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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稿】国内首次以”北方文艺复兴”为主题的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

2018-07-04 17:01:42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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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合影2018年7月2日-3日,“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基督教文艺研究中心,北京服装学院艺术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提交报告并现场发表的全国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共15位,围绕“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这一议题,从“北方文…

“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合影

  2018年7月2日-3日,“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基督教文艺研究中心,北京服装学院艺术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提交报告并现场发表的全国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共15位,围绕“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这一议题,从“北方文艺复兴与文学、音乐”、“北方文艺复兴思想运动与图像”、“宗教改革与艺术”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正荣教授,北京服装学院杨道圣教授联合召集。

  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北方文艺复兴”为主题的艺术学术研讨会,之所以举办此次会议,是因为:“对于‘文艺复兴’,国内学者一般会关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或艺术,但对于北欧所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学者们虽有关注却很少将其与艺术、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向现代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如果缺乏对北方文艺复兴的了解,那么我们对欧洲的近代文化、艺术、哲学的认识也将不够全面。此外,在研究中世纪艺术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并不是断裂的关系,而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很少人去研究,对此我们与几位专家沟通时发现他们也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最终促成了此次会议。”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杨道圣教授在会上向大家讲述了此次研讨会的初衷和源起。

  “文艺复兴”概念家喻户晓,“北方文艺复兴”概念却相当冷僻。“北方文艺复兴”所涉思想及艺术的问题、北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问题在西方学术史上占据非常重要位置。“北方文艺复兴”概念是国际学术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中国学术首次召集群贤,少长咸集北师大,关注“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问题,流觞曲水,畅叙神思。这是一次规模虽小,旨趣很特别的会议。所谓‘神思’关联公元纪年两千年的历史发展,关联文艺复兴七百年的现代文明发展史,关联宗教改革五百年的精神发展史。三个单元的会议,各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望神思,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充分争论。”李正荣教授如此评议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部分“北方文艺复兴与文学、音乐”由李正荣教授主持,第二部分“北方文艺复兴思想运动与图像”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岛子先生主持,第三部分“宗教改革与艺术”由杨道圣教授主持。与会者总计30余人,讨论真诚而热烈,被称为一场“小而美”,但“意义重大”的学术盛会。

  下面是研讨会各位专家的发言概要:

王军

  1王军:从《疯狂的罗兰》看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学转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军教授作为中国研究意大利文学最重要的学者,对“南方文艺复兴”的特点,代表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进而提出“北方文艺复兴”的产生原因、特点和影响。他认为“中世纪晚期,城市文化逐步兴起,市民阶级(资产阶级)随之诞生,市民阶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拜金和追求尘世享乐。随之,追求尘世享乐的文化出现了,并迅速发展。”讲述中列举了他自己翻译的“但丁诗歌”,并以拉斐尔的“圣母像”,提香的“抹大拉的玛丽亚”,“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等绘画作品作为佐证。报告中还分析了彼特拉克,薄伽丘,劳伦佐·美地奇的作品。并且详细分析了本次报告分析的重要作品,“阿里奥斯托以他的宏伟巨著《疯狂的罗兰》最全面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作品虽然以宗教战争为背景,却处处展示出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至上、追求现世快乐的价值取向。”

李婧敬

  2李婧敬:从洛伦佐·瓦拉到马丁·路德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发生于十六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是一场针对罗马天主教廷之腐败和专制的批判性运动。就其理论依据而言,宗教改革与前一时期在意大利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但从内容和结果上看,两者又具有明显的相异之处,其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针对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的具体思想论著的文本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旨在以十五世纪意大利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洛伦佐·瓦拉为例,分析其主要代表作的核心观点,追溯这些作品在德国的传播情况,探讨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对其思想的评价,在此基础上阐释瓦拉对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产生的影响,以及路德派宗教改革家对瓦拉思想的借鉴和超越。

伍伟亨

  3伍伟亨:文艺复兴的人文宗教精神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哲学系客座讲师)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著作《启蒙哲学》中认为启蒙运动中的新的宗教精神力量发韧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并非单图让古典及学术的精神再生,而是关乎一种内在的重塑,一种宗教的更新”。卡西尔所诠释的人文精神,有着极其强烈的宗教内蕴,只是当内在于这种精神的自主性日渐壮大发展以后,人文精神才渐次仳离于宗教。无论如何,文艺复兴的人文理想是一重塑宗教的新精神,籍启蒙运动从而建立了现代基督新教的灵性面貌,若卡西尔的判断正确,到底这种文艺复兴与人文宗教精神的本源为何?它的精神如何影响宗教改革以至塑造现代的基督信仰?

