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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快讯】乾隆的爱书天禄琳琅宋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3047.5万成交

2018-06-20 14:17:11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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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昌艺术网讯)2018年06月20日中午,中贸圣佳2018春拍“璀璨③——‘弘曆的帝王品味’古代艺术珍品及宫廷瓷器专场”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举槌,本场共61件精品上拍。其中,天禄琳琅宋版首部著录乾隆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

   (雅昌艺术网讯)2018年06月20日中午,中贸圣佳2018春拍“璀璨③——‘弘曆的帝王品味’古代艺术珍品及宫廷瓷器专场”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举槌,本场共61件精品上拍。其中,天禄琳琅宋版首部著录乾隆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首、卷十至十五)以1800万元起拍,2650万元落槌,加佣金最终3047.5万元成交。(拍前估价:RMB 20,000,000-26,000,000)

  天禄琳琅宋版首部著录乾隆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首、卷十至十五

  22.3×15.3cm

  (一)

  古今之人都热爱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唐代魏征(580-643)主修的《隋书·经籍志》里,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其用无穷。

乾隆汉服图

  清高宗是位极精明能干的皇帝,当然理解“大业崇文”的大道理,所以他在六十年皇帝的任内,不停地进行藏书、征书、印书及著书等工作,以下仅举出几项较显眼的实例:

  一、高宗在登上大位的第六年(1741),曾颁下征书诏令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着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

  一、乾隆九年(1744),敕令内直诸臣,点检秘府所藏,并选出其中最精善的版本,集中于昭仁殿列架存储,同时颁赐专藏名称曰“天禄琳琅”。三十年后,再令儒臣于敏中(1714-1779)、彭元瑞(1731-1803)等人进行编目,撰写书志。书成之后,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久流传。

  一、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认为:“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将征书尺度加宽,除儒家先哲先贤作品外,并旁及到“识小之徒”及“九流百家”等言论,同时将征书时间放长,以求澈底。

  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发动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大的纂修图书工程。将“有益世道人心”的中外作品三千四百多种一体缮录,又加以合理的分类,有秩序的部次,书成后赐名《四库全书》。该全书一套装帧成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册(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渊阁本为依据),当时共缮录了七套,又《荟要》两部,分储大内及人文荟萃的大城镇,供皇家及广大学林取用参考。

  一、利用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修书处,大量出版图书,扩大文化影响力道。其中一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系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收录从明代《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一百三十八部。该套丛书到目前为止,还保有世界最大木活字印书工程的美誉。

  一、清高宗自幼身受皇家严格养成教育,才气又雄健,自不甘心寂寥无闻,所以平日极喜欢寄情翰墨,操管染笺,大肆创作。总计在他八十九年的生涯里,著诗四万余首,撰文一千四百多篇,他的诗文合集竟达五百七十六卷之巨,不仅历代帝王无法望尘,就是专业作家,也很难加以超越。

  从上列实例中,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典籍的醉心与用情。他一生何以会这么热衷于书缘?背后有何隐密的居心?或许有很多人到处在寻找正确的答案。但是乾隆既非一般常人,更不是普通的帝王,他为了树风声、流显号,也为大清的长治久安大业,不得不利用圣贤,巧用学术,以致于涉入书缘太深太广,要全面又完整剖析清高宗特别爱书的幕后心态,并不容易。本文仅借用“天禄琳琅”藏书中的一部御题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做观察、解析,或可得到一些答案来与大家分享。

  

LOT. 636

  天禄琳琅宋版首部著录

  乾隆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首、卷十至十五

  1 函 6 册带盒 黄麻纸 线装 22.3×15.3cm

估价:RMB 20,000,000-26,000,000

  内府钤印: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古希天子,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

  私家钤印: 松菊闲情,大经,吴越王孙,沛国郡图书印,慈云楼,半石山房,朱家宾印,诸西崖书画印,朱氏珍秘,由拳,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著录:

  1.《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一宋版首部;

  2.《赏溥杰书画目》宣统十四年(1922)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3.《溥杰收到书画目》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

  乾隆皇帝的出身,小说家常有许多说法。例如高阳先生(本名许晏骈,1922-1992)在其《乾隆韵事》书里,就曾细腻描绘过他的生母是热河避暑山庄一位外围宫女,是汉家姑娘,因长得不够讨喜,所以被分派在宫外工作。真相如何?因无确切史料左证,姑且听听就好。

  《清史稿·高宗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邸。”生母是后来雍正册封的孝圣宪皇后。得名曰“弘历”。隆准颀身,相貌不凡,甚得祖父康熙帝的钟爱,令读书宫中,受学于庶吉士福敏(1673-1756),过目成诵。

