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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宋代的诗派及其成因

2018-01-31 16:34:09 来源: 古籍 作者:王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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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对于李唐等其它朝代而言,赵宋是一个文人结社意识甚为强烈的国度,所以各种诗派、词派的诞生,在这一时期有如雨后春笋一般。仅就诗派言,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中国诗歌的流派》(上),即论列了11个之多,具体为:宋初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革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理学诗派、南宋爱…

  相对于李唐等其它朝代而言,赵宋是一个文人结社意识甚为强烈的国度,所以各种诗派、词派的诞生,在这一时期有如雨后春笋一般。仅就诗派言,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中国诗歌的流派》(上),即论列了11个之多,具体为:宋初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革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理学诗派、南宋爱国诗派、永嘉四灵诗派、江湖派、宋末遗民诗派[1]。其中,除理学诗派在时间上介入北宋与南宋之外,属于北宋时期的诗派,主要为宋初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革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共6个;而属于南宋时期的诗派,则有南宋爱国诗派、永嘉四灵诗派、江湖派、宋末遗民诗派,共4个。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这11个诗派,上接晚唐五代,下与金、元关联,从而使得具有300年历史的宋代诗歌创作,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蔚为壮观。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诗派的存在,宋代的诗歌才取得了可与唐诗一比高低的辉煌成就。

  一、北宋诗派:在宗唐中崛起

  文学史上的“流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因为其所涉及的是作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文化背景、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且其命名的依据与形式也各不相同,如或着眼于时代(如“唐宋派”),或立足于地名(如“桐城派”),或以总集为切点(如“花间派”),或因风格而缘起(如“本色派”)等,可谓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以诗歌史上的“诗派”为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体派合一”,如为严羽《沦浪诗话·诗体》所列举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与“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2]等,即均被文学史目之为赵宋以前诗派的依据,于是也就有了建安诗派、正始诗派、太康诗派,以及太白诗派(“太白体”)、少陵诗派(“少陵体”)、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名目。同时,历代的“诗派”又与当时的诗人群体或文人社团关系密切,如建安诗派之与建安七子,正始诗派之与竹林七贤等,即无不如此。

  如上所述,北宋的诗派除去属于初创阶段的理学诗派不计,主要有宋初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等6个,在不足170年(960—1127)的北宋诗歌史上,其诗派之多,仅此即可见其端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的这些诗派,均具有较强的文人结社性质,如江西诗派即为其代表。对此,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言“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铙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傀(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3]云云,即略可证之。但需加指出的是,江西诗派的成员,并非为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列举之25人,而是还有江端友、吴则礼、苏痒等数十人之多。至于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评陈与义《清明》诗中所言之“一祖三宗”云云,则更是道出了江西诗派较为明确的结社意识。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江西诗派的结社性质之较为明显,乃不言而喻。这一事实表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北宋诗派,较之唐代的格律诗派(又称“沈宋诗派”)、风雅诗派(又称“陈张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又称“王孟诗派”)、边塞诗派(又称“高岑诗派”)等而言,显然是具有很大的区别的。即是说,存在于唐代的这些诗派中的所有诗人,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之旅与各种类型的文学活动中,都不曾有过结社的意念与情愫,而宋代诗人则不然。虽然如此,但北宋各诗派之间也有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共同点,即其皆因唐人唐诗而使然。即是说,北宋诸诗派的形成,乃为当时诗人们普遍宗唐的一种必然结果。

