:是我自己要做的。1979年初,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宣传文化干事,也负责摄影。当时团里给了我1台德国产双镜头禄来相机。

  陈小波:这是非常好的相机。1984年,我们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使用的第一台相机就是禄来。我后来研究老照片,发现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中最经典的历史照片,几乎都是用禄来拍摄的。后来在国内外做展览,用禄来相机拍摄的作品,我放过7米以上都还很清楚。

  王达军:1981年2月,我被调到川藏兵站部政治部。1985年8月,我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化摄影干事。

  陈小波:那个时候调你去做摄影干事,是因为你拍照片拍得不错吗?

  王达军:是的,以前后勤宣传处摄影和文化各有1名专职干事负责,1985年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合并,需要精兵简政,因此我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后勤政治部和宣传处的领导对摄影非常重视,给我配了2台尼康F3和1台玛米亚RB67相机,1辆长江750偏三轮摩托车,每年还给1万元~3万元不等的摄影专项经费。

  每年我在《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战旗报》等报刊发表的图片在军区范围内都是最多的,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1次荣立二等功,连续多年被军区和后勤部评为优秀报道人员。

  五、我最早拍摄的西部摄影作品,将光影和个人情感自然地融为一体

  陈小波:你做摄影有老师吗?

  王达军:没有,主要是看书和杂志。

  陈小波:当时国内我们知道的就是《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还有《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国际摄影》,新华社有《摄影世界》。

  王达军:这些杂志的文章我都会反复看,特别好的甚至要看多遍。此外,80年代国内已经有一些摄影方面的书了。比如摄影构图、摄影用光、黑白摄影、广告摄影,还有介绍各种黑白显影定影配方的。我学了就用。比如学了显影药的性能和配方,我就会根据需要增减显影药的剂量来控制照片的反差。

  我还尝试过亚当斯的区域曝光和水浴法。20世纪30年代,美国安塞尔·亚当斯、爱德华·韦斯顿等摄影家成立的F64摄影小组,是当时直接摄影流派的主要代表。他们提出“摄影的艺术形式应当为一种简单、不加矫饰的再现”。为了忠实再现客观景物,亚当斯发明了区域曝光和水浴法。

  陈小波:请给我讲讲水浴法。

  王达军:简单地说,就是前期拍摄时将被摄体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测光,冲洗时用低反差的柯达D23显影液在暗室中与清水反复交换浸泡,会让冲洗出来的底片高光和暗部都有非常丰富的层次。

  陈小波:你那个时候掌握了这种方法吗?

  王达军:没有。恰恰相反,我用了一种与亚当斯完全不同的拍摄理念和方法。因工作关系,我过去经常跑川藏线,到军区以后,又常常去云贵川藏的部队采访,沿途神奇、壮丽、粗犷、博大的自然景色让我震撼。由于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我便按照自己的感觉和理解,拍摄时注重光影变化,追求高反差、低照度、低色温、单纯色调、简洁构图和影调变幻。这些当时国内鲜见的西部风光摄影作品,将光影、色彩和我个人的情感自然地融为一体,极富视觉感染力。

  陈小波:你按自己的灵感和感情拍摄和制作照片,也出了一批经典之作。

  王达军:在色彩的运用和把握上,我努力使自己的风光摄影作品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摄影艺术不是大自然的简单还原,而是以艺术的真实,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和独特感受。因此,我的作品的色彩总是变幻不定和艺术化的。在我的许多作品中,晶莹的白雪往往变成了褐色或金色,灰色的山变成了蓝绿色,红彤彤的夕阳照射下的景物变成了只有在明亮的月光下才可能出现的蓝色……

  陈小波:你那个时候彩色和黑白同时在做?

  王达军:同时在做。

  陈小波:你更喜欢哪种呢?

  王达军:那时候喜欢彩色,因为国内使用彩色胶卷不久,有一种新鲜感。黑白照片我主要用于新闻报道,风光主要是彩色。

  陈小波:最初去西部拍摄那些让人震撼的风光,基本上是你自己去吗?

