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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日本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影响

2018-01-31 17:03:21 来源: 古籍 作者: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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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国新史学大致同时产生,可谓中国新史学最早的实践形式。教科书编写开了中国新史学著作的先河,使新史学思想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新史学就其产生来说,受到日本史学的很大影响;西方史学的传入,日本也是个重要管道。日本或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是在清末新教育实行之后,通过引译的历…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国新史学大致同时产生,可谓中国新史学最早的实践形式。教科书编写开了中国新史学著作的先河,使新史学思想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新史学就其产生来说,受到日本史学的很大影响;西方史学的传入,日本也是个重要管道。日本或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是在清末新教育实行之后,通过引译的历史教科书而扩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仿照日本教科书而编写,本文尝试以教科书为中心,通过中日两种教科书的比较,来探讨中国新史学对日本史学是如何取舍、改造以确立自己的书写方式,中国史家如何通过历史书写来实现拯救民族国家的任务。本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日本史学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对清末新史学成就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

  仿效日本: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纂

  清代书院中,历史教育主要使用《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一史”、“三通”等教材。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作是救亡图存的关键。传统教材已经不适应新式教育需要,但一时之间难以有适合新教育的教科书,译外国教科书成为一种可行的救急办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认为日本的强盛是重视教育的结果,就效仿日本来兴办中国新教育,教科书编纂也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各类书局在编纂教科书时,即把日本作为仿效对象。清末各科教科书中,由日本人编辑、后译为中文的教材,就占20%左右。引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都来自日本。

  晚清,“教科书”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称为“教科书”。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两种情况:一是引译日人编写的中国历史著作。日人编写的中国历史著述,不仅中国通史,一些断代史、专门史都被中国学堂用作教科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等。《支那通史》由那珂通世于1888年—1890年间用汉文编著而成,共4卷,叙述了从唐虞至宋代的历史。《支那通史》创出了一种新的“通史”体,后来中国与日本的诸多通史,无不受其影响。1899年由东文学社在中国出版。桑原骘藏于1898年完成2卷本《中等东洋史》,以中国历史为主,旁及东亚诸国的历史;就中国历史而言,叙述自上古至甲午中日战争。该书“史料取自东西,博引旁搜,善述东洋民族之盛衰消长、列国之治乱兴亡,简而得要”。《中等东洋史》以《东洋史要》名字由东文学社1899年印行,是书为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支那史要》是1893年由市村瓒次郎由《支那史》缩写而成,叙述从开辟到甲午战争前的历史,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这三种教科书都是日本学校的教科书,在编写上采用新的体例和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每卷之后并附有图表;内容上除了政治和军事外,还特别介绍了文物制度,对一些事件还进行了解释。引译到中国后,被中国学堂广泛采用。

  二是国人自编的教科书。1903年以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国人自编为主。就笔者所见,自编教科书在前言中直接指明改编或参照日本教科书的有:1901年普通学书室《普通新历史》改编自《东洋历史》;1902年江楚书局出版的柳诒徵《历代史略》元代以前部分改编自《支那通史》,广智书局出版的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改编自《支那史》;1903年会文学社出版的范迪吉《支那文明史》与东新译社出版的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都编译自日本教科书;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小用)插图参照了日本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东洋史要》等书;190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瑞庭、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依据《支那史》改订;1908年宏文馆出版的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取材之一是《东洋历史大辞典》、《东洋历史》等,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沈恩膏《本朝史》取材之一是桑原骘藏《东洋史要》;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改编自《东洋史要》,张运礼《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取自《东洋史要》、《支那史要》、《支那通史》等。有些教科书虽未指明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但受到日本教科书影响是明显的,如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

  从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来看,或直接引译日本教科书,或在日本教科书影响下自编。中国自编的历史教科书中,柳诒徵《历代史略》是较早的一部。是书改编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支那通史》的叙事仅至宋代,柳诒徵对此进行了改编,并补上元、明两朝,书中使用图表,章节后有按语及评论,叙事清楚简明。《历代史略》由1902年江楚书局出版,堪称其时较完备的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以后教科书编写多受其影响,“清末以来,编历史教科书的,大抵以此书为蓝本”。《支那通史》的流传,实得益于《历代史略》。自编教科书中,夏曾佑《最新中国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有较大影响。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商务印书馆筹划自编“最新教科书”,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最新教科书”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之历史类,叙述从太古到隋,共3册,第1册于1904年出版,第2、3册分别于1905、1906年出版,后多次再版。该书以进化思想为指导,按章节体编写,有历史分期。该书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中常被提及,被视为新史学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形式取鉴: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体裁