  从接受史与影响史的双重角度进行审视,宋代诗人普遍宗唐(含变唐,下同)已为不争之事实。而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宗唐现象,才使得北宋的各种诗派应运而生。所以,存在于北宋诗歌史上的宋初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革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以及具有“南北合一”特质的理学诗派,即无一不与唐人唐诗关系密切,无一不因宗唐而诞生。如宋初白体诗派之“白体”, 宋初晚唐诗派之“晚唐”,即已是将其与唐人唐诗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清晰之揭示。所谓“白体”,指的是中唐白居易平易浅显的诗风。白居易的这一诗风,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诗及晚年与刘禹锡的唱和诗方面,而宋初以徐铉、李昉、苏易简、王禹偁、张咏等为首的一批诗人,即兴起了致力于师学与效仿白居易这一诗风的创作热潮,《蔡宽夫诗话》中的“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者,所言即指此。由是,白体诗派即因此而形成。而所谓“晚唐”,是指在宋真宗(998—1022)期间,相继出现了一批以仿学晚唐贾岛、姚合诗歌风格为主[4]的诗人,如魏野、林逋、潘阆、寇准与“九僧”[5]等,即皆为其代表。这些诗人,即被称之为晚唐诗派,或曰“晚唐体”。对此,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已有载:“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冠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魏野、魏闲父子)、潘逍遥(阆)、赵清献(抃)之父(应为其祖赵湘)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6]据此可知,“晚唐体”在宋初也是一个成员众多的诗派。贾岛与姚合的诗歌,综而言之,主要表现出了两大特点,其一是讲究苦思苦吟,其二是诗风清淡幽静,而“晚唐体”诗人所倾心者,亦正在于此,这从潘阆《叙吟》、魏野《冬日抒事》、林逋《湖村晚兴》、寇准《春日登楼怀归》、文兆《送简长师之洛》、宇昭《赠魏野》等诗,即略可获知。与白体诗派、晚唐诗派相前后的西崑体诗派,则因仿学李商隐之诗风而名噪当时。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李商隐体,即‘西崑体’也。”[7]又,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亿)、钱文僖(惟演)、晏元献(殊)、刘子仪(筠)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商隐),号‘西崑体’。”[8]所言已甚为清楚。

  北宋革新诗派的领袖人物,是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这一诗派包含着三个诗人群体,即以苏舜钦、苏舜元、穆修等人为代表的“东京诗人群”,以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西京诗人群”,以石延年、范讽、张方平等人为代表的“山东诗人群”。在欧阳修的不懈努力下,这三个诗人群最终相互认同,达成共识,并融合为一个以中唐韩愈等人为师学对象的大型诗歌流派,而被梁崑《宋诗派别论》称之为“昌黎派”[9]。以“昌黎派”称谓这一诗派是否恰当确切,尚可作进一步之讨论,但这一诗派中的诗人大都与韩愈、孟郊、卢仝、张籍等“韩孟诗派”中的人物相关联者,则为事实。以欧阳修为例,其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一诗中就曾自比韩愈,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则有“欧阳今与韩相似”云云,表明欧阳修之诗确与韩愈诗关系密切,而清人吕之振于《宋诗钞》中认为“其诗似昌黎”[10]者,又可为之佐证。而还值注意的是,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又有“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待郊嗟困摧”两句,将苏舜钦比作张籍,石延年比作卢仝,梅尧臣则自比孟郊。仅此,则北宋的“昌黎派”即已呼之欲出。

  所谓苏诗派,即梁崑《宋诗派别论》中的“东坡派”。这一诗派虽然是以苏轼为其中心,但包括苏轼在内的所有成员如“苏门四学士”、“清江三孔”等,几乎都属于宗唐派,即其均不同程度的与唐人唐诗有着某种联系。如作为“东坡派”领袖与盟主的苏轼,尽管“在宋人中独为大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但其却“兼擅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之长”(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并“大放阙词”于“始自昌黎”的“以文为诗”(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而目之为“友”[11]。凡此,均为苏轼尊宗唐人唐诗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苏诗博采众家之长,才使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成为“韩愈后之一大变也”,并达到了“盛极矣”的至高境地[12]。“苏门四学士”与“清江三孔”,指的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7位诗人,前4人之宗唐,拙作《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13]一文已进行了具体讨论,此不具述。后3人即“清江三孔”,为胞兄弟,有《清江三孔集》传世,《全宋诗》第15册、16册分别著录其诗,具体为:孔文仲1卷(郑八四二)、孔武仲7卷(卷八七九至卷八八五)、孔平仲9卷(卷九二三至卷九三一)。仅以“三孔诗”中的“孔平仲诗集”为例,其中的《李白祠堂》、《题老杜集》等诗,即充分表明了孔平仲对李白与杜甫的尊宗敬仰之情。而其著名的《寄孙元忠》,则是一组由38首“集杜句”所构成的大型连章体,不仅代表着北宋集杜诗的最高成就,而且于南宋文天祥的《集杜集》也不无影响。而“孔武仲诗集”中的《白公草堂》等诗,所反映的则是孔武仲对于白居易其人其诗的雅好。所有这些,均表明了孔氏兄弟与唐人唐诗的关系是甚为密切的。所以,从苏轼的“兼擅李、杜、韩、白之长”,到“苏门四学士”以唐人为师学对象,再到“清江三孔”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景仰之情,则苏诗派的宗唐脉络与宗唐面目,即因此而得以较为清晰之呈现。