  王达军:大都是我自己去。我每年几乎有大半时间在部队采访。

  陈小波:天道酬勤,那些年你开始连获大奖。

  王达军:1988年,第15届全国摄影展首次设立艺术风格奖。我是第一次给全国影展投稿,当时选的是由8张图片组成的《喜马拉雅之光》,入选了艺术风格奖。1990年,第16届国展,我选送的6幅《大地系列》又获金奖,《通途》获铜奖,《田园》获优秀奖。1992年,我又以西部风光系列荣获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

  陈小波:那时候你的身份还是部队摄影干事?

  王达军:摄影干事。

  陈小波:而你让大家认识你,不是部队题材而是风光大片。

  王达军:1992年9月,为纪念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中日联合举办了《中日摄影名家20人联展》,参展的大多是中日两国久负盛名的摄影家。中方有吴印贤、陈复礼、高帆、简庆福、钱万里等,王苗和我是里边最年轻的。每人展出12幅作品。佳能公司江原先生对我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西部风光作品。

  六、1990年西部边关行,对“三军”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经历,对后来国内出现的西部风光摄影热也起了促进作用

  陈小波:2016年在雅昌艺术中心举办了“1990西部风景——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摄影展”,对“三军”28年前在中国西部风光摄影上的探索做了一次系统梳理。西部五万里边关行对中国风光摄影产生了重要影响。你自己的摄影也到了一个重要节点。

  王达军:1990年西部五万里边关行,袁学军、王建军和我用了半年多时间跑了云南、四川、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行程近7万公里,在完成边关采访任务的同时,还拍摄了大量的西部风光照片。这次活动,对“三军”来说都是人生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

  陈小波:五万里基本奠定了“三军”成为中国西部风光实践者、探索者,甚至是领军者的地位。但是我们当时好像没有看过你们的书和展览。

  王达军:没有做书和展览。当时只想到《解放军画报》连载,后来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也做了连载。

  陈小波:正如林路教授所说:“在中国摄影史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节点,影响着中国摄影的走向。尤其是一些曾经被忽略的历史人文环境和背景下的摄影现象,一旦深入挖掘,也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启迪。”他认为,80年代末至90代初期,王达军和同在中国军队从事摄影工作的袁学军、王建军(摄影界简称“三军”)所留下的风光摄影探索历程,足以载入当代中国摄影的史册。

  林路的话我感同身受。2016年,在深圳雅昌参加“1990西部风景——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摄影展”,我们得以见到你们三人一路上历经磨难、奇特惊险的奇遇。我当时想:无论是你们的行走——到达许多无人到达之境,还是你们的作品——既宏大又细微的西部影像,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太值得梳理的文化事件!

  七、摄影者首先要崇尚大自然,爱护自然生态,才会得到大自然的赐

  陈小波:你认为中国人对风光的理解是什么?中国古人是怎么理解这个风光的?

  王达军:中国人崇尚山水跟东方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有关系。古代一些有文化有追求的文人墨客,往往在政治上受到了挫折,不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于是便寄情于山水,来抒发他心中宏大的志向。道家庄子的“乘物以游心”,是说要遵循事物本来的规律和客观存在,然后让人的想象力达到一种新的境界。所以中国画注重线条,注重抽象写意、寄景抒情、情景交融。

  陈小波:在风光摄影上,东西方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看西方的绘画里头很难看到那种宏大的风光,但中国人对风光却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王达军:比如美国直接摄影流派的摄影师,他们的风景摄影记录的成分多,主观表达的东西相对少。他们强调的是风景客观再现的程度、技术含量、层次、清晰度。而我则不会特别强调客观景色的还原,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陈小波:你和我说过,你一个人出去拍摄,拿出相机前你是要对被摄物进行凝视的。

  王达军:我甚至会坐下来,默默与山和景对话。这个时候,风景是有生命的!

  陈小波: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摄影者跟大自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风光摄影师仅仅是对自然做摄影描述吗?

