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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读康嗣群1938年日记

2018-01-31 17:04:05 来源: 古籍 作者: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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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文人的日记越来越受到重视,刊布流传的也越来越多,以此为题材撰文论说的更不在少数。当然,这些论文论述的对象一般都是已经整理发表的日记,如《鲁迅日记》、《郁达夫日记》、《胡适日记》、《吴宓日记》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孙宝暄《忘山庐日记》等。这些日记的主人地位高、名气响,日记篇幅一般都比较大,…

  近代以来,文人的日记越来越受到重视,刊布流传的也越来越多,以此为题材撰文论说的更不在少数。当然,这些论文论述的对象一般都是已经整理发表的日记,如《鲁迅日记》、《郁达夫日记》、《胡适日记》、《吴宓日记》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孙宝暄《忘山庐日记》等。这些日记的主人地位高、名气响,日记篇幅一般都比较大,涉及的人物、事件也都较为广泛,其研究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说,已刊日记正在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存在的问题只是研究力度的深和浅,研究范围的广和窄的话,那么,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还“藏在深闺”、尚未广为人知的未刊日记,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显然基本还是空白。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很多,首先,正因为“藏在深闺”,知道其存世的人自然不会多,几无人晓的情况也完全有可能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此自然完全谈不上研究了。其次,和已刊日记相比,未刊日记主人的知名度往往不高,学界不知其为何人的情况并不少见,故库藏多年也从无人问津,寂寞已成常态。第三,日记的可读性一般不高,阅读人群比较狭窄,它的价值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文献而存在,刊行的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有可能亏本,出版社难以产生兴趣。第四,未刊日记都是稿本或抄本,每人写字风格不一,字迹一般都比较潦草,有的还十分难辨,要找到合格的识辨专家实属不易;何况,有的未刊日记篇幅浩大,真要投入整理,谋求出版,耗时耗工,出版社难以承担。上述几条是未刊日记长期无法整理出版的主要原因。其实,大量尚未整理出版的未刊日记中蕴藏着大量富矿,理应受到人们重视。

  这里,我们且以康嗣群的日记(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为例略作阐述。目前所见的这部康嗣群日记虽然只是个残本,仅有1938年1月1日至同年11月8日的部分,但也弥足珍贵,堪值一读。康家祖籍陕西城固,后迁往四川,康嗣群父亲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创办人,在金融界颇有影响。康嗣群(1910-1969)家境优裕,曾就读于复旦和北大,无明显政治倾向,爱好文艺,交游广泛,办过刊物,也发表过文学作品,在知识分子阵营中很有代表性。康嗣群算不上名人,在朋友圈中也不是核心人物,这使他的写作少了矫饰和故作姿态的必要,其日记中强烈的感情抒发就是明证。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康家控制的美丰银行收束在沪业务,康嗣群作为康家长子奉父命留沪,主持上海分行业务。当时,康嗣群爱妻子俊与其三个儿子宏道、宏逵、宏锦均随康父撤往重庆,一些亲朋好友也纷纷南下离开上海。康嗣群形单影孤,思妻念子,心情不佳,情绪低落,陪伴他的只有很少的几个朋友,其中来往较多。关系密切的也仅有靳以、巴金两位。在康嗣群的这本日记中,除银行的业务来往外,两人名字出现得颇为频繁。巴金和康嗣群时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并将自己的代表作《家》和《春》的精装本赠送给他,这样的待遇在朋友圈中并不多。康嗣群几年前就曾阅读过《家》等巴金的不少作品,并曾对靳以说过自己的感受:“与靳以谈及巴金,余谓彼所写人物类多轮廓模糊,渠亦承认。”(1938年1月18日)此次再读巴金的《家》,因阅历和心情不同,感受自然有异。康嗣群在日记中坦率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不啻为今日之微博书评:

  “阅巴金《家》数十页。本书着力于写觉新,此次读时颇留意之,除夕一席话,声泪俱下,我亦酸鼻,较数年前在渝读时,印象全变矣!”(1938年4月27日)

  “阅《家》数十页。此书系统无疑应属《红楼梦》,惟其中已加入‘被侮辱与被损害’之成份矣。”(1938年4月28日)

  “阅《家》数十页。述鸣凤死,颇为凄切。忆方叙曾云此段令其感动,觉慧似已走出新阶段,然余认为巴金君于此只能称之同路人也”(1938年4月29日)

  “昨夜阅《家》毕,颇感动。今日开始阅《春》。”(1938年4月30日)

  “下午阅《春》为余页。此书为《家》之续编,又为‘激流’之第二部。已将《家》中之高觉慧撇开,以高淑英为主人翁。以所阅过者论,似不及《家》之紧凑,且写法亦不如《家》为佳。因拟写高家之崩溃,于是招若干大事件以凑成之,不如《家》动人。整个意见当俟读毕始能言之。”(1938年5月2日)

  “昨夜阅《春》毕。全书似急于结束,以余意见颇不及《家》。”(1938年5月8日)