  雍正时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曾经说过:“皇四子(弘历)粹质天禀,明敏博达。”虽然皇室仆臣描摹皇家人物,多少总带些吹捧,但以张大学士为人之端谨,验证上文的“过目成诵”,加上康熙曾经私下对温惠皇太妃说过:“是(指弘历)命贵重,福将过予。”推测幼年的弘历,天资聪颖,相貌不俗,应该可信。这也是他自小赢得祖父钟爱,成年后能受到父皇重托的根本原因。

  最可贵的是,高宗从不自恃聪敏。他在未登大位前的著作《乐善堂全集》序文

  中曾自述说:少有余闲,未尝不考镜经史,以自观省。又说: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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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乾隆皇帝少年时受过非常扎实的儒家学术熏陶。他登基后,照样勤学不懈,乾隆二年(1737)他曾说过:自承大统,劼毖万几,少有余闲,未尝不稽经读礼。(《词林典故》卷三)这种好学精神,一直延续终生。七十岁时,他撰写〈古稀说〉一文,其中提到:余以今年登七秩,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即继之曰:“犹日孜孜”。

  清高宗少年励学,养成随时做学问的习惯,一直到古稀之年以后犹孜孜不息,

  勤学不倦,实可作为后世倡导终生学习最好的典范。他在位久,积丰富学验于一身,从而体会出悠久、博厚、高明的大道理,他以为:天地之德不可见,而见于博厚高明。圣人之德不可见,而见于悠久。惟其悠久,故积累之至而为博厚,发越之极而为髙明。(《御制文二集·经筵御论》)

  乾隆皇帝始终了解“大道”根源出于天,其传在圣贤,历代圣哲英杰的著述,

  是悠久、高明的具体象征,更是人类文化所寄存,所以特别爱书、惜书与护书。他之所以敕令,利用伟大祖父康熙爷起居之所昭仁殿庋储“天禄琳琅”善本书藏,目的无非是在保存书种,用以表现传递文化香火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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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关前、后二编《天禄琳琅书目》编纂及全体藏书聚散的情形,近代已有不少

  文篇报导,不想再多加赘述。本文仅以清高宗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一书作为观察重心。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藏书虽已化为灰烬,但十卷《书目》还传世,全目载录之书凡四百二十九种,有高宗御题书三十八部。至于库书犹存世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著录藏书六百六十四种,其中有御题书只有九部。前、后两目御题书的数量,所以有大差距的原因,是《后目》藏书的集结,是在交泰殿大火后嘉庆二年(1798)的事,当时高宗已届八十八高龄,垂老的乾隆纵使有心,力气或已不逮。况且为避免老太上皇帝的伤心,嘉庆君臣都不愿再惊扰,因此《后目》收录书中绝未再劳动过太上皇帝的御笔。今日所见之九部御题书,御写时间除宋娄机之《班马字类》为丁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外,其余八部都署癸卯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可见这九部御题书早在《后目》编成前即已有御笔的存在。

  现在要关心的是高宗居于什么心态下要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题诗呢?推测这和本书之书名标题上两位主角有绝对的关系。乾隆皇帝一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职志,他曾说:“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文渊阁记〉)唐朝韩文公昌黎君,勇于抗拒佛老,护卫儒家学术正统,又主张“文以载道”,推广发扬儒家学说。而宋代的朱文公晦庵,历仕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人品端正,平生好古敏求,著述立论大力推阐孔孟圣贤学术的精义,影响深远。韩、朱两位先贤,均可作为唐、宋两代大儒表征。乾隆皇帝曾撰〈读书以明理为先论〉,文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传在圣贤,而赖学者讲习讨论之功。(《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

  圣贤的嘉言,圣君的美政,都有助于治理。韩、朱两位大儒终其一生讲习研究经义,著书立说,他们的嘉言懿行也都堪作典范。清高宗为表示特别的敬意,曾说:朕御制诗文内,如有周(敦颐)、程(颢、颐兄弟)、张(载)、朱(熹)皆称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韩昌黎、苏东坡诸人,或有用入诗文者,亦只称其号而不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可以推知高宗在崇儒重道的帝王大思维运作下,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这部宫中珍秘宋版书(据后人考订改为元刊)御笔题诗,可以说是“理之当然”。

  (四)

  乾隆皇帝这首御笔题诗的全部内容是:

  校集都因考异诠,门人李汉更详编;

  官书率就私书献,杭本应为蜀本先。

  无碍兼存期自择,允为独出更谁肩;

  一篇原道接孔孟,见道因文启宋传。

  癸卯仲春御笔

  这是一首下平声一先韵的七言律诗,如果用语体文来表达,内容约略为:

  这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由韩愈的学生李汉所编辑,更经朱熹的内容考订。官府的藏书大都是从私人收藏呈献的,昌黎集有杭州刻本与四川刻本两种版本,而杭刻本应比四川刻本早先雕印。目前昌黎集的版本很多,只要能挑选出好的版本,都不妨悉数收藏。像这一部又特别有价值,堪称最能传承文化道统的善本。当年韩文公一篇文章〈原道〉,承接了孔孟圣人之大道。也因为有朱熹的考校,开启了宋代儒家的传承。癸卯年(1783)二月(阴历)御笔

  在这首诗里,举凡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一书的作者、编者、考校者以及藏书的来源、版本的问题,书中的重要内容等等,都一一顾虑到了,加以这首短短五十六个字的七言律题诗,虽然没有甚么诗情,却对该本藏书应有的相关知识都做了具体的介绍,极有叙录体的味道。

  我国图书编目学起源于汉代的刘向(BC.77-6)、刘歆(?-23),他们父子二人为中央秘府藏书进行考校、编目、分类之外,另创立了一种叙录文体(后人也称为提要),用极精练简明的文字,介绍一本书的作者、时代、主要内容及其论述之得失,让使用者方便参考。汉代以后,图书量大增,有许多公私藏书目录由于力量有所不逮,才省掉了撰写叙录的繁琐功夫,仅载录书名、作者、篇卷数以及分类等简单项目。宋代以后,因为雕版印刷术的盛行,出版商增多,出版行为良莠不齐,买书或读书的人渐渐养成选择好版本的习惯,于是“善本”的观念不胫而走,到了后来,许多藏书家为了吹嘘家藏书的精良,往往又仿效叙录体撰写书志,来搏取家藏珍本的美名及抬高藏书的价格。

  早期宋、元时代的读书人,选择版本是为了方便作学问,避免受到错误文字的干扰。当时社会人士都了解杭州地区出版商的知识水平高,出版态度又谨慎认真;四川地区经济比较富裕,出版商讲究产品质量,让行款宽朗,字体醒目;至于福建地区的出版,往往从提供较廉价的产品入手经营,压缩书板版面,减低售价,只为追求市场的占有率。因而造成“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的版本认知观念。明中叶以后,去宋元时代日远,宋、元旧本已罕见流传,藏书家又渐渐形成“佞宋”的癖好,甚至有人为求得一部宋版书,用良田、豪宅交易,更有迷恋宋版成痴的人,用爱妾或美婢做交换。其行为之煞风景及疯狂,并不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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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宝宋珍元”的藏书习惯没有改变,当时藏书大家如季振宜(1630-1674)、钱曾(1629-1701)、徐乾学(1631-1694)等人又加以推波助澜,他们品评藏书只关注出版年代、雕印技巧、纸质墨色、装帧情况、名家钤记、版式行款等等问题。流风传入宫中,清高宗本来就喜欢寄情艺文,于是将古籍珍本视同文物把玩,用皇帝的高度,令儒臣于敏中等人用鉴赏文物的眼光,为“天禄琳琅”群书编目。清高宗自己偶尔也参与,展露一下高超的鉴赏能力。他曾为前编书目著录的宋本《新刊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御题:宋刋《昌黎集》五十一卷,卷首有乾学、徐健庵诸印,想未收入御府之先,为旧臣徐氏蔵书。字画精好,纸墨细润,非坊贾貌,为旧刻者可比。“天禄琳琅”所贮韩集,当以是本为第一。乾隆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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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篇文字,除介绍藏书来源外,完全在作鉴赏心得表白。清高宗生当清代盛世,在位长久,早已玩遍宫中各项奇珍异品,没想到还将古籍视同文物把玩,并且玩出许多成绩,真是帝王中的异数。可惜《昌黎集》中这一篇御笔原迹已遭火神吞噬,目前《后目》宋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首,是《韩集》唯一有乾隆御笔题诗的仅存之物,珍贵可知。该诗中乾隆犹不忘显露丰富的版本学知识,他指出“杭本应为蜀本先”,表示他完全了解在北宋时《昌黎集》有杭州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8)刊本,以及嘉佑年间(1056-1063)在蜀地刊印的版本,而且杭州本在四川本之先。此后,由于《韩集》有广大的市场需求,版本日趋复杂,所以他在御题诗中又补上“无碍兼存期自择”句,提示世人利用《昌黎集》时,需谨慎选择版本,大有老行家教育后生的意味。