  王达军:我认为摄影者首先要崇尚大自然,珍惜自然生态,这样你才会得到大自然的恩赐。对我来说,每当面对大自然,我就会特别安静,灵魂会得到安抚,所有的烦恼会荡然无存。所以我每次出去拍片回来,会感觉一切都更加美好,会感恩。我就是得到大自然恩赐的人。这是我的真实感受。这也是我明明知道现在风光摄影不受待见,却还在坚持拍摄的原因。

  陈小波:在我们看来,风景摄影是一种严肃的摄影,摄影者必须严肃对待。批评家不是反对风光摄影,而是不待见那些对大自然没有敬畏之心的摄影人。还有就是现在雷同的东西太多,让人厌倦。我们不待见这样的影像。

  而我觉得从陈长芬到于云天、王达军、王建军、李学亮、段岳衡……都是中国风光摄影大家。只是太多的摄影人不能像你们这样怀着对自然的虔诚之心拍风光了。

  2011年,我出版访谈录《他们为什么要摄影》,采访了中国40余位重要的记录摄影师和新闻摄影师,我当时希望我下一个项目就做中国风光摄影师访谈录。我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好的风光摄影师对自然景观是一个什么态度。而有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拍照片时拿树做前景,拍了一张好照片,就会把那棵树砍掉;他们拍藏羚羊,就把怀孕的藏羚羊追着跑;拍鸟的时候把鸟的翅膀钉到墙上去拍……而且屡教不改。他们的东西怎么会好呢?

  王达军:我觉得风光摄影不受待见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国内很多人一味地认为西方的东西是最好的。他们看到西方不太重视风光摄影,反过来中国又有这么多人拍这么烂的风光片,自然就会对风光摄影好坏不分了。

  中国人所特有的山水情结和风光普世的审美价值,导致风光摄影在中国方兴未艾。评判标准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摄影的话语权。为什么我们认为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西方却奉为经典呢?这就说明话语权的重要性,而话语权跟你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艺术基础有很大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艺术品市场和中国藏家的成熟,不管风光摄影还是其他摄影门类,只要大家脚踏实地按摄影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最后一定会被我们的艺术市场认定,而那时中国认定的就是世界的。我想我们应该有这个文化自信。

  陈小波:我们还应该对风光摄影家和摄影作品做出理论上的解读和梳理。

  王达军:对一个有追求的摄影家来说,风光摄影仅仅是一个题材而已。你看目前国际上比较火的摄影家萨尔加多,他就既拍人,又拍动物,还拍风景。所以不要把摄影师局限在题材的范围里。

  八、用4年多时间拍摄石窟雕塑,填补了西南石窟雕塑艺术在图像的空白

  陈小波:哦,我们继续说回来,当你在部队干得正红火的时候,怎么考虑要转业呢?

  王达军:说真的,我当时虽然在摄影上获了一些奖,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阵地,不能仅仅当通讯员或特约记者了。那时恰逢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改革开放的气氛很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四川省外办特批了一个《中国西南》画刊,后改为《中国西部》。画刊由四川省外事办公室主办,云南、贵州、西藏、广西等西南省区的外事办协办。

  陈小波:1993年。

  王达军:对,1993年。当时一个转业的战友在那负责筹建,担任执行总编。因为是画刊嘛,他特别需要一个负责编辑和摄影的副手,于是就找到我。本来1993年我可以提为正团,然后晋升为上校。但我还是决定转业,去画刊任副总编。

  由部队转业到地方,通常要提前1年时间。1992年底,通过做工作,后勤政治部领导终于同意我转业。转业也难啊,因为我当年还荣立了二等功,而且是因为新闻报道成绩突出。

  陈小波:哦,新闻报道,二等功不容易!

  王达军:1993年我在待转业期间,正好遇上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组稿。当时负责《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的重庆出版社正在物色摄影师,要求摄影师基本功扎实,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要能够熟练使用反转片。通过多方考察,出版社最后决定聘请我担任西南地区3集的拍摄任务。

  陈小波:《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一共多少册。

  王达军:一共10册。

  陈小波:你拍了多长时间?