孙晨荟

  4孙晨荟:音乐、仪式与信仰的表达路向——论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前后的音乐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作为礼仪性宗教的天主教,两千年来大公教会始终指导音乐作为神学的婢女应具备谦卑的精神。而新教教会由于纷繁复杂的教派门类和神学观念,导致新教主与天主教的音乐传统差异甚大。同样指向终极审美的价值观,它们不同的表达路向展示了其迥异风格和精神的艺术观,也展示出通过音乐这门非写实性艺术追随上帝之路不可言说的精神属性。

  她说到“音乐(音声)——仪式——信仰这一三分模式,是三合一不可分割的整体。音乐(音声)包括听得见和听不见的声音,是仪式及宗教经验的一部分,作为媒介和手段,它提升了对信仰整体的神圣性和灵验性感受。作为歌唱性宗教的基督教,其音乐发展的高度技巧性、艺术性和复杂性特征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它的神学观也导致教会的仪式和音乐发展出不同风格和精神的表达路向。”

  并详细讲述的天主教的礼仪系统,天主教音乐的兴衰,新教的音乐和崇拜,详细讲述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和自由教会的音乐传统,以及19-20世纪的福音音乐和黑人灵歌。

崔万田

  5崔万田:日内瓦加尔文改革与艺术

  (辽宁大学教授)

  一门心思要消除视觉艺术-图像对信徒们的困惑的加尔文,和路德等宗教改革家一样,过分的,甚至极端的强调圣经才是人们接近上帝正确知识的唯一中介,只有声音才能引导我们进入真实的知识。在这样一种神学和强有力的牧师管制下,传统的宗教艺术家失业了,但加尔文和改革宗们没有想到的是,上帝关了这一扇被拉斐尔装饰的近乎完美的窗,却打开了艺术家通向真正自由的门!从此,在兴起的市民阶层和有文化远见的工商企业团体,在因信称义与上帝无处不在神学思想指导下;通过支助和购买,建成了今天艺术市场和公共艺术的基础和雏形;上帝耶稣的圣像,从被人供奉亲吻的圣物,变成了挂在每个人家里的朋友和安慰。艺术家正是在开放的艺术市场和倍受瞩目和尊敬的艺术沙龙,共公文化博物馆的期待中,逐渐成为下一个世代的文化明星。

  在加尔文主导改革的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不仅原有的圣像,圣画的视觉艺术都被粗暴的拆毁,而且很多原有的墓地都被挖掉;这些改革家的野蛮和专横的事实,值得我们一代一代人反思。后来,在人们对视觉艺术理解不断恢复正常中,这样的教堂才部分的恢复了他的原貌,如彩窗的保留。

  从教皇宠儿拉斐尔的教堂就是天国的教会时代,到勉强谋生的职业艺术家伦勃朗的基督在我身边市民时代,再到疯人院梵高的天国在我心中的,人人都可能是艺术家时代;折射出北方文艺复兴,即宗教改革对整个艺术史的革命性的影响。加尔文,不得不说,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创生出一种不可节制的视觉艺术文明运动,点燃近现代的艺术发展思想火炬!

张蕴艳

  6张蕴艳:中国现代“象征论”思想探源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她在报告中提到“若追溯西方“象征论”文论,波德莱尔是个不可绕过的人物。他的《契合》一诗表现了人的精神与实体世界的神秘的应和关系。”并引用了学者董强的观点“在象征主义文论中,克洛岱尔的《诗艺》曾试图将象征建立在“最完美的文字”《圣经》上,来达到对马拉美的超越,将对世界的象征主义的认识与对自我的认识结合起来,提出与“世界共生、共知”他深入地考察了早期欧洲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与 19 世纪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并从李金发、戴望舒、穆木天、王独清,到周作人、朱光潜、刘西渭、梁宗岱,以及鲁迅与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冯至对荷尔德林、里尔克、克尔凯郭尔存在论的继承、朱自清、朱光潜的诗论与意象研究,及至后期象征主义瓦雷里、庞德、艾略特对 40 年代穆旦、艾青、袁可嘉的影响。并且以老舍,宗白华的作品为例,做了详细的论述。

