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馆员戴舒濛介绍修复情况:

中国美术馆修复部筹建于2009年。因邓拓捐赠的中国古代书画需要进一步整理、维护与修复,所以,中国美术馆筹备了修复部。戴舒濛是在2010年加入到这个部门的,当时部门一共三人,到现在为五人,另有专家顾问团队。戴舒濛现在负责中国美术馆修复部预保存方面的工作,她向收藏周刊记者介绍,他们正计划编写一部《全国美术馆藏品保护与修复工作手册》(暂名),希望编写出一本普及性、实用性的工作手册,“目前还是要多作一些社会的交流,同时加强国内各地修复从业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姚碧怡 程小晴 张伊蓓

会向纸本修复和雕塑修复等方向发展

收藏周刊:中国美术馆有什么类型的艺术品修复?

戴舒濛:目前,我们部门主要是中国画和油画的修复,另外,也有实验室和纸本修复。但目前纸本修复室(指的是有别于中国画的西洋纸本类型,如版画、素描、海报等)处于整体搭建完成的状态,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

收藏周刊:未来中国美术馆在其他类型艺术品的修复上有什么计划?

戴舒濛:刚刚提到,纸本修复的配置基本搭建完成,所以,未来会向纸本修复这个方向发展。另外,雕塑修复方面也可能会发展。

基本知识的指导性手册编写尤为迫切

收藏周刊:据了解,中国美术馆正筹划编写《全国美术馆藏品保护与修复工作手册》,能否具体说说?

戴舒濛:近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美术藏品的普查工作,目前普查阶段的工作已完成大半。在获得调查结果后,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可能会转移到藏品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上。所以,在对艺术品的修复和保护这方面,一些基本知识的指导性手册显得尤为迫切。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计划编写一部《全国美术馆藏品保护与修复工作手册》(暂名),希望是一部具有普及性、实用性的工作手册。

收藏周刊:计划具体如何实施编写工作?

戴舒濛:我们将依据中国美术馆自身的修复力量,广泛咨询参考其他专家的意见,并请教各省各馆不同类型的藏品以及不同地区藏品修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综合各方经验再进行编写。我们希望这部手册的覆盖面可以更广一些,囊括的知识能更全面。预计在2018年内会完成编写。

多作一些社会的交流

加强各地修复人员合作

收藏周刊:除了这本手册,中国美术馆在藏品保存修复普及教育方面曾有哪些措施?

戴舒濛:我们在2016年曾举办过“国家美术馆藏品保护与修复专业培训班”,培训对象主要是全国藏品保存修复方面的人才。当时的培训期大概是60天,招收了33个学员。学员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美术馆、学院、研究机构。这是针对美术相关专业从业人员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培训。另外,以前也开过不少研讨会,配合我馆做了很多面向公众的沙龙活动,向他们讲解修复这方面的知识。

收藏周刊:保护性的修复与作品还原似乎是一个学术争论话题,中国美术馆在这方面的方向如何?

戴舒濛:在我们工作当中,是希望能尽量减少对作品的干预,维持它的现状。但我们跟博物馆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更在意作品视觉上的呈现,所以,会在有依据的情况下保持完整性。

收藏周刊:您怎么看目前国内的艺术品修复现状?

戴舒濛:目前在保存修复方面,人员队伍还是很缺乏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甚至从事文物艺术品的保护方面的事业。修复是一种幕后的工作,很多人对保存修复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要多作一些社会的交流,同时加强国内各地修复从业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唐宋时期的装裱技艺 日本艺人严格保留至今

“日本裱具师协会”一级装裱师郑于民:

1978年,现为中国书画装裱修复师、“日本裱具师协会”一级装裱师的郑于民正式入职广州美术学院从事装裱工作。1986年,他决定自费留学日本,“当时国内对裱画师没有任何级别考核制度,但我听说日本有”。到日本学习时,让郑于民最吃惊的是,日本的装裱技术利用到先进的科技介入,其技术源于我国的唐宋,日本艺人极其珍视,而将唐宋时期的装裱技艺严格地保留至今天。在本次“理念与方法——广东美术作品保存修复研究展”上有一幅是日本传承唐代装裱形式的原装裱轴,正是郑于民从日本带回的作品。他介绍:“唐代有一种装裱形式,挂轴上有两条飘带,专业名称叫‘惊燕’或者‘惊蝇’,因为古代建筑高深,均有栋梁,容易吸引一些鸟雀飞进屋内停留,那两条飘带遇风就飘动,这样便有效地惊吓鸟雀或者苍蝇飞近画作,可以避免因它们的粪便损坏画作的情况出现。这种形式在文献内有记载,在国内这种装裱形式已经失传,我们已看不到了。但日本仍保留着,甚至唐代裱画用到的织造锦绫、用真丝和真金或真银进行编织的面料、真金真银的轴头等等,这些国内目前都很难见到,而在日本仍很完整的保留着。”

郑于民还从“装裱”概念的形成上对收藏周刊记者介绍,他说:“马王堆出土的《T型帛画》,从这件文物可以看到,当时只是一种‘装’的技术,因为纸还未出现,“裱”的技术还未产生,是一种‘装’的形式,整件文物基本就用“装”的工艺。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用‘装裱’一词,是先有‘装’的技术,纸张使用普及之后,便有了‘裱’的技术。但在日本,则称为‘裱装’,因为在这种技艺传播到日本时,早已是纸张盛行之后。技艺上是先裱后装,我们是基于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概念,日本则从工艺的步骤方面来认识。我们今天谈裱画,最主要目的是把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下去,是一种技艺的传承。”

认识这个行业的人 多了起来

澳门文物保存修复学会会长陈志亮:

据澳门有关记载,与艺术品保护修复相关的行为或者活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主要是跟宗教机构有关,并由本地的天主教会邀请国外专家来澳门做一些彩绘木雕的修复工作。直至九十年代初,一些较常规的修复项目及工作才在澳门逐渐出现。

现任澳门文物保存修复学会会长的陈志亮于九十年代入行,至今已有21年,当时从事修复行业的人寥寥无几,闲谈起来,经常面面相觑,很多时候意识到市民大众对文物修复的认知均十分有限,他甚至打趣地说,一般市民对文物修复的基本概念,是认为其是一种“杂工所做的翻新工作”,即把文物艺术品翻新。但陈志亮强调,文物保护修复属于一个多技术的交叉综合学科,是结合文、理、工三个知识领域的跨学科专业。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认识这个行业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陈志亮记得,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公营机构,包括图书、档案和博物馆等分别从葡萄牙邀请了专业的修复人员来到澳门,从事一些紧急的修复项目,过程中他们分别传授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予澳门的年轻人,故此可以说,九十年代是澳门文物艺术品修复发展的起步阶段。回归之后,随着澳门跟内地接触愈见频繁,有关的文博单位也相继从上海、南京等地邀请过一些古籍和书画修复方面的专家到澳门进行指导和教学。

2007年,澳门文物保存修复学会成立,同年,一系列与文物保护修复相关的讲座、工作坊和专业课程陆续推出,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近70个专业培训,分别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指导。“之前做了一个统计,这70项课程,共约2300多个课时,参与学员近2000人次”,陈志亮说。

在陈志亮看来,目前市民大众对文物修复的理解还比较单一和片面,但实际上, “现在的修复人员不再仅仅负责修复工作,库房管理、环境监测和展览等,基本上都与文物修复直接或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