  王达军:历时4年多。从1993年3月到1997年10月期间,几乎走遍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和西藏所有的石窟所在地。

  我是1993年11月正式到画刊社报到的。画刊是双月刊,本身也需要这方面的稿子,于是我用了很大的精力来拍摄石窟。

  陈小波:拍摄团队一般是多少人?

  王达军:我们每次出去都有1个石窟专家、1个编辑、1个摄影助理和1个司机。《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会主任、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还亲自带我们去云南石钟山和四川安岳拍摄过呢!

  陈小波:这4年的拍摄可能和平常拍大风光的感觉不一样,你走入了另一个文化深处。

  王达军:对!你首先要学习和了解石窟方面的知识。石窟基本上都是有关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儒家题材。什么三世佛、三身佛、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千手观音、经变图、涅槃图等等,你都要弄明白哦!你还要把握好不同石窟的特色和特点,否则很难拍好。

  陈小波:所以我们一直提倡成为学者型的摄影师。

  王达军:石窟拍摄难度比较大,很多地方都需要步行,而且有时候还没地方吃饭。比如拍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我们在山上拍到下午两点过还没有吃午饭,结果我头一晕,从两米多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把腰给摔伤了!我还坚持拍。拍完以后又去了丽江,发现丽江白沙壁画特别好,于是我们拿出国家文物局关于拍摄石窟的文件,当地文管所的同志就同意我们拍摄了。当时这里正停电,我们就去城里租了一台小发电机。拍壁画是需要闪光灯的,平时我们都带了闪光灯,只是没有用,这次正好派上了用场。我忍着腰疼,坚持拍摄了3天。白沙壁画非常有特点,将藏传佛教绘画、汉地绘画和纳西族东巴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陈小波:拍石窟各地给你们提供了一些条件吗?

  王达军:当时各个石窟所在地的条件都不是太好,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给我们提供保障。比如大足千手观音前面有栏杆,拍摄时就把栏杆全都撤掉了;九龙浴太子前面有铁栏杆,他们用焊枪把铁栏杆烧掉让我们拍;巴中南龛石窟很高,他们把三个竹梯接在一起让我爬进石窟,旁边让1个工作人员扶着我;拍水宁寺石窟还专门搭了木台子……

  陈小波:那个时候你用什么相机?

  王达军:玛米亚RB67,中画幅的,1个120胶卷拍10张。

  陈小波:拍石窟对光线有要求吗?

  王达军:拍石窟用光非常讲究,所有的拍摄都不能用闪光灯,只能用自然光。我用测光表,还要用三脚架、快门线,尽量减少相机震动。为了保证足够景深,我一般都使用小光圈。有的石窟光线很暗,只能B门曝光,有时拍1张照片需要曝光1分多钟。为了让雕像暗部有层次,我用两把反光伞来提高雕像暗部的亮度。广元千佛崖白云洞窟深4米多,光线很差。我观察太阳的照射方向,拍摄时间选在下午1点过,用反光伞把太阳光反射到洞内的佛像身上,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陈小波:所有的东西都是到了那个点,都是你平时知识和技术储备的体现,否则是很难完成好这样大型和高标准的拍摄任务的。

  王达军:我拍的西南石窟一共出版了5本画册。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7:大足》《中国石窟雕塑全集8:四川重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9: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安岳石窟艺术》;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安岳石窟》。

  陈小波:非常有意义。

  王达军:我那些年拍摄石窟雕塑,为民族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文本,填补了西南石窟雕塑艺术在图像上的空白,但当时除了出版图书以外就没有做其他传播和呈现了。我考虑下一步将一些精彩图片做一次再加工,把它制作成可供悬挂的摄影艺术品,将石窟雕像独特的艺术美展示出来。

  九、无论是石窟系列还是康区系列,我都与学者同行,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陈小波:后来你到四川画报社当一把手,拍片的时间还多吗?