董丽慧

  7董丽慧:从礼物到证物以《进呈书像》为例看跨文化图像传播及误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站博士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从17世纪初期享有尊荣的欧洲皇室礼物,到17世纪中期虔诚的传教士在中国民间倾力出版的木刻图册,直至17世纪中后期饱受嘲笑的反教证物,《进呈书像》作为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西洋画册,在中国经历了数次语境转换。本文以《进呈书像》的图像传播为个案,通过对这一跨文化图像的跨时空研究,考察17世纪西方文化艺术如何进入中国、如何在中国传播,以及如何建构、影响此后数个世纪中国人对以基督教艺术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认知。

罗乐

  8罗乐:共享的筵席:从圣餐图像看文艺复兴

  (四川美术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哲学系博士)

  《最后的晚餐》作为基督教圣像画经典题材,对基督教教义有绝对的神圣意义。它不仅仅指涉的是耶稣受刑前的最后一餐,是耶稣设立分餐礼的现场,也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的预指。本文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餐图像的研究,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圣餐图像在艺术创造方面的突出成就,其原因在于:1、文艺复兴时期教权阶级对圣像画的放权,给予艺术家自我创造的契机,从而呈现出了具有差异性的圣餐图像;2、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生存经验的重视: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基督教传播策略有关,为了实现更为广泛的信仰认同,基督教的本土化策略放任艺术家将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族面貌融入到圣餐图像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圣餐图像视觉维度。

聂一婷

  9聂一婷: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探微

  (中央美院硕士、独立学者)

  米开朗基罗绘于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的《创造亚当》或许是最为世人所熟知却也可能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图像之一。本文通过对上帝和亚当即将碰触的两只手所传递的信息的解读,阐释现代流行文化中对这一经典图像的挪用、消费,甚至消解,不断强化图像本身在文化史上的影响力。“即将触碰”的这两只手在形式语言上简洁、有力,为人们对于上帝造人就如以手施行魔法、“点石成金”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图解。

  然而,这两只手获得非比寻常的注意并成为视觉艺术领域的经典图像,也与19 世纪晚期以来其复制品的出版有关。通过现代的出版、复制、传播,上帝和亚当,尤其上帝和亚当的手,成为现代文化中理解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视觉来源。这个图像在现代文化中生成了一个有关创造的视觉经验,现代流行文化中对这一经典图像的挪用、消费,甚至消解,不断强化图像本身在文化史上的影响力。聂一婷在报告中对亚当的被造方式,上帝的左手和右手的图像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李正荣

  10李正荣:意大利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罗马、日内瓦、巴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正荣教授的报告首先梳理了“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Renaissance/Northern Renaissance)”的“概念史”。一般来说,文艺复兴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概念的发展来看,“复兴”的概念由来已久,“最初出现是由于意大利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对他们的历史尤其是文化是进行思考的结果。这样从十四世纪起,在拉丁文著作和美术创作的领域里,便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从古代史结束到十四世纪这段时期里的作品,认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修辞学,没有诗歌,没有伟大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我们在佩脱拉克、薄伽丘、萨卢塔蒂和布鲁尼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这种观点。

  这个观点在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篇论文》(1860年)中达到极盛,一统70年。进入20世纪,布克哈特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否认历史上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如哈斯金斯(美)的《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否认有一个时期,如泰勒(美)《十六世纪的思想与表现》、桑代克(美)《十五世纪的科学与思想》;认为“真正的人文主义”是经院哲学,如新托马斯主义(现代基督教)马利坦、吉尔逊(法)等。

  “北方文艺复兴”概念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出现的。从传统立场使用这个概念是继承“文艺复兴”的主流,而反布克哈特的“北方”主义,则是颠覆“文艺复兴”的概念。“北方文艺复兴概念的历程的背后”,“概念之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准意识形态’之争”,李正荣教授结合当时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经历,分析了从罗马到日内瓦,再到巴黎,进而影响到北方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宋旭红

  11宋旭红:北方文艺复兴:当代艺术神学探源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基督新教世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较多地表现出对艺术的强烈兴趣,这对于一向被认为具有“反(形象)艺术”倾向的新教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现象。本文认为:基督宗教语境下历代关于艺术的论争其实质均在于对神性与物性关系的理解。新教“反艺术”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加尔文主义的“破坏偶像运动”,后者与古代反偶像者一样为了维护绝对超越的神性而将艺术逐出基督信仰领域,然而却并未否定艺术本身,而是出于一个现代人对主体性和现实世界的高度重视而肯定了艺术在信仰之外的价值。因此加尔文对艺术的驱逐同时也是一种解放。在他之后,新教神学与艺术再次重逢的契机出现于18世纪后期神学的宗教转向和艺术的心灵化倾向之中,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施菜尔马赫和黑格尔,其主要表现方式是浪漫主义文学。新教世界对形象艺术的重新接纳则受益于宗教学学科的建立,后者的全球性视野和主体性定位扩展了神性的内涵,也丰富了基督教神学视野下对艺术物性的理解。这是当代新教艺术神学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