  因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的江西诗派,由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为黄庭坚,所以被奉为“宗派之祖”,其馀则皆被列为“法嗣”。但无论是“宗派之祖”抑或“法嗣”诸人,在尊宗与师学唐人唐诗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对此,上引方回《瀛奎律髓》中的“一祖三宗”说,即已透出了此中的些许信息。所谓“一祖三宗”,是指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其所反映的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均与杜甫其人其诗相关联,即这一诗派“是以学杜甫为号召的”[14]。黄庭坚诗宗杜甫,不仅《宋史》本传有“其诗得法杜甫”的明确记载,而且其集中的《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老杜浣花溪图引》等诗,以及《答洪驹父书》中的“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云云,亦足以证实之。而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黄庭坚于杜诗的师学,主要表现在一些技巧性方面,如其集中的153首拗体七律,即是有意仿学杜甫《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诗的一份重要成果。对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于黄庭坚《题落星寺》的评语中认为“此学老杜所谓拗字吴体格”云云,又可为之佐证。属于“三宗”之列的陈师道,虽然在其《后山诗话》中明确提出了“学诗当以子美为师”的主张,但他却又认为“学杜必须从学黄入手”,而此,也是他在《答秦观书》中自认为“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的关键所在。名列“三宗”之末的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并无师承方面的关系,但其诗歌却受黄庭坚等人的影响甚为明显[15],且成就甚为突出,特点甚为鲜明,故而方回乃将其归入“三宗”之列。而实际上,陈与义是江西诗派的一位后期宗主,其之师学杜甫其人其诗者,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已曾言之:“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但陈与义的学杜,重点表现在杜诗的“诗史”特质方面,而与黄庭坚、陈师道的偏重法则技巧大相区别。所以,从宗杜的角度讲,江西诗派的形成与确立,其实是北宋中、后期诗人“以老杜为师”的另一种形式的结晶。

  二、南宋诗派:因时局而集聚

  与导致北宋诸诗派产生的原因相比,南宋各种诗派的形成,虽然也包含着诸多宗唐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尊宗等,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与当时国家的命运、时局紧密关联,因之,鲜明的时代性便构成了南宋各诗派之间的一个共同特点。靖康之变后,偏安于临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虽然曾经有过一段短暂时间的社会安宁,但最终由于金、元两大强敌的经常性侵犯,而得以彻底灭亡。而在两大强敌先后南下侵犯之际,力主抗金与抗元,不仅成为了当时诸多诗人的共识,而且有的直接付诸行动,参加到了抗金的斗争之中,于是,在伴随着南宋政权的建立之初,即诞生了当时的第一个诗派,此即为上举《中国诗歌通论》所称道的南宋爱国诗派。而就其创作宗旨言,这个诗派又可称之为“诗史诗派”[16]。正因此,作为江西诗派余绪的一批诗人,在当时亦因为“靖康耻”的历史原因而加入到了这一诗派,如陈与义、曾几、吕本中等,即皆为其中之代表。