  王达军:我1997年8月调到四川画报社,很快提拔为社长兼总编辑,一直到2014年2月退休。

  《四川画报》重点展现四川的社会、经济和旅游人文内容,图文并茂,以图像为主,大都采用专题报道形式。我去的头几年,画报是双月刊。我在搞好管理和编辑的同时,要求自己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来摄影,只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到省外拍摄了。

  陈小波:当时各省画报大都是综合性的,要求更多地关注当地社会和人文纪实题材。

  王达军:我转业以后,就已经把四川社会和人文题材放在拍摄首位。除了石窟以外,我还相继完成了两个大的人文题材的拍摄。一个是四川藏地寺庙,另一个是羌族服饰。

  四川藏地寺庙是国务院新闻办和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共同组织的一个外宣项目,省委宣传部指定我担任摄影师,同时请西南民族大学的藏学专家杨嘉铭教授负责撰文并担任宗教学术指导。

  陈小波:藏地寺庙里藏有太多的秘密,有讲不尽的故事。而寺庙本身禁忌很多,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摄影项目,拍好太不容易。

  王达军:是有难度,好在我过去在部队时经常跑川藏线,而川藏线沿途很大部分属于康巴藏区。四川甘孜州是康巴藏区的主要区域,藏传佛教文化厚重,民俗风情丰富多彩。我以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拍了不少藏地寺庙的照片。

  陈小波:你拍藏地寺庙前对藏传佛教就有一定了解了。

  王达军:四川藏区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木里县,是全国第二大藏区,有800余座寺庙。杨嘉铭教授和我首先从文字上进行梳理,整理出拍摄提纲,确定拍摄重点,特别是过去没有系统介绍过的。比如藏地的活佛系列,过去一般只知道达赖、班禅,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活佛,比如康区就有帕巴拉、香根活佛等。

  我根据提纲和专家的要求来拍摄,那几年我先后跑了近200座寺庙。

  陈小波:很多摄影师其实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们就没有机会去找着这样的专家啊!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石窟系列还是康区系列,你都有学者同行,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非常重要。

  王达军:因为你是主动把握而不是凭感觉拍摄,所以能够抓住重点,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陈小波:《四川藏地寺庙》是哪年出版的?

  王达军:2006年1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中英两种文字。

  2007年四川出版代表团去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两个书店都看到了这本画册,我当时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陈小波:像这样的传播就很有效果,能在欧洲书店里看到自己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达军:我还拍摄了一个羌族服饰题材。当时国家文化部有一个“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书系”出版项目,羌族服饰是其中之一。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岁月沧桑,羌族从北方逐渐迁徙到四川盆地西北的大山中,目前人口还不到50万,但他们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却非常丰富,特别是服饰。

  1991年秋,我当时还在部队,香港《中国旅游画报》总编王苗请我帮画报拍一组有关羌族题材的图片,同时给了我30个富士135反转片。我和王苗是多年老友,于是便开车去了茂县三龙乡河心坝羌寨,住在三龙乡文化站站长王国亨家。我在他的协助下拍了一个多星期,完成了拍摄任务。从此我开始关注羌族题材。

  担任画册总编和分卷主编的李元君和张京是中国出版界的领军人物,担任撰文的是羌学专家邓廷良和陈静,跟他们4位专家在一起共事,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陈小波:摄影师要是有学者专家做朋友,如果可以同行,更是摄影者的幸事。

  王达军:此后我大多是按照编辑提纲进行拍摄。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的汶川、理县、茂县和北川等地,离成都都不远,开车一般两三个小时。我去羌寨多次,其中有次还出了车祸,是我们画报社的一个同事开的车。他是老驾驶员,也是画报社最谨慎的,但不知那天怎么回事就碰车了!结果我胸部有个地方有点线性骨折,弯腰就痛。

  陈小波:羌族服饰有何特点?