包兆会

  12包兆会:第一代宗教改革家对图像使用的思考及其影响

  (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由马丁·路德1517年开始的西方宗教改革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主要梳理了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中第一代宗教改革家对图像使用的思考,他们站在教会传统中视图像是偶像这一方,对教会中使用图像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认为使用用图像会导致偶像崇拜,强调在传递信仰方面文字优于图像。但他们也不反对图像配合文字的图示功能以及图像自身的自然主义等功能。他们对图像的观点深刻影响了改革宗与天主教的关系,对当时乃至以后的教会礼仪、教堂中图本类型的存在方式等教会视觉文化以及世俗艺术都产生了影响。而图像是圣像还是偶像的争论背后涉及可见与不可见、摹本与原本、语言与图像等关系。他们对宗教图像使用问题上的思考,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郝青松

  13郝青松:宗教改革对艺术史的发问与呼召

  (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

  宗教改革迄今已有五百年,但对艺术史的发展一直没有正面影响。在文艺复兴之后,艺术史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今深陷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危机之中。文章梳理了现当代艺术史的思想危机,试图重新建立宗教改革和艺术史的紧密关系,以宗教改革精神激发艺术的反思和新生。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艺术的发展,期盼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转向。

侯军

  14侯军:南/北方文艺复兴图像中的“主体建构”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侯军老师从乌切洛讲起,“他通宵达旦地研究透视学,他发现,凭借这一原理,纷繁杂乱的世界变得井然有序了”。然后侯军教授分析了丢勒的作品,委拉斯贵兹的《宫娥》:画家不在画面外,而是在画面中,而且画家所画的,并不是观众所看见的——这一点也意味深长:由透视法所建构起来的对绘画的观看,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生理-心理观看经验,而是具有先验性的“主体目光”的建构或塑造。本图虽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却把文艺复兴透视法所隐含的视觉主体性建构呈现出来——透视法不仅是一种组织画面内各种事物的方法,更是对观看者的目光的建构。“看什么”、“怎么看”和“谁在看”不可分割;“图画”和“主体”是不可分割。

  然后结合首都博物馆刚刚落幕的“文艺复兴特展”详细论述了“人是宇宙的中心”,最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一,南北方文艺复兴的透视法建构的视觉主体性。二,圣经作者避免将上帝的荣耀形像变为“图画”、将先知或使徒变为“主体”;而是以一种“非再现性”、“去主体化”的形象描述,强化人在上帝面前那不配的、卑微的受造者地位和仆人地位。三,在文艺复兴的基督教图像呈现中,始终存在吊诡性(paradoxical)、神人二重性现象。

杨道圣

  15杨道圣:宗教改革对欧洲艺术图像志的影响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一方面反对具有偶像崇拜性质的图像,反对以积累功德为目的的图像制作,一方面也利用图像作为装饰、教导和宣传。这种对于图像的态度不仅导致北方在新教影响下的图象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南方天主教引导下的艺术图像志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最终使得图像失去了传统的魔力,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他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志(Iconography)“图像志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与美术作品的‘形式’相对的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和比亚洛斯托基西方艺术形成了两种图像志系统:“中世纪的宗教系统、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人文主义系统”两个图像系统讲起。

  进而从圣经的解释上理解视觉艺术,路德的观点是,圣经所不禁止的,都是可以的;卡尔斯塔德、加尔文和慈运理的观点则是,圣经不提倡的,就是禁止的。路德认为十诫的第二诫是禁绝偶像崇拜,而不是禁绝图像;而后者则从字义来理解,第二诫就是禁止制作各类的图像。也从神学上理解视觉艺术:路德认为,图像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图像的使用。天主教把图像的赞助或制作看作一种功行,这是同其功行有助于救恩的神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图像,尤其圣母圣徒的图像如果看作一种信心的典范,这些图像就是可以使用的。后者则集中于天主教的崇拜中把图像等同于图像所表达的对象,因此把对对象的崇拜转移到对于图像的崇拜上,他们坚持崇拜神不可以以图像代替崇拜的对象。

“北方文艺复兴与艺术”学术研讨会现场

(注:北京师范大学会议组委会供图)

(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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