  南宋爱国诗派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而又诗人众多的诗派。从发展史的角度言,这个诗派主要活动于南宋前期,即以金为蒙元所灭的公元1234年为其下限,重要的诗人有曾几、李纲、宗泽、岳飞、汪藻、王庭珪、邓肃、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吕本中,以及“中兴四大诗人”、辛弃疾等。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既没有领军人物也没有什么文学纲领的诗派,有的只是诗人们的一腔热血与赤诚,而收复中原,驱逐金兵,解救沦陷区人民于水火,即成为了这个诗派诗人们最坚强的信念,以至于以身殉国也在所不惜,如高歌着“马蹀閼支血,旗枭可汉头”(《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的岳飞,即为其代表之一。由于国难与信念的双重使然,这个诗派的诗人们即创作了一大批闪耀着时代光芒的爱国诗篇。以吕本中为例,其《城中纪事》、《怀京师》、《兵乱寓小巷中作》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而被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赞为“皆佳句也”的组诗《兵乱后杂诗》[17],则更为吕本中爱国诗篇中的精品。这组诗是在金兵攻陷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掳北去,作者回到故都时而作。全组诗不仅揭露了金兵攻入汴京后的种种罪行,而且还直斥权臣为“误国贼”,是作者爱国思想的充分反映。类此者,尚有陈与义《题继组蟠室三首》、《雨中再赋海山楼诗》、《伤春》、《雷雨行》、《挽词》、《次韵尹潜感怀》,刘子翚《望京谣》、《谕俗十二首》、《汴京纪事》,杨万里《过瓜州镇》、《初入淮河四绝句》,以及范成大“出使金国”七十二绝句等。这些诗篇,或述写诗人对金兵入侵的愤恨,或抒发作者对故国的怀念,等等,均因具有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而陆游所创作的大量爱国诗篇,则更为这一诗派增添了无限的光辉。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陆游,其一生既曾“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又希望“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并因此而写下了数以百计的爱国诗篇。正因此,梁启超即在《读陆放翁集》一诗中以“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一联,对陆游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陆游的爱国诗篇,如《关山月》、《楼上醉书》、《书愤》、《胡无人》、《大风登城》、《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追忆征西幕中旧事》、《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客从城中来》、《登赏心亭》、《长歌行》、《追感往事》等,不仅皆具激昂悲愤、气壮山河之特点,而且在充分表达诗人北上抗金、收复中原决心的同时,还多角度地反映了沦陷区人民渴望统一国土的强烈愿望,因之成为了南宋爱国诗派中的时代最强音。

  在南宋152年(1127—1279)的政权变迁史上,针对盘踞于长江以北的金兵,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即宋孝宗时期的“隆兴北伐”与宋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但其最后均以“议和”(实际上是失败)而宣告结束。特别是“开禧北伐”的失败,不仅对南宋的主战派以沉痛打击,使其收复中原失地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而且也使得当时大批的文人志士整日于消沉中讨生活。因之,南宋爱国诗派中的那些激昂人心与意志的时代强音之作,即逐渐为具有哀婉与悲怨特点的诗篇所替代,以至于最终变为了凄厉悲怆的亡国之音。而永嘉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则正是形成于这种时局背景下的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今浙江温州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四位诗人,从叶适《水心文集·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一文中的“皆号四灵”可知,“四灵”为其自称。此四人不仅诗风相近,旨趣相投,而且受乡人潘柽宗唐的影响,皆以中、晚唐诗人为师学对象,并在当时得到了永嘉学派宗主叶适的大力称赞,从而使得“四灵”之名达到了“天下莫不闻”的程度,对此,赵汝回《薛师石<瓜庐诗>序》已曾记载,兹不具引。“四灵”中的徐玑(1162—1214)与赵师秀(1170—1219)曾为下级官吏,徐照(?—1211)与翁卷(?—1243?)则以布衣终身,所以,在他们的一生之中,几乎不曾有官场上的吏事纷扰,因而得以专心于诗歌的创作。四人的宗唐,尤专注于贾岛与姚合的五律,这从赵师秀选二人201首诗(其中贾岛81首、姚合120首)编为《二妙集》、选刘长卿等76人的五律(少许七律)编为《众妙集》之举措,即略可获知。“四灵”作为一个继江西诗派之后专“作唐诗者”(王绰《薛瓜庐墓志铭》)的诗派,由于深感恢复中原无望,故而其诗歌主要在于抒写个人的感受与情思,以及对日常生活与行旅风光的描绘,而于社会现实涉及者无多。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永嘉四灵诗派在当时虽然影响甚众,但深广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的风云之气,却几乎与其诗歌毫无关联。但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事实是:“四灵诗影响推广,即成为了江湖派。”[18]即江湖诗派的形成,乃是因四灵诗派的影响所致。此则表明,这两个诗派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江湖诗派是一个“介于官僚与农工商之间”[19]的诗人群体,并因书商陈起所编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据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的考察,这一诗派共有诗家118人[20],其中影响较大且有诗集传世者77人,其人数之众,为有宋一代诗派所少有,其活动的时间范围,上自宋宁宗时期(1195—1208),下迄宋末(1279),前后约100年左右。江湖诗派虽然因四灵诗派的影响而形成,且有不少诗人与“四灵”过从甚密,但这两个诗派却是颇具区别的,其中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江湖诗派中的大部分诗人虽身在江湖,却心系天下,因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忧国忧民之作。如刘克庄《运粮行》、《开粮行》、《苦寒行》、《筑城行》、《军中乐》、《感昔》、《开壕行》、《国殇行》、《北来人》,戴复古《织妇叹》、《频酌淮河水》、《江阴浮远堂》、《灵壁石歌》、《淮上寄赵茂石》、《阿奇晬日》《庚子荐饥》,方岳《农谣》、《三虎行》、《山庄书事》,以及刘过《夜思中原》、、毛珝《甲午江行》、周文璞《剑客行》、赵汝鐩《耕织叹》、叶绍翁《题鄂王墓》、乐雷发《时事》等诗,即皆为其例。这些诗篇,或表达作者对中原沦陷的愤慨,或于国势不振表示担忧,或对民生疾苦予以深切关注等,均因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而可与陆游的《关山月》等作并读。但遗憾的是,在江湖诗派数以千计的诗歌中,类似之作的比例却甚为有限,即其更多的乃是一些“翡翠兰苕”(杜甫《戏为六绝句》语)之类的作品,对此,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已曾指出,其云:“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钞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大概规橅晚唐,调多低下。”又云:“馀多摹拟‘四灵’,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可一慨也。”[21]仅此,即可见出江湖诗派的“翡翠兰苕”诗作之一斑。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即蒙古改国号为“大元”后的第五年,元兵攻入临安,恭帝投降。三年后的公元1279年,逃至厓山(今广东新会)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宣告彻底灭亡。而诗歌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宋、元易代之际的一批诗人,即被称为宋末遗民诗派。据统计,这个诗派的诗人有近400人之多,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则为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杜本等。这个诗派的成员既多,创作亦盛,宗黄羲所谓“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谢翱年谱游录注序》)者,所指即此。而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一文中,亦持有同样的认识:“宋之亡也,其诗称盛。”(《有学集》卷十八)这个诗派中的诗人,实际上是由宋末两大诗人群体所构成,即一为仕宦类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一为隐逸类诗人,如连文凤、东必曾、刘蒙山等。其中,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等仕宦类诗人,则为这个诗派的中坚与劲旅。在面对着蒙元大军压境、宋室崩溃在即的社会现实,他们一方面投身于抗元的战斗行列(如文天祥、谢翱),一方面则以杜甫其人其诗为师学对象,写出了一系列充满着爱国精神与忠义慷慨之气的佳构,如文天祥《正气歌》、《扬子江》、《常州》、《过零丁洋》、《纪事》、《言志》、《使北》、《金陵驿》,汪元量《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醉歌》(10首)等作,即获得了时人与后人的多方面好评,甚至被称誉为“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22]。