  王达军:羌族的大褂、羊皮背心、头帕、佩饰、腰带、围裙、云云鞋、羌绣等都很有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飘逸的云朵·羌族服饰》出版后,大家都说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民族会有这么丰富的服饰。

  十、我周五下午4点过出发,晚上赶到拍摄地,第二天拍一整天,第三天拍到下午太阳下山后往回走,常常是深夜到家,周一正常上班

  陈小波:你当时已经是大家熟知的中国重要的风光摄影大家。到四川画报社以后还拍风光吗?

  王达军:风光摄影是我对大自然的一种情怀,是扎根内心深处的渴望。尽管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关注和拍摄人文题材,但风光摄影我始终没有丢。我根据自己的实际,重点拍摄四川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青城山和大熊猫栖息地。我采用专题摄影的方式,分别对各个自然遗产地成系统地拍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条件,在特定条件下会呈现出别样的景致,你只要坚持不懈,把影像推向极致,让人很难超越,这样的拍摄就非常有意义了。

  陈小波:但你是社长总编,时间怎么安排呢?记得你几次跟我说过,在画报社期间,你几乎没有周末?

  王达军:我摄影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挤出来的。说实话,我退休前的20年,很少休息过节假日、星期天。特别是在画报社,我会周五下午4点过出发,晚上赶到拍摄地,第二天拍一整天,第三天拍到下午太阳下山后往回走,常常是深夜到家。有时因为堵车,到成都都快天亮了,我们就直接去画报社,上午9点钟召开每周一的例会。

  陈小波:你一直在出各种画册。

  王达军:九寨沟已经出版了3本画册,黄龙出版了1本,九寨沟黄龙合出了3本,峨眉山乐山大佛出版了1本。都江堰青城山和大熊猫栖息地四姑娘山还在继续拍摄,明年《四姑娘山》画册会出版。

  我就是一个题材一个题材地拍,除了勤奋与坚持以外,还得益于编辑工作。我转业到地方,是从一个摄影师到编辑的转变,这个转变在人生中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编辑这个经历,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度。

  陈小波:我写过一篇文章《摄影师只有会编辑照片,才能做自己照片的主人》。这段话放在你身上很合适:“摄影者在没有运气遇到好编辑时,不妨学着自己去编辑。如果一个好摄影师同时又是一个好编辑的话,那他就像老虎插上了翅膀。”

  王达军:说得好。

  十一、道教文化形态丰富,为摄影家用图像方式进行创作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陈小波:道教影像是你这十几年非常重视的一个题材,也花费了很多功夫。

  王达军:我刚开始接触道教完全是偶然的。2003年,《四川画报》准备连续做两期介绍四川古镇的报道。我记得这天是农历五月二十八。上午10点左右,我们来到三台县郪江古镇,还没进街口,就听见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

  陈小波:城隍产生于古代祭祀,经道教演衍为地方守护神。凡有城池者,就建有城隍庙。

  王达军:道教是一个多神教,有天神和地祗。城隍属于地神,负责管理城镇一方平安,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出巡。城隍出巡的场面十分壮观,非常精彩!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来这儿的摄影者还不多。我那时拍的画面很干净,乡土味儿很浓。

  2004年,《四川画报》第6期用58个页码做了“蜀中问道—四川道教文化寻踪”的大选题。

  陈小波: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大成,我们的医学、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都与道教有关。中国人很多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行为方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王达军:你说得对。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德”为最高追求,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宗旨,以“方术”为修持手段。道教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教导人们累功积德、崇善助人,对人的思想和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东汉末年张道陵来鹤鸣山修道,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教区,也称二十四治,道教作为宗教正式确立。历经近两千年的风风雨雨,道教文化在巴蜀民间的影响依然留存,不少地方的道教文化形态非常丰富,这就为摄影家用图像的方式进行创作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陈小波:对你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王达军:2011年,我们四川30个摄影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花椒欲望》摄影展,你是策展人。当时你看了我道教的一些图片就说不错,但我却没有满足。你看,我又拍了近8年时间。

  陈小波:你那时基本上是按记录的方式拍摄的,现在有些不同了。

  王达军:这些年国际交往多了,特别是好友钟维兴在做一个拍摄当代世界摄影大师肖像的项目。我们经常接触和交往的都是国际级摄影大师,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思想观念、拍摄手法和影像呈现方式。