  康嗣群和靳以(章方叙)的关系更非同一般,当时他们合租一屋,一起看电影、逛舞场、交流读书心得,晚餐之后的谈心更是经常之事,往往迟至子夜方才各自就寝。靳以是新文学阵营的坚定分子,加上年少气盛,对旧文学作品难免不屑;而康嗣群则新旧兼收,性格冲淡,很少先入之见,故涉及具体作品,两人往往会有分歧,甚至不免争论。如对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他们看法就不一:“靳以日来亦阅《春明外史》,随时加以攻击,余以为颇有文人相轻习气。张恨水固未必佳,然以新文学论,尚有水准在其下者也。余年来对各事均取持中之论,不愿作过份语,其亦受周作人先生影响乎?”(1938年2月21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1938年2月,靳以准备离沪南下,康嗣群知道后黯然神伤,在日记中写道:“晚归来与方叙谈,渠约已决定于下月中旬启程赴蜀,今后寂寞当可想象矣。相聚日久,一旦言别,凄然之情,亦不觉自已也。夜拟作事又不成,心仍乱。”(1938年2月22日)靳以离沪后,康嗣群闻广州遭敌机轰炸,忧心如焚:“晚报载广州又遭轰炸,死伤逾五千,余实为巴金、靳以担忧。”(1938年6月5日)6月底,靳以有事短暂回沪,康嗣群闻讯喜出望外:“得方叙电话,惊喜之至,约稍停会晤。”(1938年6月29日)这样的友谊是纯洁真挚的,也是令人羡慕的。

  康嗣群在上海的“孤岛”环境中心情非常苦闷,他排解寂寞的主要方式,除了观看电影就是大量阅读各种中外书籍。1938年,胡愈之等组织复社,汇集鲁迅的各种著译,历经艰险出版了第一版的《鲁迅全集》,具体时间是这年的6月到8月。康嗣群在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此套全集,阅读后记下自己的感想:“晚阅《鲁迅全集》中《小说旧闻钞》,颇有意趣,先辈治学之勤苦,亦于此可见。”(1938年8月26日)更值得注意的是康嗣群对斯诺《西行漫记》的关注和阅后的心态变化。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等人安排下前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拜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并对边区的军民生活和民情民俗做了大量调查。当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他考察陕甘宁边区的英文著作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书甫一问世便震动了整个世界,仅仅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7次,销售超过10万册。1938年7月,经过斯诺的修订增补,纽约兰登出版社印行了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修订版。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翻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中文版在“孤岛”上海问世,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内容也相应作了部分改动。这几个版本当时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先后出现了大量翻印本,国民党政府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此书,收缴的各类版本有十几种之多。康嗣群精通英文,并订阅有North-China Herald(《字林西报》)、Millard′s Review(《密勒氏评论报》)、Life(《生活》)等不少英文报刊,很早就关注到了斯诺的这本著作。1938年1月24日,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购买到了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翻印本,立刻先睹为快,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观感。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康嗣群对当时割据一方的共产党充满好奇却并不了解,出自外国记者之手的这本实地考察,可谓是一把打开神奇之门的钥匙,一下子揭开了他们心中的很多谜团。康嗣群看此书看得很仔细,从其日记可知,从1月24日买书首日,一直到2月16日,连续二十余天,斯诺的这本书都在他的手边,抽空便阅读几页。开始他读的是英文版,以后靳以买来了中文版,他又读了一遍,并在翻阅之后,居然看出了后者对前者有修改并有错讹改动之处,可见他对书的内容已非常熟悉,一眼便能洞悉两者的区别。考虑到这本日记的珍贵性和史料价值,我们不妨把康嗣群阅读《西行漫记》的相关记载节录于下,便于大家鉴赏和研究:

  1938年正月廿四日 古历十二月廿三日 上海 晴 午阴 夜雨

  购翻印之Edgar 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价四元,为作者在红军中观察之记载。阅数十页,语多伤及当政者,十年剿共政策,今日思之,当容有错误也。

  1938年正月廿六日 古历十二月廿五日 上海 晴 寒

  终日阅Edgar 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记载尚属确实。

  1938年正月廿八日 古历十二月廿七日 上海 晨晴 午阴 晚雨雪

  读Red Star over China ,毛泽东在Snow之笔下,至为称赞,其成功实自有原因在。

  1938年二月初四日 古历正月初五日 上海 阴雨终日

  下午读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中毛泽东自传一章,颇有兴趣,其中于数围剿之记载,与前所闻于南京者,颇多出入,自亦立场不同之关系也。

  1938年二月初七日 古历正月初八日 上海 晴

  晚早归,阅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诸十页。

  1938年二月初八日 古历正月初九日 上海 晴

  阅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少许。此人记长征诸役,令人神往,天下固无不劳而获者也。

  1938年二月初九日 古历正月初十日 上海 晴

  下午续读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 红军之军事人材之多,实令人惊诧。军队加以政治训练,实为人民所需要之军队,国人当于此警惕,明其原因,慎而处置,改善之也。

  1938年二月十三日 古历正月十四日 上海 雨

  阅Red Star over China 中关于徐海东部分,颇为有趣。

  1938年二月十五日 古历正月十六日 上海 雨

  下午阅Red Star over China 记红军诸章,颇为令人快愉。

  1938年二月十六日 古历正月十七日 上海 晴

  饭后归来仍无事,阅Red Star over China ,晚间得阅方叙购来之中文译本,为复社译,名《西行漫记》,中关于朱德一章已全部改写,参错甚多。

  这些忠实的记载,正代表了国统区中很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从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隐约怀有某种期许的心路历程,也是国民党失去民心的时间长链中的重要一环。康嗣群由此对红军产生了浓厚兴趣,凡有相关记载,都会找来阅读并记上自己的感受,如:“得八月八日life,内有中国红军照片,极为动人。”(1938年9月6日)康嗣群的感受,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并非孤例。就在他阅读《西行漫记》的1938年,这座城市的另一端,另一个有着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邵洵美也在阅读毛泽东的书。当时邵洵美躲在霞飞路他美国女友项美丽的家中协助杨刚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在阅读此书后为之深深折服,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文赞叹:“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绝不是偶然事也。”( “编者”《论持久战》,刊1938年10月1日《自由谭》第1卷第2期)这其实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人心向背的一种悄然体现,国民党统治的高楼大厦就是这样因地基松动而导致一层一层倒塌的。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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