  中国教科书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编写形式上,有着对日本教科书的参照借鉴。这种编写形式,如体裁、历史分期以及内容安排等,与中国传统史书编写有着明显的不同,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史书体裁,是史学家思想观念的体现,包含着史家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传统史书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几类。这种情况,到清末发生了重要变化,一般中国历史教科书都采用了新的编纂体裁。《支那通史》与《东洋史要》的“篇”多是根据事件划分、从叙述方便的角度设立的;《支那史要》的“卷”依据的是历史分期,对应的是历史分期中的时段。中国自编教科书中的“篇”或“卷”,除了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承袭《东洋史要》叙述方便划分外,其他教科书分篇分卷基本依据历史分期。常为中国研究者所关注、作为章节体代表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实际是“篇- 章- 节”三级形式,其记述主体为“节”,其中“篇”划分依据是历史分期,把一个分期时段作为一篇。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课”的形式,而非章节体。

  中国历史教科书采取三个、四个或五个时段的分期方式,就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来说略有不同,一个分期术语所指的时段也有差异。章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期时段与桑原相同,但名称不同,章嵚以“远代史”、“中代史”、“近代史”与“最近代史”来命名。清朝史或称“近世史”,或称“本朝史”。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采用四期划分法最多,在具体分期时段上多与《东洋史要》相同。在历史分期中,最为一致处是对“上古”分段,都是将“秦统一”之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中古”或“中世”作为第二个分期时段,以“秦统一”作为开端,下限则诸说纷陈,主要有“唐末”(五代)和“明末”两种情况。“明末”与“唐末”相比较,多出了“五代”至“明末”这一段,后来有史家将这多出的一段划作“近古”。清朝历史一般属于“近世”。

  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有两处不同于传统史书:一是开篇有个“总论”部分,介绍中国地理、民族(人种)、历史分期以及历史的功用等。《支那通史》“总论”分别讲述了“地理概略”、“人种之别”、“朝家屡易”,并附上历史分期。《东洋史要》“总论”分为“东洋史之宗旨界说”、“地势”、“人种”、“区分年代”四章。《支那史要》“总论”讲述“地理、疆域与人种沿革”。中国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与日本教科书相似。柳诒徵、横阳翼天氏、夏曾佑、陈懋治、徐念慈、章嵚、普通学书室、吕瑞庭等编写的教科书都在总论中介绍中国人种、地理、历史分期等。二是在每一部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后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支那通史》上世史后有“世态及文事”、“先秦诸子”两章,在“世态及文事”中,讲述名字姓氏之氏族、嫁娶之制、丧祭之礼、阴阳五行之说、文书之沿革、先秦典籍;“先秦诸子”讲述学风之变动、孔子略传、老子及杨墨列庄、孟荀之同时诸子、法家诸子。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三册讲述西周的历史,前两课讲述了西周的勃兴、兴亡,从第三课开始直至结束,分别讲述了疆域、与异族关系、政体、阶级制度、自治制度、宗法制度、人民职业、宗教、学术、教育、官制、财政、刑法、田制、军制、礼俗、王礼、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美术等。把每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内容放在一起讨论,甚至社会文化史详于政治军事史,在清末教科书中较为常见。

  本节的意图不是说明章节体与历史分期等新式编写体裁体例所蕴含的意义,而在于通过中日教科书的比较,说明中国自编教科书对日本教科书在编写形式上的取鉴。中国自编的具有“新史学”特征的教科书,基本都与日本教科书有一定的关联,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章节体、历史分期与内容安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则有自己的历史理解。

  汉族主体:中国民族主体的确立与连续性

  清末引译日本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用作学堂教科书,逐渐受到国人的担忧与批评。梁启超认为历史教育在塑造国民方面有特殊作用,应该自编教科书,不能使用外人编写教科书:“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一些人从教科书独具的教化功能考虑,劝诫中国学堂“勿沿用洋人课本”,它们“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翻译改编日本教科书甚至被认为是清末教育“最错误者”:“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中国编者对日本教科书进行了改造,吸收了日本教科书编写方法,抛弃了其对中国历史的态度,以确立中国编史立场与中心地位。