  三、理学诗派:道与诗的结合

  赵宋自开国以来,为了对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与强化,除在政治方面强调“正统”外,还分别在思想上强调“道统”,在文学上强调“文统”,而理学家正是以继承孔、孟道统而自居的,所以,其很快就成为了宋代上层建筑(思想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理学”,就是《宋史·道学传》中的“道学”,也即西方学者所称道的“新儒学”,其核心是对“道”、“器”、“性”、“命”等重要哲学命题进行讨论,也即以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宋学”主体特质的学问,一种适应于赵宋王朝统一与发展的学术思潮。因之,在宋代哲学史,便出现了一批专以“理学”为研究对象,并以提升人格与立德成圣为终极旨归的理学家,如“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即皆为当时理学界的闻人。同时,这些理学家又各以其非凡的才华,涉足于文学的相关领域,并在诗歌创作方面颇有建树,以至于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哲理”与“理趣”色彩的优秀之作。于是,由理学家而理学诗,也就有了理学诗派。理学诗派在宋代的诞生与形成,不仅是宋代诗派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其所代表的是理学在赵宋之际的日益兴盛发达,以及理学与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融合。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宋代的理学诗,不仅记录了理学派诗人对于人性、自然、天体、物理等方面的领悟与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扩大了宋诗的题材范围,丰富了宋诗的表现领域,使得繁花似锦的宋诗更加光彩夺目。