  乾隆这首御题诗末联两句为:“一篇〈原道〉接孔孟,见道因文启宋传。”他认为《韩集》作品中以〈原道〉一篇文章最为精采。北宋大儒欧阳修曾誉韩公此作“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新唐书·韩愈传》)。明代学者归有光(1507-1571)进而推崇这一篇作品是“自孔、孟后大文章矣”。清高宗自幼枕经葄史,推尊圣贤,在用御笔颂扬《昌黎文集》时,如果不高举韩氏这一篇震荡天地的大文章,岂不有失圣君之明?至于“见道因文启宋传”句,则在赞美朱文公有《韩文考异》的作品,仰赖朱氏有《考异》

  之功,才使《韩集》在南宋以后,更加流传广播。

  (五)

  如果再细细品味清高宗这首御题诗,会觉得其颔联前句(全诗第三句)为什么会突然写出“官书率就私书献”呢?自古以来中秘藏书不都是来自民间吗?这样平常的道理,还需劳动御笔吗?推测这其间皇帝一定有所指喻。

  本文在首节里提到过,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发动大规模的征访图书运动。访书的目的在为次年(1773)的修纂《四库全书》预先开路。后来清高宗发现古书中有不少丑化汉外民族的文字,甚不利于清室的长期统治。为彻底清除这些文字,因而将征书运动无限期延长,而为达成效果,曾订定许多办法来奖掖民间献书。包括:倍价收购、钤盖翰林院章、御笔题咏、载名至《四库总目》等项。其中御笔题咏的条件,约略规定: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书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将原书发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

  办法中的“书馆”,指的就是《四库全书》修书处馆宿,是宫中为修《四库》设立的临时机构。本来民间征来的书,只要精醇而没有文字污染者,于优先录副后,就应该发还原收藏者。后来或许藏书家为讨好皇室,无意领回;或另有其他特殊因素不予发还,许多征来的古籍,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宋、元珍本,就被存入了宫中。迨嘉庆二年(1797)宫中大火烧到昭仁殿,将“天禄琳琅”藏书全部化为灰烬时,当时乾隆皇帝还健在,高居太上皇帝大位。嘉庆君臣为了不让老皇帝伤心,快速重建昭仁殿,经过十个月时间的营造,又恢复原貌,于是再征集宫中散藏诸善本入藏,这就是《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藏书来源。

  《后目》著录图书六百多部,其中御笔题咏之书只有寥寥九种宋本而已。其题咏形式一律为七言律诗,完全没有类似前编书目有乾隆皇帝的鉴赏文章出现,非常合乎当年征书时所开出的题咏条件。又这九部书中,除了《班马字类》一书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题咏外,其他八部图书题咏都是乾隆四十八年写作的。前一部是在四库开馆不久,后八部则是在《四库全书》第一分(文渊阁藏本)完成后不久,也正是该兑现发还图书诺言的时候。从以上种种迹象来观察,愈相信这九部御题宋版,都是征书运动得到的珍品,而且事后皆未发还,所以乾隆皇帝才会在御笔《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题咏的诗句中,写出“官书率就私书献”的诗句。如果这样的臆测成立,则这部御题《昌黎集》,除本身为宋元珍本外,又有皇家收藏、高宗题咏、皇室装帧的加持。如今再添加上无限的史料价值,更具有其传世的珍贵价值。

  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是,《后目》里的这九部御笔题咏宋版书,经现代人审定,只有《易传》及《三礼图》是真的宋本之外,有两部是影钞宋本,因为是钞本,真伪问题不大。余下的五部,竟然有两部是清通志堂本冒充宋本,另外那三部则全都是元刊。难道当年乾隆君臣鉴赏能力这么差吗?合理的解释是当年许多收藏家被迫征书,迫于无奈,可能部分是用赝品呈献的,而当年执行收书及书籍编目人员认为献书本是雅事一桩,又不愿意害人,所以就照献书人认定版本往上呈览。乾隆皇帝未加细查,又相信儒臣所言,才会造成版本认定上的错误。其实如果就书论书,现代版本学者之所以能辨识出伪冒品,是因近代各大藏书机构,纷纷出版图录,依据书影就容易比较出真伪。在古代,善本都被秘藏,原藏书者怎么认定,只好跟着认定,从前书画大家张大千先生(1899-1983)认为文物鉴赏“非易事也”,诚然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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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笔到此,突然想到明代大藏书家,也是古代最大的出版商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平生最爱收藏宋元珍本,为了能购得更多的宋、元版,无论全帙或是残卷,都论叶给价,而且贴出告示:别家出价一千,我家给付一千二。因而赢得当地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予毛氏”的谚语。毛氏去宋元不过两、三百年,如今上距宋、元更远,传本更少,从前“宝宋珍元”的藏书观念,如今似应再加上“惜宋护元”一辞,来唤醒对罕传古籍的维护用心。元季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文升热爱藏书,家中多善本,他在藏书处悬挂匾额,上题十六字曰: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

(责任编辑:陈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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