  在中国民族问题上,中国自编教科书改变了日本教科书关于中国民族的叙述。日本教科书一般列举了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等几个民族(人种),对各族进行了简要介绍。《支那通史》列举了中国境内六种人种:支那、韩、东胡、鞑靼、图伯特与江南诸蛮种,尽管书中写道“支那史者,汉人之史也,汉人为之主”,但是作者认为,“近世满人大兴,定今代之业。其人口较诸汉人不过百分之三,然秉主权,成为贵种。汉人虽众,势力反不及之”。《东洋史要》以“亚细亚种人”来指称东洋历史上各民族。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东洋史中重要人种。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的这些民族依次统治中国的历史。汉族是东洋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种,但汉族并不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主体地位。《支那史要》列举五种人种: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人种,各人种在中国历史上是对等的,特别是曾经统治中国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几个民族。“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有与汉人之争,又西北则受俄国蚕食,东南则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

  日人编写的教科书中,判断一个民族(人种)重要不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在中国本部建立了强大的政权。日本教科书关于中国民族的叙述,割裂了中国民族主体的完整性,在他们的叙述中,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那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强所瓜分的领土。在他们的叙述中,中国历史看不到未来,现今中国在外来的白人统治之下,汉族处于衰落之中,中国将来难以确定。

  中国自编教科书中,强调了汉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支那少年痛感中国无史,要书写国民历史,将市村瓒次郎《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改编为《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列举了苗、汉、蒙古、满和回五种人种,这与《支那史》以及《支那史要》相同,但在叙述上却有了很大差别,市村对各人种只是介绍,未做评价;支那少年以汉族为中心,突出汉族的优点及其主体地位:“在诸种中,汉人种充满支那各地,实为开创支那者,后世虽时有盛衰,然历代帝王,大抵由此人种而出,故于支那内地,大有势力,以今日论,实比他人种为最有文化,且富于智识也”。东新译社谈到其开办原由及其特质时说道:“同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怜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该社根据日本史书编写而成的《中国历史》,列举了汉、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种,称汉族为“本族”,满族等其他五族称之为“外族”:“以汉人种为历史大主干,其余五外族,皆骈枝也。枝干相乘,得历史之全局”。汉族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其他各族处于辅助的地位。《中国历史》以汉族盛衰为标准,把中国历史分为七期:汉族发生时代、汉族创国时代、汉族优胜时代、汉族与外族冲突时代、汉族极盛与东西两洋交涉时代、汉族复盛与西力东渐时代、汉族衰微及多事时代。

  以汉族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在自编教科书中较为普遍。改编自《支那通史》的《历代史略》,在“总论”中删去了“人种”一节,主要以汉族为中心来讲述。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只是提到汉族,没有提及其他民族。在谈到“中国种族之原”时,认为中国民族称为汉、唐、夏等,多“皆朝名,非国名也。惟《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驹支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华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欤!”从夏曾佑对种族名称的考定来看,其所谓的“中国种族”当然指汉族。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民族只指“汉族”:“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与亚洲之民同属黄种。”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改编自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剔除了桑原原书中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介绍,只保留了汉族。“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国内地。是等之民,约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黄河沿岸,分无数部落”。对于中国境内各族,将之归属于“苗、夷、狄、戎”四族,汉族是中国历史的重心。

  中国自编教科书,改变了日本教科书关于中国民族缺乏连续性的看法,突出汉族主体地位与连续性。尽管在历史上,汉族曾经被其他民族统治过,但汉族是中国民族的主体不容置疑。

  历史分期:中国历史的变化发展与未来

  中国自编教科书与引译日本教科书的“貌合神离”,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历史分期上,取鉴了日本的历史分期形式,但对日本分期方式进行了改造,中日历史分期标准不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史家运用这套分期策略来建构自己民族的历史,体现对中国历史的进化与发展。

  日人编写的教科书,一般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没有未来。《东洋史要》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上古为“汉族充腓时代”,中古为“汉族全盛时期”。近古为“蒙古族全盛时期”,这期汉族气焰全灭,“蒙古族蓬勃之世,彼族于东洋厄运,实为诸事变之主动力”。近世为“欧人东渐时代”,东西洋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南亚已全归英人之手,中亚西亚则又为俄人所蚕食。是则东亚大势,惟阿利安人所左右。该书从中国境内各民族盛衰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除了各族轮流统治中国外,整个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没有变化与发展。特别是当下,中国受欧洲人控制,看不到中国民族与历史的未来。《支那通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汉人谈治,必称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谓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虽不尽如汉人所称,而当四邻皆纯夷之时,汉土独为礼乐之邦,政教风俗,已擅美于东洋,足以观古代开化之一例矣。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停滞,不复运动,徒反复朝家之兴废而已。其间战乱攘夺,不可胜纪”。《支那通史》按照“进步”与“停滞”把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开化的三代与停滞的秦以后,秦以后的中国是停滞不前的。《支那史要》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第五期“今代史”起自道光以后,到作者所处的时代结束。“抑中国之势,自仁宗时渐衰,士气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敌英人之锋,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鸦片之战,知西人之伎俩,颇挫其虚傲尊大之气。他日设炮台造军舰改铳炮之机,亦由于此。故此一战争,关于中国之形势甚大矣”。④《支那史要》的分期给中国历史分期带来很大影响,以“鸦片战争”为界成为以后中国历史分期一个重要方式;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作为“今代史”,给了史家对自己时代的一种新认识;但是这个时期是西方侵略的时期,中国在西方的侵略与控制下,中国历史看不到未来。