  北宋是理学诗派发展的初创期。开北宋理学诗创作先河的诗人,是“以师道明正学”的“宋初三先生”,即孙复、胡瑗、石介三人,而理学派的代表诗人,则为“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二程”中的程颐实际存诗只有6首,故其虽在“五子”之列,而不能称为代表诗人)四人。其中,邵雍又因其《伊川击壤集》(存诗1500馀首)为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理学诗集,而成为了理学诗派的开山祖师。正因此,又有将“宋初三先生”与“北宋五子”合称为“击壤派”(理学诗派之一宗)者。邵雍之诗,由于其“理学”的特质与“理趣”的审美特性等原因,而被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为“邵康节体”,这既是对其理学诗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对“击壤派”的一种最佳认同。理学诗派之诗虽然以表现儒家义理为第一要义,但也不乏平淡清新之作,如邵雍《安乐窝》、《小车吟》、《闲适吟》等诗,以及周敦颐《题春晚》、张载《绝句二首》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理学诗派由北宋而南宋,不仅得到了发展与光大,而且较之北宋更为繁荣昌盛。这一时期重要的理学诗人,主要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此外还有所谓的“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其中,与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朱熹,既是北、南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理学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对此,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已言之甚详。相对于北宋的“击壤派”诗人而言,南宋的理学家诗人除创作了大量的理学诗外(如《全宋诗》著录朱熹诗1300多首,陆九渊诗30首,吕祖谦诗100多首,张栻诗500多首,真德秀诗130多首,魏了翁诗880多首,即可见一斑),还于理学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即编选了理学诗史上的第一部理学诗总集《濂洛风雅》。此书的编选者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凡六卷,共收录了48位理学诗人的约420首理学诗,并附有“濂洛诗派图”,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自“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23]。于是,宋诗史上的“濂洛诗派”与“道学之诗”的称谓,即皆因此而始。而在此之前,理学家真德秀还曾以“理学义理”为标准,编选了一部以诗、文为代表之作的《文章正宗》(凡二十卷,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并于“纲目”之“诗赋”类条下,从理论的角度对“义理”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时人与后人对理学诗中“义理”的认识与把握。

  理学诗派诗人虽然具有道学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且在诗与道的关系上认为道在诗之先,即认为“诗其馀事”(方回《送罗寿可序》),并推出了一批阐说义理的诗篇,但其作为文学史而不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诗歌流派,却更多的是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形象生动鲜明、理趣盎然特点的“亦情亦景”之作。由于受理学诗派的影响,有宋一代的诸多仕宦类诗人,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秦观、苏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叶梦得、赵师秀等,不仅都加入到了这一创作行列,而且还推出了许多充满理趣色彩的哲理诗[24],从而使得宋人在“详唐人之所略”(缪钺《论宋诗》语)方面,更为“充实密栗”。

  四、不同的背景与共同的创作

  一般来说,文学史上的文学流派,主要存在着两种情况,或者说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自觉的文学流派,一种为非自觉的文学流派,前者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后者则主要是由作家“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流派》)因此,又有将后者称之为“特定的文学流派”的。以此为据,可知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宋代11个诗派,基本上都属于前者,即其均属于“自觉的诗歌流派”之列,也就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仅就这一方面言,宋代诗派之于唐代诗派乃是大有区别的,这是因为,唐代的诗派几乎都是由“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一些诗歌派别,如王孟诗派(山水田园诗派)、高岑诗派(边塞诗派)、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即无不如此。由非自觉的诗派向自觉的诗派发展,是诗派渐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自宋代诗派始,文学史上非自觉的诗派即逐渐为自觉的诗派所替代。

  任何诗派的诞生、形成与确立,都是与当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而以上所论及的宋代11个诗派,即无不如此。北宋时期的江西诗派等六个诗派,之所以皆因宗唐而崛起,关键就在于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化学术等大背景,几乎均与李唐关系密切。关于北宋的典章制度与李唐典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至卷一七三之“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等15考,已足资参考。而文化学术方面,仅就对唐人诗文集的整理而言,便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参与编辑整理唐人别集的诗人与学者,主要有柳开、穆修、曾巩、欧阳修、孙仅、苏舜钦、刘敞、王安石、乐史、宋敏求、留元刚、沈侯、王钦臣、王琪、韩琮、王洙、王彦辅、沈晦、赵颜清、洪适、胡如埙等数十人之多,而著名的《唐文粹》、《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唐省试诗集》等以唐人诗文为主的大型文集总集,也编纂于是时。这些事实表明,在北宋期间,一场以诗人、学者为主的对唐人诗文集进行编辑整理的文化之战,即因此正式拉开了大幕。受其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千家注杜”也因此而肇始,而“天下以杜甫为师”的师学局面,则亦因此而形成[25]。正因此,活跃于北宋的各种诗派,其诗人诗作即无不打上了这道“宗唐”的时代烙印,对此,从一部《全宋诗》的前25册(卷—至卷一四八○)中即可准确获知。

