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知的考古资料得知，相州窑除生产碗、盘、盆、缽、瓮、四系罐、高足盘、高足杯、刻花瓶、刻花壶等一系列生活用品外，也夹杂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瓷塑产品：如人物、动物俑等。这其中不泛造型别致，粗率豪放，形象生动，趣味盎然且别具时代特征、活泼可爱的瓷塑玩偶。

　　如图所示是一件颇具大唐王朝特色的相州窑瓷塑作品——青釉人物骑马俑。该人物骑马俑通高约6.2厘米，马通高约5.9厘米，马头至马尾长约5厘米，骑马俑的宽度约2.5厘米，马腿高约2厘米，马背上人物俑(坐姿)高约2.8厘米，由双腿、两臂膀、胸腹和头部四部分拼接捏塑而成。

　　该青釉人物骑马俑从露胎处可见胎为白色，整件作品施青釉至马的膝盖上方，膝盖以下部位及足部无釉，骑马俑整体釉色青中泛白，马的颈、胸及面部缰绳内凹处、嘴角内凹处及马头上鬣之间内凹处釉呈青绿色，而马上人物的眼、耳、小臂近手处、小腿近脚处及马的眼睛、尾毛等局部呈褐色。俑体褐彩虽少且小，但寥寥数笔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将青釉人物骑马俑的整体形象点缀得栩栩如生。

　　该件青釉人物骑马俑由人物俑和马俑两部分构成。从这件青釉人物骑马俑身上我们发现，一是人物俑由双腿、两臂膀、胸腹和头部四部分六块肢体拼接捏塑而成，其造型简洁明快，端庄大气，不仅人与马的形态十分逼真，而且简略的肢体线条也勾勒出了骑马俑生动可爱的外在形体美;二是人物俑的胯下没有马鞍，脚下没有马镫，时代特征明显;三是马头上的顶鬣梳妆整齐，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发髻高耸，酷似大唐美女的头绾高髻。从该俑未配马鞍、马镫可推断出，该人物骑马俑的造型，更像是一匹训练有素、专施娱乐的舞马而非战马，它只适宜于娱乐表演而不适合将其投入高强度的战场。从该骑马俑马的发髻高耸的装饰和马上人物的面部神态中，可见马的状态乖萌可爱，其竖起的双耳好似全神贯注正在聆听主人的口令，它乖巧地立于原地，已然做好了一展舞姿的准备。从该俑马上人物的面部表情中，可隐约揣摩出驯马师的心理状态，其内在的神韵跃然脸上：他仰头向上，对着马的耳朵，似在与舞马进行悄悄地对话和互动交流，亦或在向舞马发出某种指令。而盛装的舞马正整装待舞，已全然进入即将迈步表演的状态。在青釉人物骑马俑身上，瞬间凝结了这一千年前的动感韵律美，它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在静与动的结合中，孕育出了强大的、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它是大唐王朝用于娱乐表演舞马的缩写，是众多舞马成员中的一员。

　　古代历朝历代因战争、经济活动的需求，马一直被当权者视为拉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如唐昭陵六骏浮雕石刻，就是反映唐太宗李世民生前经常骑乘的六匹战马，他既象征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所经历的六次重大战役，同时也彰显李世民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由于唐太宗非常喜爱辅助其随父高祖李渊打天下、平定四海、建邦立国的坐下骑，为了纪念“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这六匹伴随其立下战功的战马，遂令工艺家阎立德根据绘画大师阎立本的手稿，用高浮雕的手法雕刻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以期死后仍能与其朝夕相处、心灵相伴、永世相随。

　　唐王朝为了养马、驯马专门设置了马政部门，其马政建制也是空前的规范，太仆寺专施全国厮牧车马之政，并由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组成，辖各地国有牧马场(当时称牧监)多达六十余所，另外还有驾部掌全国驿马、官私马的簿籍。养马、驯马不仅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有时也成了艺术的代名词。据《明皇杂录》记载：玄宗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部，有名称曰某家骄，其曲曰《倾怀乐》。数十马皆衣以锦绣，络以金铎。每乐作，奋手鼓尾，纵横应节。当朝宰相张说赞美其：“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在这里，张说虽有拍马屁之嫌，但也折射出唐朝的驯马水平和舞马的表演水平在历史上达到了历朝历代的最高水准。

　　唐朝是继大汉王朝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青釉人物骑马俑的出现，是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客观地反映了唐王朝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头百姓，在安享富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渴望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舞马的出现，展现的是大唐王朝对自身文化的骄傲和自信，是唐王朝娱乐文化生活方面的一个缩影。

　　根据青釉人物骑马俑的造型及胎釉特征，该瓷塑俑应为唐代相州窑生产的众多瓷塑玩偶之一，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