  摄影的基本特性是记录和瞬间,是摄影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尝试,探索摄影的多种可能性,拓展摄影艺术创作的空间和潜力。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强调摄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作为新闻报道我觉得应该坚持,否则就可能误导公众。可是作为摄影艺术创作那就不一样了。摄影由于自身的特性,做到相对客观比较容易,但是要真正达到高水平的主观呈现却比较难。我认为摄影首先是主观的,因为任何一个摄影者,他拿着相机去拍照的时候,为什么只选择这一点不选择那一点,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按下快门,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时候按下快门?所以说他这一瞬间是主观的。但是主观的东西区别非常大,在呈现的图像上你的主观表达水平如何,艺术性多高,不同的拍摄者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因此,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摄影师,应该充分打开自己的想象空间,大胆使用各种形式和手段,让你的作品更独特、更具艺术个性、更有艺术魅力。

  陈小波:我赞成你这种思考,所以你现在拍的道教与过去拍的人文题材就有所不同。

  王达军:道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能够体现民族特色,把道教精神、道教理想以及道教在巴蜀的状态用图像做出独特和主观的艺术解读。

  比方说我爱用慢速拍摄,因为我过去拍风光几乎都要用三脚架。可是现在是拍人,而且要一次把它拍成。快门速度到底用多少?十五分之一秒?八分之一秒?还是更长时间?快门速度太高,画面没有动感效果;太低,主体又模糊了。因此你一定要使用合适的快门速度,而且要有预见性,准确把握好拍摄时机。道教的斋醮科仪是庄严、神圣和严谨的,绝不能干扰它。

  陈小波:就好像我们要敬畏和尊重大自然一样。

  王达军:在一个秋风瑟瑟的晚秋时节,青城山上清宫后边的一个平台上铺满了落叶,一位年轻的道长在上面悠然地弹着古琴,远处飘逸着一点淡淡的烟雾,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

  你看我拍的这张八卦图,阴阳八卦里面隐约能够看到白发老子像,这就是采用了多重曝光。还有一张高功做法事的照片,整个画面有一种虚虚实实的感觉,这也是用了多重曝光。多重曝光在技术上非常讲究,要尽量减少多次曝光的痕迹,画面中不出现过多的重影。

  陈小波:你还用其他方法吗?

  王达军:我现在用得最多的是闪光灯,不光室内使用,大多时候室外也用。除了机身上的小闪光灯外,另加1个便携式的大闪光灯,由摄影助手操作,你拍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拍摄时快门速度稍慢一些,利用闪光灯将瞬间凝固,再根据需要晃动相机。这样虚实效果就出来了,可能就会有道教那种“玄之又玄”的神秘感觉。有时看到拍出来的图像,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陈小波:这说明方法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王达军:其实方法和原理并不复杂,一说大家就知道,关键是你要去大胆尝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方法一定要为题材和主题服务,一定要跟你所表现的内容相吻合,否则,就可能不伦不类。我们还是要讲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方法和形式一定要适合题材内容的需要。我现在拍的照片虽然有客观真实的一面,但已经不是那种纯记录性的东西了。它体现的是我对道教的艺术理解,是自己的独特视觉和主观的呈现方式。

  陈小波:达军,今天这个谈话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回溯你、还原你、分析你,让我对你产生了更深的敬意,并找到你为什么在中国摄影界具有既独特又重要的位置的原因所在。

  这么多年,你把摄影当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既有坚持又追求创新。你敬畏大自然、感恩时代和社会,所以能更自觉地完成一个个新的目标。你这十几年默默做的道教题材,已经不是简单的记录与呈现,而是来自心灵、来自情感、来自你独一无二的艺术基因。

  我一直以为,历史会站在那些贡献出优秀影像的摄影人一边,在那儿,影像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2018年5月20日

陈小波,影像学者、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领衔编辑

(责任编辑:杨红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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