  同时,北宋又是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因之,传统的儒学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对外来文化(佛教)与本土文化(道教)中的某些精华因子进行整合之后,以一种全新的哲学思潮面目出现。于是,理学,理学家,理学诗,理学诗派,即皆因此而肇始而诞生,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高潮迭起,蔚为壮观。理学家虽然以研究主体论、心性论、认识论为主,但他们也并非生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一批“哲人”,更何况,他们的理学思想、理学主张也需借助诗歌的形式进行宣扬,所以理学家的很能多诗歌大都是与现实相关联的。以朱熹为例,其集中的《感事书怀十六韵》、《次子有闻捷韵四首》、《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杉木长涧四首》等诗,即皆为诗人关心国家大事与民生疾苦的代表作。如《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凄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声。(其一)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其二)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蜇听雷声。(其三)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其四)”作为步人原韵的组诗,这四首诗写得气势雄健,激情澎湃,不仅和盘托出了诗人对沦陷区人民的关注之情,而且对宋军尽快收复中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仅此即可表明,理学派诗人是并非终日在“道学”中讨生活的。面对着“靖康耻”的社会现实,南宋爱国诗派的诗人们更是首当其冲,创作出了大批悲愤激昂、气壮山河之作;而以文天祥、汪元量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则在国破家亡之际,用其青春与生命写下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诗篇。二者的前后相续,互为呼应,使得“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更具风采与特色。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北宋而南宋的政权变迁之中,导致这两个时期诗派诞生与形成的原因虽然有别,但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对唐人唐诗的推崇与师学。即是说,本节所论及的11个诗派,无论是北宋的江西诗派抑或南宋的爱国诗派、遗民诗派等,宗唐始终贯穿其中,即使如理学诗派也不例外。北宋各诗派的宗唐已如上述。南宋各学诗派在宗唐方面,较之北宋的苏诗派、江西诗派等而言,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过之而无不及,这从南宋爱国诗派的核心为“诗史诗派”,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对“诗史”的极力尊崇与赞赏,以及文天祥于狱中所作《和杜集》200首等文学史事实中,即可获知其大概。理学派诗人如朱熹,不仅力主宗唐,而且特别推尊杜甫诗歌,其《答刘子澄书》中的“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云云,即为明证。不独如此,朱熹还于其诗中多次模仿杜诗的句法,甚至是化用杜甫诗句,对此,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已有专论,读者自可参看。而此,即成为了宋代诸诗派成因中的异中之同。

  注释:

  [1]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第六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172页。

  [2]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27页。

  [4]宋人论唐诗,大致将其分为初唐、盛唐、晚唐三个时期(即所谓的“三唐论”),所以,被宋以后诗论家称之为中唐诗人的贾岛、姚合二人,在宋人的“三唐论”中,即成为了晚唐诗人,也因此而有了“晚唐体”之说。

  [5]关于“九僧”及其诗,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实则不确。对此,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已曾言之,并说:“所谓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也。”可参看。

  [6]方回《送罗寿可诗序》,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7]严羽《浪诗话·诗体》,《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

  [8]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页。

  [9]梁崑《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该书将宋代的诗歌流派分为“一体十派”,即:香山体、晚唐派、西崑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

  [10]吕之振等《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11]苏轼《答程全父推官书》,《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七,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16页。

  [12]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13]王辉斌《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2期。第43页—47页。

  [14]程千帆、徐新雷《两宋文学史》第五章第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1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简斋集》,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349页。

  [16]王辉斌《南宋诗人变唐的历程与特色》,载《长江学术》2009年3期。第20页—28页。

  [17]据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所言,《兵乱后杂诗》共29首,但其却为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所漏收,《瀛奎律髓》则选录了其中的5首。

  [18]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72页。

  [19]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第六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20]关于江湖诗派诗人的具体数量,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认为可考者为138人,较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多整20人。

  [21]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26页、233页。

  [22]程千帆、徐新雷《两宋文学史》第十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页。

  [2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濂洛风雅》,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7页。

  [24]王辉斌《宋金元哲理诗探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期。第34页—40页。

  [25]以上所言,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本文原载《宋金元诗通论》第七章第一节)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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