  对当下历史的关注以及中国历史正在发生转变、趋向一个新时代的看法,在一些自编教科书中较为常见。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把当下称为“忧患时代”。该书把清朝历史为三期:自创业之始至三藩台湾之平定为“开创时期”,自康熙中世至乾隆末年为“全盛时期”:自嘉庆初年迄于今日百余年为“忧患时期”。在“忧患时期”中,“欧人东渐之势力,日以扩张。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以外人构兵,而每战必败,必丧失权利无算。至于晚近,而所谓港湾租借,矿山开采,铁道敷设之协约,相迈而来。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易》称‘易之兴也,其有忧患乎?’《传》曰‘多难所以兴邦’。意者异日中兴之机,殆在此欤。这一时期,预示着中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沈恩膏《本朝史》把当下称为“改革时期”。该书把清朝历史可分四时期:天命至崇德为兴起时期,自顺治至乾隆中叶为全盛时期,自乾隆中叶至道光中叶为保守时期,五口通商以后为改革时期。五口通商后,外侮内寇,更起跌伏,内寇幸而荡平,外侮卒无以御之。数十年间,丧师割地,开港赔费之事,层见迭出,外人撤我藩篱,居我堂奥,如入无人之境。我国行省二十二,人民号称四万万,而坐受其奇辱。于是朝野上下,咸欲舍其旧而新是谋。故是道光中叶至于今日,乃由开通而入于改革之时期也。中国历史到了明清之际发生了转折,将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与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将清朝作为“现世期”,显示了当下与以往的不同,二十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伍千倍于十九世纪之西洋反动时代与活动时代也。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这是较早将自己时代称为“现世”的分期,是为自己时代寻求新的定位的尝试。

  中国自编教科书中,突出当下历史的书写,打破了日本教科书中国停滞的看法,当下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未来充满了希望。中国史家试图通过历史分期,融入世界历史,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赋予中国历史现代性特征。

  新史学的离合

  本文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的关系,中国新史学对日本史学是形式上取鉴,精神上舍离。中国教科书在编写形式上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编写方式,使用了章节体、采用历史分期,内容安排上将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史放在一起讲述。这种新的史书编纂形式,相对于传统史学来说,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也反映了史学观念的革新。章节体史书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更能反映民史。内容安排方面,特重文化、社会方面的历史,是要打破传统史学一家一姓的家乘,书写民史。对地理、人种与历史关系的重视,“大部分超出了传统史学讨论的范围,具有十分鲜明的近现代意识”。中国史家借用这种形式,以进化史观书写国民的历史,发挥民族主义。这种编写形式,成为新史学重要特征,以后历史教科书与一般历史著作的编写,大致采取了这种体裁体例。

  中国新史学在精神上舍离了日本史学意旨,确立自己的编史立场:一是中国新史学不惟要书写进化的历史,国民的历史,更是希望通过历史这种形式,来拯救民族国家的衰落;二是反击日本史学的霸权主义,维护中国历史的地位。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着明显的日本立场,服务于日本近代霸权。那珂通世、桑原骘藏与市村瓒次郎等人的中国历史研究,勾勒了东洋史的基本框架,确立了日本东洋史教育的基础。东洋史研究取向的用意在于:用亚洲而非欧洲的历史来定位日本。它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书写中国的历史,不如说是了解日本在亚洲崛起的根源,并且更进一步,了解日本有别于日本的独特之处。东洋史是日本参与世界历史并在其中给自己寻求“中心”定位的体现,这种“中心”的一个参照就是书写中国历史,通过中国历史来突出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中的地位。日本历史教科书这种编写意旨,被中国史家抛弃。在中国民族叙述上突出汉族主体地位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通过新的历史分期赋予中国历史明确的未来。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情况来看,中国新史学发轫之初,已经践行中国史家以进化史观来书写国民历史的要求,基本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向。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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